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室(三)——春秋战国时期

刘海影

“古代中国陈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它以王朝更替为主要脉络，分为远古时期、夏商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夏金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八个部分。该陈列以古代珍贵文物为主要见证，较为全面地展示了古代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活以及中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状况，突出展现了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发展特点和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展现了中华民族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伟大贡献。

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室(一)——远古时期

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室(二)——夏商西周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约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

春秋战国时期，西周以来的礼制分崩离析，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学术思想百花齐放。民族间相互融合，华夏民族主体形成，整个社会在征战兼并中逐步走向统一。

一、大国争霸和七雄并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活跃、民族融合、政治大变革的阶段。春秋时期的大国争霸，给西周以来的政治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战国七雄的兼并征战，促使地区间政治经济趋于平衡，统一的趋势日渐显现，为秦王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奠定了基础。

“鲍子”青铜镈

春秋晚期·齐

传1870年山西荣河县后土祠（今万荣县宝鼎乡庙前村）出土

这件铜镈为镂空双兽噬龙钮，两兽相背，后肢相对，两尾相接。乳钉形枚，篆部和鼓部饰简化了的缠绕龙纹。上述纹饰特征在山东春秋中晚期同类器物中较为常见。

镈(bó)是一种形制接近于钟的古代大型单体打击乐器，通常用青铜铸造，盛行于东周时代。它的取名很有意思，镈字从金从尃，尃亦声。"尃"意为"展示花样"。"金"与"尃"联合起来就表示，它是一件"铸刻有花纹图案的钟"。而一般的钟器身外表光滑，没有任何纹样。镈不像钟口呈弧状，其形状通常是平口，器身横截面为椭圆形，造型类似于钟，是金制钟类乐器中的“巨人”，器形巨大，与钟相比更为扁平，有钮可悬挂，可特悬（单独悬挂）在钟悬上，因此又称‘特钟’。演奏时，用木槌或石锤敲击镈的正面，连连撞击，发出的声音深沉、悠长。镈在古代中国音乐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古代乐队中的重要乐器之一。按史籍记载，它声如大钟洪亮悠扬，是用来指挥乐队，控制整体节奏的乐器。镈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镈的制造和演奏技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古代，镈不仅是音乐表演的乐器，还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常用于宫廷、宗教仪式等场合。商周盛行青铜器，而青铜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便是以“钟”和“镈”为代表。

镈是一种古代青铜打击乐器，也是王侯貴族用来象征其地位和财富的重要礼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流行。其有钮可悬挂，也被称为平口钟，最早见于商代晚期，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其典型特征为平口底缘、顶置龙形钮（象征权力与神性），体形较大，音色浑厚低沉。它常与编钟（如甬钟、钮钟）组成“编镈”或“编钟组合”，用于宫廷祭祀、宴飨等礼仪场合，是周代礼乐制度的物质体现。

早期的鎛体四面各有一道垂直的扉棱，或两侧带有鸟、虎等纹饰组成的扉棱。先秦时期有特鎛与编鎛之分。特鎛为大型单个打击乐器，一般只能发出一到两个音，而且声音浑厚，贵族在宴飨或祭祀时，常将它同编钟、编罄相配合，作为节奏性的乐器使用，用来加强乐曲的重拍和主音；编鎛有大型和小型，用以演奏乐曲或伴奏。自春秋以后，鎛的扉棱逐渐消失，形体也渐小，小型编鎛逐渐流行而与编钟相抗衡。约自唐宋以来，不少编钟逐渐改取鎛的形制，遂致钟鎛不分，鎛名亡而实存，而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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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博的解说上说，这件镈是春秋晚期齐国鲍氏家族名为鲍子的人铸造而成的，他是齐国政治家鲍叔牙的孙子。鲍叔牙因辅佐齐桓公，举荐管仲有功面被封赏，鲍家子孙也因此世代享受齐国的厚待。

鲍叔即是文献中鲍叔牙，鲍叔牙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大夫，他是齐桓公登大位前最得力的辅佐，他和管仲共同辅佐齐桓公，从而使齐国一跃成为天下第一强国，齐桓公也因此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国博的官网上则说想，这件镈的主人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素令（注：'左素右命'合一字，(素命)读作l ing，因无法从计算机中打出，故而写作素令二字），故学术界将此器径称为“(素命)镈”。然而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例如，被视作名字的“(素命)”字有两处，均被古人刮去，残迹不足以看出字形（之前人们 根据该处残迹的释读属于猜测）；而铭文中还有一个完整的“(素命)”字，却是副词，用以修饰动词，即“万年(素命)保其身”的。因此，根据铭文，我们只知道作器者是鲍叔的某一代子孙、齐仲之子，即鲍子某，而无法确认其私名。故，我们将器物按照最新研究成果更名为“鲍子”青铜镈。

镈表面铭刻174字，追述了器主的先祖，鲍子的祖父鲍叔牙有功于齐，齐侯赐予鲍家封邑的荣耀大事，勉励自己要奋发努力；同时也祭祀自己的各位先人，乞求先祖保佑鲍家子孙健康长寿；乞求齐国国运昌盛，福泽万年。

这件器的铸造者是齐桓公时期名臣鲍叔牙的后人，在铭文中还提及祖先鲍叔“劳于齐邦”并获赐封地的史事，可补《左传》之阙。镈铭结体方正，呈现典型的齐国铭文特征。

“鲍子”镈长期被称作素令镈，是因为铭文中国出现了素令（注：两字应合为一字）一字，一开始学术界认为这个素令就是该镈的主人，说他是鲍叔的孙子，名字叫“素令”，可是后来许多学者进一步的研究后，提出质疑，认为素令这一个字是副词，用以修饰动词，即“万年素令保其身”的“素令”，故而现在博物馆根据铭文的最新研究成果，把该镈器更名为“鲍子”青铜镈，可以确定的是该器的作者是鲍叔的某一代子孙、齐仲之子，并不能确定器主的真正名字，虽然不能确定该镈器的主人的真正名字，但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是我们应该提倡的，

“洹子孟姜”青铜壶

春秋·齐

青铜壶是一种酒器，是主要用于祭祀的礼器。该器物于清中叶出土，现存甲乙两件，分别藏于上海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件青铜壶长颈鼓腹，腹部最大径偏下，双兽耳衔环，圈足。双耳上饰扁角龙首，垂环饰重环纹；颈部有波带纹和窃曲纹，腹饰两重波带纹，足饰夔纹。

