为什么红领巾飘扬在老年人胸前？——关于老知青逆时向童年的心理与行为考察

韩莹

《为什么红领巾飘扬在老年人胸前?》——关于老知青逆时向童年心理与行为考察

大约有二十多年了吧， 每年六一儿童节前后，当城市公园的鲜花次第开放，总有一道独特的风景引人驻足：一群七八十岁的老人，胸前系着鲜艳的红领巾，齐声唱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六十年前的儿童歌曲。他们不是少先队活动的辅导者，也不是被请来怀旧的嘉宾，而是自发组织自行其乐的聚会者。这一幕，对于不了解其背景的旁观者而言，难免产生困惑：为何一群年逾古稀的老人要做出如此“小儿态”的行为？

要理解这一现象，必须回到这代人的生命历程中去寻找答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知青。粗略估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约有1700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群如今被称为“老知青”的人，其成长轨迹呈现出一种极为罕见的情感结构：少年时期被塑造为最幸福的集体记忆，青年时期则遭遇了最深刻的人生断裂。正是这种“少年幸福—青年苦难”的强烈反差，催生了他们终身固着于童年仪式的文化心理。

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生不同阶段应当有相对平衡的正面体验积累。然而知青一代的经历呈现出典型的“倒U型”情感曲线：童年和少年时期（1950年代至1960年代中期），他们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接受教育，佩戴红领巾、参加少先队活动是充满荣誉感和归属感的集体仪式。彼时的红领巾象征着“革命接班人”的光荣身份，代表着向上、纯洁、有理想的未来图景。这种正面情感的强度在彼时达到了峰值。

而后来的青年时期则成为老知青们生命叙事中的断裂带。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使他们在本该完成学业、初步建立社会身份、探索亲密关系的年龄段，被迫中断了正常的成长路径。上山下乡的知青生话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匮乏，更意味着精神上的放逐。理想与现实的剧烈冲突，劳动与知识的错位安置，长期与家庭与城市文化的分离。这段经历对于许多人而言，构成了难以整合的生命创伤。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在他提出的人生发展八阶段理论中指出，每个人的每个人生阶段都有其核心的心理社会任务。

青少年期（12-18岁）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即回答“我是谁”“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然而，知青一代的自我同一性形成过程被外力强行打断。他们在本该完成同一性建构的年龄，被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缺乏正面反馈的环境。这就导致了一个后果：他们的心理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滞留”在了少年期之前——那个红领巾所象征的、自我形象清晰且积极的阶段。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老知青们永远不过“五四青年节”。五四青年节所代表的“青年”意象是觉醒、反抗、独立思考、投身社会变革。这与他们自身真实的青年经历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裂缝。他们不是没有经历过青年时期，而是那段经历无法被纳入一个值得纪念的正面叙事。

相反，六一儿童节所代表的少年意象是纯真、被保护,有明确的前进方向。这恰恰是老知青们愿意反复重温的生命阶段。老知青们戴着红领巾唱队歌。因为红领巾和队歌红领巾是儿童时期的核心符号。因为这个核心符号承载了两层含义：一是少年时代的幸福记忆，二是那段记忆所包含的确定性和希望感。

从集体记忆的建构角度看，这种现象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选择性的代际叙事”。每个世代都会从自身的经历中提取某些符号和仪式，用以凝聚认同、传递经验。

知青一代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不得不跳过青年时期，直接在少年记忆中寻找叙事的核心资源。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心理代偿：既然青年时期的经验无法被正面叙述，那就用少年时期的符号来覆盖和弥补。

当一代人集体性地将情感投注于童年仪式，是否意味着他们始终未能完成对青年时期创伤的真正整合？ 通过逆时向童年，“重返”和“重演”童年，为那段断裂的生命经验找到一个可承载的象征形式。红领巾聚会就成了老知青们能达到的最好的整合方式。

公园里老年人的的歌声还在飘荡。红领巾也在老年人的胸前飘扬。老人用这样一种方式完成着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他们在重演少年的仪式中，安抚着那个从未真正成为“青年”的自我，确认着那个在动荡岁月中被悬置的身份。这不是老年的退化，而是一种独特的、属于这代人的文化创造。它或许不符合主流社会对“老年应有姿态”的想象，但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段历史的鲜活记忆。

