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十的早晨

黄菁华，科创奇！

四月初十的早晨

黄菁华

东方既白。五点整，我醒了——这是刻进骨头里的准时，六十四年如一日，不论是在武汉筒子楼的单人床，还是在阳逻厂区的办公室。窗外有鸟叫，细细碎碎的，像谁在轻轻拨弄算盘珠子。空气里有露水的腥甜，还有远处槐花残留的淡淡香气。这是五月末的鄂东，大别山余脉温柔起伏的地方，我的故乡。

今天，农历四月初十。

打开手机，大哥发来一条语音：“细华，生日快乐。”声音有些颤，七十多岁的人了。二姐想必又在包饺子了，二哥应该在光谷的街道走路锻炼身体。父亲走了十三年，母亲也离开二十六年了。可每到今天，我总觉得他们还坐在堂屋里，父亲翻着他的《幼学琼林》，母亲围着围裙在灶台边忙进忙出。

母亲当年请算命先生给我取名，那先生掐着指头说：这孩子五行木盛火旺，缺金，要土助。但又忌金太多，所以用了个“细”字——细，有丝旁带点金的意思，却又细细的，不多。母亲不懂这些，她只是觉得“细华”好听，叫着亲切。多少年后，我查了“细”字的甲骨文，原来是“田间丝线般的流水”。我愣在那里——田间的细流，不就是滋养万物的么？不就是柔中带刚的么？一个名字，仿佛预埋了我一生的伏笔。

七岁，我背着母亲缝的布书包去村小。学校在祠堂里，黑板上方挂着毛主席像。我是班上最小的，坐第一排，脚够不着地，晃来晃去。教语文的陈老师是下放知青，他摸着我的头说：“这伢眼睛亮，读得进书。”

十二岁到村办中学读初中。那时要走三里田埂路，雨天泥没脚踝，我就赤脚走，把鞋提在手里。到了学校前的池塘边洗干净脚，穿上鞋进教室。脚下是生疼的石子路，头顶是晃晃悠悠的斗笠，书包里是红薯当午饭。三里的路，走出了田埂的诗，走出了泥泞的词，走出了池塘边的句子。我不知道，那些赤脚踩过的泥巴，后来都变成了我发明专利里的配方；那些被雨水打湿的课本，后来都变成了国家标准的条文。

1977年，我到乡办中学读初中。说是初中，其实就是陈氏祠堂。1979年考入县第二中学，离家五十里。五十里山路啊，星期六下午走回家，星期天下午走回学校。那时我十五岁，肩膀上勒着米和菜，脚板上磨着血泡。路上渴了喝井水，饿了啃冷苕。走到一半，有个叫锦屏山的地方，我总要在山顶的石头上坐一坐。山下是层层梯田，远处是炊烟袅袅的村庄。我坐在那里想：山那边是什么？是县城。县城那边呢？是武汉。武汉那边呢？

后来找关系转学到离家近的县三中。这一转，转出了高考的门槛，转出了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

考上武汉的学校，毕业后留校。端上了铁饭碗，可我心里总觉得少点什么。少什么呢？我说不上来。那时候我常一个人在长江边坐，看江水东去，浩浩荡荡。江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江面上有船，有的逆水而上，突突突地吼着，船头犁开白浪；有的顺流而下，悄无声息地滑过。我突然想：我要做逆水的船——哪怕慢，哪怕累，也要往上走。

于是我主动要求调到武汉市国营五交化公司。从讲台到柜台，很多人不理解。我没解释。我只是觉得，我不能一辈子站在讲台上讲别人的人生，我要去走自己的人生。

1999年，下岗。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回家，沿路音像店里放着刘欢的歌：“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我停下车，在路边听完。那时候我三十六岁，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妻子没有埋怨，只说了一句：“你想做就去做吧。”

我创办了武汉美华涂料公司，生产建筑涂料和防水材料。为什么叫“美华”？美丽中华，也美好年华。我把公司开在姑嫂树那边，租了几间厂房，买了几口大缸，请了两个工人。自己既是老板又是伙计，既是技术员又是销售员。刚开始的几个月，我骑着那辆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涂料桶，满武汉跑工地。晒得黑黢黢的，被人当成民工。

后来公司上了轨道，我把大哥接来经营。大哥比我大十岁，在县建筑公司当会计。我教他认配方、看账本。他学得慢，但认真，每天最早到厂，最晚走。现在想想，能把亲手创办的企业交给亲大哥，这是多大的福气。