齐国是周初分封诸侯中地位最显要的异姓大国。齐地原为东夷之地，姜太公封于齐以后，“因其俗，简其礼”，大大简化了周朝制定的君臣之礼，以适应东夷地区的习俗。

对壶铭的考释，清末孙诒让考证此器为田洹子之妻孟姜丧终时所作，是春秋晚期的器物，这种观点得到郭沫若、杨树达等先生的支持。李学勤先生通过对器型、铭文和史料的对照分析，提出此壶的作器者为齐襄公，年代定在公元前694年，属于春秋早期的器物。

其通高22.1厘米，口径13.4厘米，腹部的最大径偏下，双兽耳呈衔环状，下有圈足。青铜壶的整体造型庄重典雅，细节处却暗藏玄机。两侧双兽耳衔环的耳部装饰有扁角的龙首，垂环上还刻有重环纹饰，象征着神权与王权的交融。 壶的颈部以波带纹与窃曲纹进行勾勒，腹部的两重波带纹如浪潮翻涌，足部的夔龙纹更是张牙舞爪，这些纹饰不仅是艺术的表达，更是对齐国“简其俗因其礼”政策的呼应，暗合着东夷文化与周礼的相互碰撞。 这件“洹子孟姜”青铜壶并非是普通的酒器，而是祭祀与权力象征的礼器。

“洹子孟姜”青铜壶铭文

这件铜壶颈部内壁有铭文19行共142字，记叙了齐侯的女儿洹子孟姜家里有丧事，齐候自愿服丧，但是有些环节不合当时的礼制，所以他派人到王都，通过管理礼制的大宗伯向周天子请示，得到许可。齐侯服丧，要求齐国民众在服丧期间不许有娱乐活动。为研究春秋时期宗法制度与青铜礼器文化提供了重要物证。

颈部内壁142字铭文包含三大内容：

1. 记录齐侯为田洹子之父请示周王室制定服丧期限的完整过程

2. 详细罗列祭祀典礼所用礼器组合，包括璧玉、鼓钟、鼎等器物配置

3. 镌刻祈求"万寿无疆"的祝辞及家族世系信息。学界对铭文涉及的服丧制度存在不同解读，部分学者认为反映了齐国田氏家族崛起前的权力诉求。

作为春秋晚期"礼崩乐坏"时期的典型器物，该壶铭文实证了三个历史维度：

1. 周王室在诸侯国重大礼仪活动中仍保有名义裁决权

2. 齐国贵族通过铭文记载强化家族政治地位

3. 青铜礼器从单纯祭器向家族权力象征物演变。器身纹样中神兽纹与波曲纹的组合，印证了青铜艺术从宗教性向装饰性的转型趋势。

这件异常珍贵的国宝级历史文物“洹子孟姜”青铜壶的传奇始于清代中期，它最初作为民间的旧藏器物悄然现世，却因其独特的铭文与造型，迅速吸引了阮元和陈庆镛以及龚自珍等金石大家的关注。 它虽无明确出土的记录，但其流传的脉络却非常清晰，曾辗转于阮元和曹载奎等收藏家之手，最终由晚清的收藏家吴云收藏。

铭文的真相是一场颠覆周礼的政治博弈，田洹子是史书中记载的田无宇，他是田氏家族的核心人物，田洹子的父亲去世后。齐侯竟然自愿为其服丧，并派使臣请示了周天子，获周天子批准后还下令齐国全境禁止娱乐。

铭文中记载的事件表明，它诞生于一场打破礼制的丧葬仪式，是齐侯向周天子“请示”服丧的物证，更是齐国田氏家族崛起的标志。从表面上看，这是齐侯对姻亲的“破格哀悼”，实则暴露了当时的田氏家族已经掌控了齐国的实权，一国之君为臣子服丧，这严重违背了周礼的等级制度，暗示着田氏家族的势力凌驾于了姜姓的齐侯之上。铭文如同一份“权力交接的宣言”，为后来的“田氏代齐”埋下了伏笔。

“齐侯子行”青铜匜(yí)

春秋·齐

1977年山东临朐出土

此器是齐侯之子行所作。这件匜的器身呈弧瓢形，前有长流，后有屈兽为鋬，兽口衔器沿，尾卷起， 兽身饰重环纹，器下有四兽足，兽头顶器底，卷尾触地。口沿外壁饰窃曲纹，腹部饰瓦纹，匜底内铸铭文：齐侯子行乍(作)其宝也(匜)，子孙永宝用享。有学者考证，齐侯子行即齐前庄公。

“秦公”青铜簋(gui)

春秋・秦

传1921年甘肃天水出土

青铜簋是盛食器，一般是用作祭祀的礼器。这件青铜簋双耳，有盖，圈足外撇。盖边缘及器口下饰勾连形蟠螭纹，腹部饰瓦纹；双耳有兽首装饰；圈足饰波带纹。

春秋秦公簋铭文是先墨书、后契刻模型、再翻范铸造而成，开创了中国早期活字模之先导。纹饰制模时已使用可连续反复压印的印版，铭文制作亦使用了方块印模法，制字模时一一打就，字字连续印成，然后浇铸。

秦，嬴姓，其祖先因擅长养马，被周孝王封于秦邑，周宣王时，秦庄公大破西戎，兼犬丘之地，被封为西垂大夫，其子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秦德公时迁都雍（今陕西凤翔）。秦穆公时与晋联姻，并助晋公子夷吾（晋惠公）复国，在与晋国的交往中恩威并施，使晋国屈服，秦国开始向东发展，为日后走向强盛奠定了基础。

关于“秦公”青铜簋制作年代，近百年来一直有多种学术观点。王国维先生认为此器作于秦徙雍以后，用于供奉西垂陵庙；郭沫若先生、陈昭容先生认为是秦景公时器；李学勤先生从器型、铭文、字体等方面考证认为是秦穆公时器。目前大多学者采用秦景公作器的观点。

1917年，春秋秦公簋出土于甘肃省礼县红河乡西垂宗庙遗址王家东台的一个青铜器窖藏，被关中一名张姓古董商收购，贩运至省城兰州，因无识者，流传至南关商肆，用作厨中端盛残浆。后有识者发现非普通古物，以高价收购。