　　我妹妹是个老知青。为了今年六一儿童节的活动，她竟然自己在家做了个少先队队旗。

　　从社会心理学看，知青群体通过反复举行佩戴红领巾、唱少先队歌等仪式，在代际内部建立强烈的“我们感”。这种仪式化行为有三个功能：

一、确认共同的身份边界；

二、对抗主流社会对他们的忽视或误读；

三；将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从而获得情感上的正当性和支持。

红领巾成了一个代际图腾，其力量来源于“我们曾一起经历过”这一事实本身。

　　附：《红领巾飘扬在老年人胸前》

六一儿童节到了,公园里比平日里热闹。不仅是游人和孩子们多了，老年人也多起来。忽地，一处僻静的角落响起了歌声，那声音苍老却唱得认真：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循声望去，见一群老人围坐在老树下。他们都戴着红领巾。那一抹红色映着满头的白发格外触目。有人在指挥，有人打着拍子，有人挥着少先队队旗。歌声不算嘹亮，却有一种执拗的力量。唱完了，一个老先生站起来，用有些颤抖的声音说：“同学们，咱们再唱一遍好不好？”大家笑着应和，又唱了起来。

二十几年了，每年六一儿童节前后，在公园里都会看到这种情景。一群群戴着红领巾的老年人簇拥的队旗，认真地唱着他们十一二岁时唱过的那些歌。

这些老人该是当年的知青了。他们唱的是几十年前的少儿歌曲，过的是几十年前的儿童节。一年里有很多节日和纪念日。老知青们却只守着这一天——六一儿童节。五四青年节是不提的，提起来，怕是要沉默的。

老知青们的少年是在红领巾飘荡的日子里度过的。那时的天很蓝，那时的歌很亮，那时的他们相信，明天的世界会交到他们手上。他们在队旗下宣誓，在课堂上读书，在操场上奔跑。那时的幸福，是完整的、明亮的、无忧无虑的。少年不知愁滋味，大约就是那个样子了。

可是少年总要长大。

后来他们离开了学校离开了家，去了北大荒，去了内蒙，去了云南，去了山西，去了延安……去了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地方。

少年时种下的理想在现实的泥土里慢慢枯萎。他们挥锄头，割麦子，在泥水里滚爬。青春，那段本该最绚烂的岁月，却成了最不愿回忆的时光。所以他们不过“五四”青年节。对于他们来说，那面青春的旗帜太过沉重了。

只有红领巾，是可以戴的。只有六一节，是可以过的。

曾听一位老知青说起过：“我们这代人少年是少年，青年不是青年，中年不像中年，只有到老了，才又回到少年。”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睛望着远方，不知在看什么。

每年的三月开始，各种节日和纪念日接踵而来。学雷锋日、植树节、母亲节、父亲节、五一节、七夕、重阳……年轻人忙着发朋友圈，商家忙着促销，媒体忙着做专题。而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只在日历上圈出6月1日。

一个班的，或者是一个学校的，或者是一个生产队的，各种圈子的老知青们在公园里聚会，戴着红领巾，唱少先队队歌，互相叫着“小张”“小李”“小王”，仿佛还是当年那些在操场上奔跑的孩子。他们的脸上有皱纹了，头发花白了，背有些驼了，可系起红领巾的时候，那神情，竟真的像回到了从前。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呢？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呢？

也许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个时期是愿意永远停留的。对于这些老人来说，那个时期就是少年。那时的幸福，足够温暖后来的所有寒冷。而青年时代的伤痛，他们选择用遗忘来抵抗。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生存的智慧。如果连记忆里都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那长长的一生，该如何走到头呢？

太阳渐渐西斜了，老树的影子拉得很长。公园里的人渐渐少起来。老人们还在唱着，笑着，拍着照片。有人举着当年的黑白照片，让大家辨认谁是谁。一片笑声里，他们又做了一回孩子。

文中图片来自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