2003年，我成立武汉德丽宝公司，转向建筑节能材料的研究和生产。这一次不是“下海”了，是“登山”。我请来大学教授做顾问，招了几个研究生，建了实验室。研发节能材料不容易，有时候一个配方要试几百次。实验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透过窗户，能看到远处的万家灯火。我想，我们做的每一块保温板，都连着某一个家庭的温暖。

再后来，公司成了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有了二十多项发明专利。每次拿到专利证书，我都会想起父亲——那个读了七年私塾的农民，那个教我写毛笔字、教我打算盘的人。他要是还在，该多高兴。

2009年，我唱着“故乡的故乡”回到阳逻，整体收购金台棉纺厂。那是个破败的厂子，荒草齐腰，厂房漏雨。我站在荒草里，看那些被遗弃的纺织机，铁锈斑斑，像一堆废铁。可我看的不是废铁，我看的是车间、是生产线、是来来往往的工人。

我投资几千万，建成了阳逻第一条年产建筑节能内外墙防火板生产线，还有年产30万吨干粉砂浆生产线。同时成立了湖北科创奇纳米科技有限公司，用工业固体废物做原料，生产道路基层材料。

这一做，就做出了几个“中国第一”——第一段大掺量磷石膏道路基层、第一段大掺量铁尾砂道路基层、第一段大掺量粉煤灰道路基层、第一段大掺量赤泥道路基层。

这些名字，外行人听着生僻，内行人知道分量。磷石膏、铁尾砂、粉煤灰、赤泥——这些都是工业固废，以前要么堆在那里占地方，要么排到河里污染环境。我们把它变成了筑路的材料，变废为宝。在云南、贵州、湖北、山东、内蒙古，在一带一路的印度尼西亚、几内亚、刚果（金）、蒙古，都有我们的产品在路上铺着。

我做这些，不全是为了赚钱。

小时候赤脚走山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我就想：要是有一条好路该多好。后来真的修路了，柏油的、水泥的，车好走了，人好走了，可我总觉得还少了点什么。少了什么呢？少的是土地的呼吸。传统的筑路材料，水泥也好，沥青也好，都是把土地封死了，水渗不下去，空气透不进去。我们用地聚合物技术做的材料，能让水呼吸，能让空气呼吸，能让土地呼吸。

你看，小时候那个赤脚走泥路的伢，六十四岁了还在研究路。从泥巴路到柏油路，再到会呼吸的路——我这一辈子，都在路上。

2026年，我的散文《大地的诗行》得了全国一等奖。评委说我的文字有“泥土的芬芳和工业的筋骨”。我笑了。这就是我啊，一个从泥土里长出来、在工业里泡了半辈子的人。

第一部散文集《一路风景一路歌》正在出版社校稿。编辑问我写序，我迟迟没有动笔。千言万语，从何说起？从祠堂里晃着脚够不着地的那个伢说起？从锦屏山顶坐在石头上看远方的少年说起？从长江边看逆水船的那个青年说起？还是从荒草齐腰的废弃棉纺厂说起？

太阳升高了，金色的光漫过窗棂，照亮了桌上那摞专利证书，也照亮了墙上的奖状。光影交错间，我仿佛看见了父亲在田里劳作的身影。他把汗水洒进土里，把希望种进土里，然后等着一株一株的庄稼长出来。我也是种地的人——只是我种的，是专利，是标准，是一条条会呼吸的路。

今天是我的生日。六十四年前的今天，母亲生下了我，算命先生说我这辈子要土助。六十四年过去了，我明白了——土不只是脚下的路，更是心里的根。这个根扎在鄂东那个秀美的小村，扎在父亲的书本里，扎在母亲的善良里，扎在故乡的每一条田埂、每一道山梁里。

窗外又有鸟叫，这次听得真切了——是斑鸠，“咕咕—咕”，叫一阵停一阵，像在数着什么。是在数我走过的路么？五十里山路，两千里创业路，万里一带一路——哪一条路没有故乡的土？

四月初十的早晨，阳光正好。我推开窗，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泥土的气息，有故乡的味道。

六十四年，从田埂到专利，从赤脚到一带一路，从锦屏山顶的石头上，坐着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把目光投向山那边。

山那边，是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