1919年，春秋秦公簋为甘肃都督张广建以权挟势，占为己有。张广建离开甘肃时将此物带至天津。

1935年，张广建的后人以两千多元卖给北平书法家、收藏家冯恕。

1950年，冯恕的子女将其捐献给国家，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

1959年，春秋秦公簋被移交到新建成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2003年，春秋秦公簋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03年，中国邮政发行《东周青铜器》邮票，全套8枚，其中第二枚主图即为秦公簋。

这件簋盖内有铭文54字、器内有铭文51字，共105字，字体与石鼓文颇为相近。记述了秦国的祖先已建都12代，作器者要继承前辈事业，永保四方土地。另外器盖还有秦汉时期后刻的铭文各8字，记录了此簋在秦汉时为西县官物，曾被当作容器使用。

铭文字体规整严谨，疏密有致，静穆大方，有其独特的风格。春秋秦公簋铭文直接影响了秦篆的产生和发展。秦公簋铭文与秦公钟铭文、石鼓文一起，为秦始皇时期秦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也对后来篆书及其他书体的创造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鸟形青铜匜 (Yi)

春秋・燕

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

这件青铜匜流部呈鸟首形，上有眼、冠、耳，上喙可开合；匜身呈横椭圆形，圜底，下承三个细高的兽蹄足，后有鸟首“S”形鋬。流部鸟首饰鳞纹，并有一道凸箍，口缘下饰一周纹，腹部饰横鳞纹，匜内底饰鸟纹。

此青铜匜形制较特殊，是燕国典型的代表性器物。其造型精巧美观，既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是财富和国力的象征。与其形制相近的还见于河北灵寿西岔头和唐县北城子等地，地域特征鲜明。

“王子午”青铜鼎(附匕)

春秋·楚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

这件青铜鼎平底、束腰、外撇耳，有盖。腹部外围有六条镂空的怪兽附加装饰。铜鼎腹内及盖内有鸟篆书铭文，盖铭4字，器铭84字，作器者为王子午。内容主要是王子午叙说自己的德政，同时上祭祖先，下为子孙祈福。

王子午系敢于”问鼎中原”的楚庄王之子，又名子庚，颇有战功，楚共王时他为司马，在吴国入侵楚国时曾率楚军大败吴师。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继任令尹(相当于后世的丞相、宰相)，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病卒。楚国开始在今湖北西部建都，后迁都于郢。春秋时不断与晋国争霸，楚庄王曾为霸主。

王子午鼎是春秋晚期楚国王族铸造的礼器，当时，出土的王子午鼎共有七件，它们造型与纹饰完全相同，由大到小依次排列，这样的排列形式被称为“列鼎”。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只王子午鼎是七件列鼎中最大的。又因为铭文中有确切的人名和地名，所以也是研究楚文化的标准器。其铸造使用了当时先进的铸焊技术，焊料合金的含锡量达98.23%，硬度很高，保证了各连接点结实牢固。这件鼎的铸造工艺极其复杂，涵盖了当时先进的焊接技术和失蜡铸造技术。

“王子午”青铜鼎整体曲线造型一改商周青铜鼎硬朗的风格，使厚重的青铜鼎尽显柔美。其铸造使用了当时先进的焊接技术和失蜡铸造技术。先以失蜡法铸出6条立体龙形怪兽的兽身、兽角、腰饰、尾饰四部分，在相应的连接点预先铸出连接孔和榫头，然后注入焊料连接。怪兽、鼎足与器身的结合也使用了铸焊工艺。

鼎形审美：“楚王好细腰”

在中国古代，鼎居青铜礼器之首。在传统的形制中，有两种鼎：一种是方鼎，为平底，如著名的后母戊大方鼎、大禾方鼎、兽面乳钉纹铜方鼎等；另一种是圆鼎，圆鼎的器身一般采用与缶、罐、盂等器相类似的圆底，如大克鼎、大盂鼎、子龙鼎、毛公鼎等。

有趣的是，王子午鼎虽为圆形鼎，但它的底部却是平的。更奇特的是，一般我们所见的圆鼎，腰部浑圆外凸，王子午鼎却是束腰收腹，腰部好像被一条腰带紧紧地扎起来似的。

是什么让楚国的鼎与其它地方的鼎形状如此迥然不同呢?

据《史记》记载，楚灵王非常喜欢腰身纤细的人，而对肚大腰圆的人极为反感。楚国的官员为了迎合楚灵王奇怪的癖好，都普遍节食减肥。从此也就有了“楚王好细腰，国中多饿人”的典故，人们也把女子纤细的腰，称为“楚腰”。

王子午鼎平底、束腰的这一变化，与楚人独特的审美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楚人把对细腰的偏爱应用到青铜礼器的铸造上，所以才有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束腰平底的王子午鼎。

王子午鼎，把优美柔和的圆弧线作为主结构，腹底由圆而变平，与外撇耳、蹄形足和内收的鼎腹等部位形成对比，刚柔相济，王子午鼎的造型具有与众不同的节奏感和韵律美。

器铭释文:

唯正月初吉丁

亥，王子午择

其吉金，自作肆

彝酬鼎，用享以

孝于我皇祖文

考，用析眉寿，

温恭麸(舒)迟，畏忌

翼翼，敬厥盟祀，永

受其福。余不畏

不差，惠于政德,

淑于威仪，简简单单。

命(令)尹子庚，緊民

之所亟，万年无

期，子孙是制。

器内铭文使用的是华丽的鸟篆体。鸟篆是一种美术字体，大致起源于春秋时期，在楚、吴、越、蔡等南方诸国流行，是中国人把汉字艺术化的开始，一般在兵器上的简短铭文中使用，像该器这样长篇的铭文中使用鸟篆体十分罕见。王子午鼎上篆刻的鸟虫书，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字体之一，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古代篆书独特的艺术魅力。

鸟篆体属于金文里的一种特殊字体，这种字体以鸟形或虫形作为字体的装饰，是文字上附带有鸟形纹饰的造型，使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鸟、虫形只作为装饰，并没有改变字义。

王子午鼎的铭文就是以鸟书和虫书两种字体相互穿插、融合书写的，鸟书和虫书两者都是以篆书为基础演变而成的，也被称为中国最早的“美术字”，已成为一种独特的书法艺术。

青铜盏

春秋·楚

1978年河南淅川下寺1号楚墓出土

铜盏是盛饭器，又称“盆腹敦”，是一种腹部如盆状的敦，与器盖相同扣合而成的圆形敦有所区别，但实际功能相同。敦和盏都是进入春秋以后才出现的食器，与西周时期的盂相似。这件铜盏最精美的地方是盖柄和器下三足,皆有复杂的镂空装饰，玲珑剔透，铸造工艺精湛，可能是比较早采用失蜡法铸造的器物。

“吴王光”青铜鉴

春秋·吴

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

1955年，安徽寿县西门内发现一座春秋时期古墓葬，出土各类青铜器486件(另有金饰12件、玉器51件)，其中，有铭文的青铜器约60件。经过考古人员的仔细清理和古文字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推定墓主人为春秋晚期的蔡昭侯申。在这些文物中，两件青铜鉴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根据青铜鉴的铭文可知，它们乃吴王光为其女所作的陪嫁之物，反映了吴蔡两国联姻的历史，因此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器腹内有铭文八行52字，记载此器是吴王光(即吴王阖间)为其女叔姬所作的陪嫁器，反映了吴蔡两国为政治需要而联姻的史实。对于研究春秋时期诸侯国关系具有重要价值。此鉴出土共有两件，形制、纹饰、铭文均相同，另一件藏于安徽博物院。

此鉴直口，方唇，折沿，束颈，深鼓腹，平底。颈部两侧有兽首衔环耳。器口、颈和上腹饰蟠虺纹，下腹饰以垂叶，内饰蟠虺纹。

这个吴王光不是一般人物，他就是荀子认证过的春秋五霸之一——吴王阖闾，即被“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打败的吴王夫差的爸爸。“败家”的夫差在史书中出场不久能横扫越国，替父报仇，走上人生巅峰，主要靠的还是霸主父亲留下的强大基业。吴王阖闾派著名刺客专诸刺杀吴王僚，夺取了吴国王位；任用楚国人伍子胥为相，以《孙子兵法》作者、大军事家孙武为将，确立先攻楚国、再服越国的争霸战略，频频攻楚于江淮之间大别山以东地区。在吴王阖闾的统治之下吴国逐渐强大起来。

吴王光鉴反映了一段吴、蔡两国交往的历史。春秋中期，楚国崛起问鼎中原。吴王阖闾一生中最大的敌人是楚国，而吴国的邻居蔡国当时在楚国的控制之下，蔡国国君蔡昭侯想摆脱楚国的控制，而吴王阖闾也想打败楚国，于是吴王阖闾向蔡昭侯主动提出联合对付楚国，为了巩固双方的联盟，吴王阖闾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叔姬嫁到蔡国。在蔡国和其他小国的支持下，吴国终于打败了楚国，并且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吴王阖闾下令把在战争中收集到的部分战利品用来铸造一对青铜鉴，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吴王光鉴。吴王阖闾把青铜鉴送给了女儿叔姬。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先生结合“吴王光编钟”铭文内容研究分析，推定“吴王光鉴”的铸造时间为吴王光十年(公元前505年)。吴王阖闾九年（前506年），吴、蔡、唐以同姓缔结联盟， 吴军在孙武、伍子胥率领下，从淮水流域西攻到汉水，从汗水打到柏举，五战五胜，攻克楚国郢都。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柏举之战”。第二年，他将女儿叔姬寺吁嫁给盟友蔡昭侯，以进一步巩固吴蔡联盟。此青铜鉴就是吴王光嫁女的陪嫁物。后楚臣申包胥入秦乞师，才使秦出兵助楚复国。

“叔姬”这两个字是一个称呼，不是名字。在古代家庭，兄弟或姊妹的排行依次为孟、仲、叔、季等，所以叔姬就是姬家三姑娘，这里的“姬”是这位吴王闺女的姓氏。

吴国与蔡国都是姬姓，按当时的周礼，同姓不能通婚，在《国语》中记载：“同姓不婚，恶不殖也。”但是吴王为了与蔡国联姻，却要打破延续已久的礼制，破坏了同姓不婚的禁律，也是礼崩乐坏的表现。吴王的内心是不是为此挣扎过？春秋时期的婚嫁，送青铜是大礼，但是送“鉴”，一面镜子，一件冰器，或许有叮咛的意里在里面，今天来之不易，叔姬要珍惜。

鉴是一种重要的水器，或无耳，或有两耳、四耳。它是一种大号的盆，可以盛水以洗浴，可以贮水藉以照面，此外还可以装冰，即《周礼》所说的冰鉴。鉴字的本义就有明鉴、照面的意思，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的书名用的就是这个意思。

吴王光鉴在出土时，里面还配有一个圆形的壶和一个勺。这个圆肚子的青铜壶被称为圆形尊缶，用于盛酒；而这个勺被称为匜形勺，用于舀酒和倒酒。三种器物配合使用时，我们将其称为“鉴缶”。古人先在尊缶里倒入酒浆放入鉴内，然后用麻绳将尊缶腹部外侧的四个提环耳与鉴内部的四个青铜环紧紧系在一起，将其牢牢固定在青铜鉴中。然后将冰块砸碎，倒入尊缶和鉴之间的空隙内，给酒浆降温。因此，即使是盛夏时节，也能享受到甘甜的冰酒。到了冬天，鉴内放满热水，还可以用来温酒。取酒的时候，一般使用匜形勺从尊缶内部舀取，倒入饮酒的精美器皿里。因而，吴王光鉴也被誉为“最古老的冰箱”。

吴王光鉴的腹部内壁有8行52字的铭文，铭文全文为——

“隹王五月，既字白期，吉日初庚。吴王光择其吉金——玄矿、白矿，以作叔姬寺吁宗彝荐鉴。用享用孝，眉寿无疆。往已叔姬，虔敬乃后，子孙勿忘。”

这段话的大意是：五月月霸已生之期第一个逢庚的吉日，吴王光拣选了上等的铜及铅、锡，用来为叔姬寺吁制作宗庙祭祀用的礼器铜鉴，用以祭祀孝敬祖先神明，祈求长寿无疆。去吧叔姬！虔诚地恭敬你的君主，子子孙孙都不要忘记。

从鉴内部的铭文可以看出，这段话记录了吴王光鉴制作的时间、材料、制作缘由等，吴王光十分重视这次吴蔡联姻，择吉日精选上好的铜料来为叔姬寺吁制作宗庙祭祀用的礼器铜鉴，最后一句是吴王阖闾对女儿叔姬寺吁的叮嘱，要她恭敬自己的君主，子子孙孙都不要忘记，可谓语重深长。其用词切切，情深绵长，含着一丝不舍在其中，即使跨越两千多年，依然令人动容。

吴王光鉴”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冰箱，蕴含着古人的千年智慧，承载着一段烽火岁月，也寄托着着一位老父亲嫁女的依依情怀。

“吴王夫差”青铜鉴

春秋·吴

传河南省辉县琉璃淘出土

鉴为盛水器，盛行于春秋时期，可用于盛水照面或冰镇食物。体形巨大的鉴还多用作礼器或陈设器。此器敞口，方唇，折沿，束颈，深鼓腹，平底。颈部两侧有兽首衔双环耳，两耳间的口沿装饰有浮雕伏虎，虎弓身曲体攀在器口作探头状。器身装饰有三道繁密的蟠虺纹，最下饰三角纹，内饰蟠虺纹。

腹内铸有铭文2行12字，记载吴王夫差(吴王光之子)用青铜作此鉴。

春秋后期吴国国力开始强盛。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一度攻破楚国，其子吴王夫差又曾战胜越国，迫使越王勾践屈服求和，并北上与晋国争霸。公元前473年，反被越国所灭，夫差自尽。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出土3件吴王夫差鉴，1件现藏国家博物馆，口径略小，另外2件现藏上海博物馆，而且鉴面上还有衔环兽耳与伏虎。国博这件铭文没有“攻”。 是目前唯一件12字的，一般情况这属于铸造遗漏，可见工匠并不认识，或者至少铸造出来无关大雅，瑕疵可以忽略。上海博物馆所藏一件来源特殊，系原馆长马承源在香港发现，因审批复杂，由友人何鸿章出资购得并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故宫博物院从河南收购的青铜吴王夫差鉴残片上面也有类似的铭文内容，这些青铜鉴应该是吴国宫廷重器，或是以外交礼物或者战利品的形式流亡到其他诸侯国的。

1994年，在山西太原金胜村M673墓地又出土2件，现藏于山西博物院，乃吴王御造御用之鉴，应是作为外交礼物流落晋地的，它是吴晋交流的重要物证。

此外，在清朝同治年间，山西代县蒙王村的夏屋山出土了1件吴王夫差鉴，高40厘米，口径70.6厘米，铸有13字铭文：“攻吴王夫差择其吉金自作御鉴”，但其去向不明，有的说已流失海外，目前仅在北京图书馆存有它的拓片。

上:青铜剑

春秋·楚

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中: “吴王夫差”青铜剑

春秋·吴

传1935年安徽寿县出土

下: “吴王光”青铜剑

春秋·吴

1964年山西原平出土

上面这把望山楚墓青铜剑是古代中国展出的三把青铜剑中唯一没有铭文的，但同样弥足珍贵。它和越王勾践剑同出望山一号楚墓，体型略小但工艺高度相通，尤其是剑身上的菱形暗格，很有可能是墓主悼固随身佩戴的礼仪用剑。相比越王勾践剑真容的难以瞻仰，来国博欣赏这柄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下面这把剑为吴王光(即吴王阖闾)自作用器。

中间这件铜剑剑身中间隆脊有棱，近镡处有篆书铭文10字“攻傭(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

早在1935年，安徽寿县曾发现一把吴王夫差剑，剑长58.9厘米，宽5.3厘米。这把宝剑曾经被著名古文字学家、古器物学家于省吾先生收藏，后来于省吾先生将此剑捐赠给国家，现收藏于国家博物馆。

吴国，姬姓，是周太王之子泰伯后人的封地，周武王时周章始封，都吴(今江苏苏州)，历12代王，公元前473 年，被越国所灭。吴国最强大的时期在春秋晚期，曾经短时期称霸中原，而吴王夫差正是吴国最强大时期的国君。 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吴王夫差兴兵击败越国。勾践求和，吴王接受。前484年，夫差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南）之战中全歼十万齐军。前482年，夫差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诸侯，与晋争霸获胜，吴国的发展达到极盛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是征战频繁的年代，军事的需要推动了兵器铸造的发展。吴国和越国的地势都不适合车战，步兵较多，短兵器“剑”的使用量很大，因此吴越地区铸剑的水平，远远超过中原地区，有很多被世人称羡的名剑，各诸侯国也以得到吴越的宝剑为荣。这个时期的剑是用青铜铸造，但是在不同的部位会加入了一定量的锡、铅、铁、硫等成分，以保证剑身的韧性和刃部的锋利，使其刚柔相济。

吴国盛行佩剑之风，击剑活动在当时也相当普及。《庄子》说吴王喜爱击剑，剑术是吴越军队中必须习练的技能。吴王夫差的对手越王勾践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教练士卒提高击剑水平。越女剑的传说反映了越国击剑的风气。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的这把吴王夫差剑凸显了“三绝”。

一为剑的寒光。这把吴王夫差剑是复合铸造，即剑脊与剑刃用不同配比的青铜合金二次铸造。剑身中间隆脊有棱，在局部加入不同配比的锡、铅、铁、硫等成分，使其刚柔相济，收分自然。

二为剑菱形纹。将这把吴王夫差剑放大后，能清晰看到剑身菱形暗格花纹。如记录吴越历史文化的《越绝书》记载的那样，“扬其华，如芙蓉始出；观其纹，烂如列星之行；观其光，浑浑如水之溢于塘”。

三为剑同心圆。这把吴王夫差剑有8个圆心槽底。这种同心圆现今可用车床车出来，但对于细密的多圈凸棱，上海博物馆等机构曾多次实验，也难以复制和仿制。

铸造如此“三绝”，除了当地优质的青铜原料和铸造环境外，更重要的是有优秀的铸剑师。那些出自名家之手的宝剑，被列国君主视为珍宝，为之不惜大动干戈。《越绝书》载，楚王派风胡子到吴国请欧冶子、干将铸铁剑。欧冶子、干将铸成龙渊、泰阿、工布3把剑，晋、郑闻而往求，楚王不允，于是出兵围楚，竟达3年之久。

吴剑铸剑师有着传奇的故事。据《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干将和莫邪是一对铸剑的夫妻，吴王阖闾（即吴王夫差的父亲）请其铸剑，他们在莫干山采五山之铁精，候天伺地，开始铸剑。起初总炼不成，这时他们想起自己的师傅也曾遇到此种情况，那时师父、师母俱入冶炉，然后成剑。于是莫邪“断发剪爪”投于炉中，终于铸出阴阳二宝剑，阳曰干将，阴曰莫邪。从此，干将剑和莫邪剑成为后人梦寐以求的宝物。

夫差和勾践：不出剑的较量

当“三绝”之剑出现并成为王侯追逐的时尚的时候，孔子正在周游列国，传播和合文化，努力将剑从一种作为力量象征的武器转变为一种礼仪语言。

当时，越王勾践也志在问鼎中原。他与吴王夫差两人始终较量，但两人竟然均未向对方出剑。

青铜剑较量的背后，实际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于公元前514年上位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吴国的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伐越，越王勾践用计谋大败吴军。史料记载，越大夫灵姑浮挥剑斩落吴王阖闾的脚趾。

吴王夫差为洗雪耻辱，励精图治，国力也迅速增强。前494年，吴王夫差在夫椒（今太湖洞庭山）之战大败越国。夫差没有听权臣伍子胥杀勾践的进言，将勾践释回越国。

勾践卧薪尝胆，越国迅速恢复国力。公元前473年，勾践兴兵攻破吴国都城姑苏（今苏州）。《史记》称，此时“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于甬东，予百家居之”。吴王拔剑“遂自刭死”，时年55岁。吴国灭亡。

夫差拔剑自刎后，勾践以伯侯之礼将他葬在苏州城北阳山，让军士每人负土一筐，遂成大冢。之后，勾践北上与齐晋等诸侯会盟，成为春秋时期最后一位霸主。

目前出土和著录的吴王夫差剑有9把，它们的形制和铭文大体相同。除了国博这把，其余在哪里?

第一把，洛阳博物馆

洛阳博物馆馆藏的这一柄吴王夫差剑相传为吴国敬献给当时居住在洛阳的周天子的礼物，于1991年在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战国墓出土。

吴王夫差剑属于宽格有箍剑，设计上兼顾了实用与装饰。宽格剑便于握持、利于劈刺，能在实战中发挥有效的作用；剑身设计上，棱脊、凹弧截面、收狭前锷、弧线内收刃部均可增强剑的杀伤能力，使其在战场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这把吴王夫差剑通长48.8厘米，宽4.2厘米，圆首，圆筒状茎，窄格。腊部铸铭2行，因锈蚀，仅可见“王夫差……作其元用”7字，原本当有“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10字。

第二把，国家博物馆 (这把)

1935年民国年间，在安徽寿县西门内出土一柄吴王夫差剑，剑通长58.9厘米，宽5.3厘米，圆首，圆柱状茎上有两道圆箍，剑格嵌有绿松石，饰简化兽面纹，刀锋锐利，器身有“攻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十个字的铭文。

这柄剑由我国著名古文学家、古器物学家于省吾先生收藏。于省吾先生因得到吴王夫差剑、少虞错金剑，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双剑誃”，号双剑誃主人。一时成为佳话，著有《双剑誃殷契骈枝》《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双剑誃吉金文选》《双剑誃吉金图录》《双剑誃古器物图录》等传世文集。

先生故去后，按生前遗愿将藏品都捐献给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吴王夫差剑也在其列。

第三把，国家博物馆

1974年，安徽庐江县农民在开挖水渠时，无意发现一柄吴王夫差剑，长54厘米，无锈迹，有光泽，柄为椭圆柱形，上有两道箍棱，剑首已经残损，剑格较宽，上有绿松石花纹，茎部较宽，中脊有铭文“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2行10字。

那个时候各省文物考古与保护团队还不够成熟，因此次考古挖掘工作是由文化部牵头组织工作，工作完成后，这柄吴王夫差剑，顺理成章的交由文化部直属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第四把，国家博物馆

两年还不到，1976年，河南辉县百泉文物保管所就从废铜中发现一把吴王夫差剑。剑身全长59.1厘米，宽5厘米，满布花纹，锋锷仍很锐利。剑身铸有篆书阴文10字：“攻痦王夫差自乍其元用”。

与安徽出土的吴王夫差剑一样，这柄吴王夫差剑也顺理成章的交由文化部直属的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第五把，山东博物馆

1965年，在山东平度县废品收购站发现一柄青铜剑，工作人员报告了当地的文物部门，经由专家鉴定，此剑通长57.8厘米，宽5.8厘米，扁茎，腊部有铭文“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2行10字，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吴王夫差剑。

哪想到收废品居然能收到国宝，真是相当传奇啊，不过也是因为这种传奇的方式，让这柄吴王夫差剑成功的留在了发现地，被山东博物馆收藏，这在当时可是羡煞了多少文博界同僚啊。

第六把，湖北博物馆

同样是在1976年，湖北襄阳蔡坡12号战国墓出土一把吴王夫差剑，首部已残损，残长39厘米，宽3.5厘米。圆筒状茎，腊部铸铭：“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2行10字。

这柄吴王夫差剑对比同年在河南出土的吴王夫差剑，因首部残损，品相不佳，于是这柄吴王夫差剑没有被送往中国国家博物馆，湖北博物馆也很少宣传这件藏品，反而更多得倾注于宣传湖北博物馆另一件藏品吴王夫差矛。

第七把，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有一柄吴王夫差剑，由民间藏家捐献，铭文“攻吴王夫差自作其元用”2行10字清晰可见，但十分可惜，他的剑首与剑锋均已严重损坏，所以声名不显。

第八把，阜阳博物馆

安徽阜阳市一位不知名的藏家藏有一把吴王夫差剑，阜阳博物馆原馆长韩自强先生在自己的著作《阜阳与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中提到此剑，除去铭文为“工吴王元差自作其元用”，其中“工”与“元”字不同，其他形制与其他吴王夫差剑一般无二。

第九把，苏州博物馆

1991年在香港古懂拍卖的一把吴王夫差剑，是目前已知九柄吴王夫差剑中保存最为完好与精美的一柄，最后由知名收藏大家王振华、王淑华夫妇购得，藏于台湾古越阁。

这柄剑通长58．3厘米、格宽5．5厘米，造于春秋晚期。剑作斜宽从厚格式。剑身宽长，近锋处收狭明显。双刃呈弧形，中起线，两从斜弧。厚格作倒凹字形，饰兽面纹，镶嵌绿松石。圆茎，茎上有两道凸箍，箍上有极细的凹槽，内遗存有少量的绿松石。圆盘形首，铸有多圈险细的同心圆凸棱。

此剑保存相当之完好，锋刃锐利，一现世，便闻名天下。故宫博物院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多次邀请王振华、王淑华夫妇将此剑做展览。

经由多年的努力与王振华、王淑华夫妇诚挚的沟通，2014年上半年，苏州市人民政府出资4250万元将吴王夫差剑征集并藏于苏州博物馆。吴王夫差剑也终于回到了它铸成之地，重返吴都，归于故里，如今成为苏州博物馆名副其实的镇馆之宝，守护着吴文化之魂。

“蔡侯申”青铜方壶

春秋·蔡

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

此壶颈内有铭文6字，“蔡侯申之用壶”，为蔡侯申作器。蔡侯申即蔡昭侯，春秋时期蔡国的第20位国君，名姬申，姓姬，名申。姬姓是灭亡了商封，建立起西周王朝的王室家族。蔡是周初武王姬发五弟蔡叔度 (姬度) 的封国，后因叔度随武庚反叛，被周公放逐，周成王时改封叔度的儿子蔡仲 (姬胡) 于此，建都上蔡 (今河南省上蔡西南)。

春秋时期蔡常受楚的逼迫，多次迁都。平侯迁都新蔡(今河南省新蔡)，昭侯时又迁都州来(今安徽省凤台)，称下蔡。蔡是小国，处于吴、楚之间，既要尊戴周王，还要讲好吴、楚，处境艰难。随着楚国的日益强大，蔡国已无力与楚国抗衡，最终于公元前447年为楚国所灭。

“蔡侯申”青铜方壶，虽然它被称为“壶”，但跟我们现在使用的壶不是一个概念。它的主要功能不是倒水，而是盛水，与尊的功能相近。先秦到汉代时期，壶都是儿进水哪儿出水。魏晋南北朝以后，壶就渐渐不同了，有了入水口和出水口，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进小出”，这才和我们今天壶的概念相吻合。这件青铜方壶是盛酒或盛水器，有盖，盖上为镂空的莲瓣状装饰。长颈，颈部有两个大兽耳；腹部作十字分栏装饰。颈部和腹部的上半部有细小的蟠螭纹，底有4个动物形足。

该器出土于安徽寿县的蔡昭侯（名申）墓，共2件，现分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安徽博物院。此墓的发现是20世纪50年代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出土的青铜器有486件，其中有铭文的60余件，这些铭文是我们研究蔡国历史的珍贵文字资料，填补了史料记载的空白。同时，这些青铜器制作精美，品种丰富，时代明确，成为判断春秋晚期青铜器的标尺。其中 、豆、鉴、盘、匜、尊、簠等器型源于同时期的中原地区，或稍有形变；而鼎、敦、缶等则与楚器相同。

蔡是周文化在淮河流域的代表，但是自春秋中期以后，蔡国逐渐被楚国控制，其文化面貌受楚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多，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也多为楚国的风格。这件方壶的造型和装饰基本与楚器相同，而其莲瓣盖样式则是受到三晋风格影响的结果。

蔡昭侯，即蔡侯申，十分喜欢这个酒壶，历史记载他无论是在宫中还是出国访问，都随身带着这个酒壶，他从不用别的酒壶，喝酒只用这个铜方壶。

此时中国已经处在春秋未、战国初的时代，大国崛起，互相征伐，小国难以独存，只能依附于大国，仰其鼻息。蔡国就是这样，不得不归附于楚国而成为其附庸国时时听命。这时的楚国国君是楚昭王，他的父系楚平王抢婜了儿子太子建的新娘一一秦国的美女伯贏，后来使太子建和武奢父子蒙冤被杀，而伍子胥逃离楚国，去了吴国。楚平王与秦女伯贏生下的儿子后来继立，就是这位楚昭王。

楚昭王得到了铸剑大师欧治子铸造的一把宝剑:湛卢剑。传说这把剑到了那里就会给哪里带来好运，他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个祥瑞之兆。为此，楚昭王专门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庆祝活动，特别邀请了楚国的附属国蔡国、唐国、陈国、曹国等国君到楚国的国都一一郢都，也就是现在的湖北江陵来参加这场盛典。

蔡昭侯也接到了邀请函，他带了两件蔡国重宝玉佩和裘皮衣欣然赴会。楚王宴会上，蔡昭侯献给楚昭王一件玉佩和裘皮大衣，自己留下一套，在席间他还拿出自己的专用酒壶。蔡昭侯的豪奢引来各国诸侯的侧目，同时也为他招来了不测之祸。正是“匹夫无罪 ，怀璧其罪”。楚国权臣令尹囊瓦相中了蔡昭侯的美玉裘衣和酒壶，就派人向蔡昭侯索取，可是蔡昭侯却断然拒绝了囊瓦的要求。于是囊瓦向楚昭王进谗言，蔡昭侯被诬陷与吴国勾结，蔡昭侯被扣留在楚国三年。唐成公有两匹肃爽良马，也被囊瓦相中，索要无果后，唐成公也被扣留在楚国三年。唐国人将唐成公灌醉后，偷偷将马献给了囊瓦，唐成公因此获释。有了唐成公的前车之鉴，蔡国人也将宝物酒壶献给了囊瓦，蔡昭侯也被释放回国。蔡侯申回去以后，就一直在琢磨着怎么样才能夺回这铜方壶、怎么能出了这口恶气。

为此，蔡侯申作出了一个改变国策的重要决定: 与楚国断交而结盟于吴国。公元前507年，蔡国国君蔡昭侯、唐国国君唐成公，为报楚令尹子常（囊瓦）的勒索和被拘三年之仇，与晋、吴结盟，使楚北侧失去屏障。他把儿子送到了吴国当人质，向吴国表达了联盟的诚意和决心。

此时，吴国与楚国连年交战，是两个敌对的国家。吴王阖闾正在聚集力量，准备伐楚。他欣然接受了蔡国的示好，与伍子胥常在一起商议攻打楚国的事宜。阖闾做公子时，就结好从楚国逃来的伍子胥，谋划篡夺王位。伍子胥为他找到了刺客专诸，以“献鱼刺王僚”成功政变，使阖闾登上王位，成为吴王，所以阖闾对伍子胥倍加信用。后来，伍子胥又为吴王調闾举荐了一个齐国人一一孙武，也就是写《孙子兵法》的军事天オ。伍子胥尽心尽力帮助吴王阖闾，就是希望能够借助吴国的力量，有朝一日能攻灭楚国，为父兄报仇。

公元前506年春，应蔡国之请，晋国召集鲁国、刘国、宋国、蔡国、卫国、陈国、郑国、许国、曹国、莒国、邾国、顿国、胡国、滕国、薛国、杞国、小邾国、齐国等18国诸侯在召陵（今河南省郾城县东）会盟，共谋伐楚。同年农历四月，蔡国出兵攻灭楚之附庸沈国。楚国于同年秋发兵围攻蔡国。吴国君臣认为倾全力攻楚的良机已至，决定以救蔡为名，经淮道秘密绕过大别山脉，从楚守备薄弱的东北部突入楚境，对楚国实施打击。这次军事行动引发了春秋时期著名的柏举之战。要知道这一仗是由春秋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孙武和那个急于报家仇的伍子胥指挥，吴国与蔡国组成联军，吴王阖闾和蔡侯申都亲自参加了作战，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楚国被打得一败涂地，都城也丢了，楚昭王也逃到山野里不出来了，蔡侯申带兵打进楚国令尹囊瓦家中，如愿以偿地找回了他的宝贝酒壶。

蔡、吴军队攻占郢都后，进行了屠城，到处烧杀抢掠，引起了楚人的仇恨。在蔡侯申找回他的酒壶的同时，伍子胥干了一件惊天大事，他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挖出尸体抽打三百鞭才罢休。此举虽然报了仇，但是更激怒了不少楚国人，其中就包括伍子胥的好朋友申包胥，他对伍子胥说你能灭楚我就能复楚。因为秦哀公的妹妹是楚昭王的母亲，秦国出兵，也是舅舅救外甥。所以到秦国搬救兵，但秦王不出兵，申包胥就在大厅里哭了七天七夜，直到眼睛出血，秦哀公被申包胥的这份忠诚所感动，随后派兵出战把伍子胥赶回吴国。秦楚联军也灭亡了吴的属国唐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秦庭哭师的由来。此役给长期称雄的楚国以空前的创伤，楚国后来虽然复国，但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楚昭王复国后，看到都城郢被焚烧殆尽，便将都城迁到了鄀都，就在今湖北省宜城东南。楚昭王复国后，对蔡侯申恨之入骨，不断率楚军攻打蔡国，蔡国弱小，不敌强楚，连续丧城失地。

春秋时期蔡常受楚的逼迫，多次迁都。平侯迁都新蔡(今河南省新蔡)。蔡侯申是蔡国的第20位国君，此时的蔡国国力衰弱，在他当上蔡昭侯时，国都已经从上蔡迁到了新蔡。公元前493年，昭侯时又迁都州来(今安徽省凤台)，称下蔡。这也就是蔡侯墓葬在此处的原因。迁都使蔡国的贵族大夫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因为房产田地无法带走，他们也就怨恨起蔡侯申了。

公元前491年，蔡侯申准备继续向南迁都，以求得吴国的保护，蔡国的贵族大夫强烈反对，他们勾结在一起，找了一个刺客叫“贼利”的人把蔡侯申杀死，然后推立蔡成侯为国君，希望能够改善与楚国的关系。蔡侯申死后，蔡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还将他无比喜爱的宝贝酒壶陪葬，希望这只引发众多惨剧的酒壶就此消失。

蔡是小国，处于吴、楚之间，既要尊戴周王，还要讲好吴、楚，处境艰难。随着楚国的日益强大，蔡国已无力与楚国抗衡，最终于公元前447年为楚惠王(昭王之子)所灭。

从公元前491年蔡侯申被刺死算起，到1995年5月发现安微寿县蔡侯墓，它陪伴着蔡侯申在地下一直长眠了2446年，和它的主人结下了不解之缘。由于它的重要性，出土后被调拔至国家博物馆。

青铜提梁卣(you)

春秋

湖南湘潭出土

这件提梁卣器身呈壶形，带盖，扁腹，圈足。器盖及器身都铸有鼍龙紋、蛙纹、蛇纹相互混杂的图案。这些图案与云雷底纹相交织，构成一幅具有浓厚南方水乡地域色彩的图景。

鼍龙，即扬子鳄，与蛇、蛙等相同，多见于南方潮湿多水的地区，以其形象为纹饰的器具当时很常见。

“令狐君嗣子”青铜壶

战国·韩(公元前403年-前221年)

1927年河南洛阳出土

洛阳出土，与骉羌钟共同作为三晋长篇礼器铭文的代表。此壶颈部铭文记述令狐君的后裔铸造此壶是为家族安康祈福。令狐是地名，在今山西临猗西南。

该青铜壶分壶盖和器身两部分。壶盖上有镂空的六莲瓣状捉手，下有子口以纳入壶身中。壶身侈口，束颈、溜肩、鼓腹，壶底有圈足，肩部两侧有相对的衔环耳。盖缘和壶身均饰散虺纹，其中壶身纹饰共5周。

该壶出于洛阳金村的一座墓葬中，同出者两件，形制、纹饰和铭文基本相同，另一件在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该区域于1927年（一说1928年）至1932年间遭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等人组织的大规模盗掘，数千件珍贵文物通过洛阳古玩市场流失海外。该壶原为古董商卢芹斋旧藏。

国博展出的这件青铜壶，还与著名诗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陈梦家以及中国海外文物流失的重要经销商卢芹斋之间的一段历史有关。

1944年9月，陈梦家经清华大学教授金岳霖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介绍，应邀请前往美国,为芝加哥大学讲学一年。但对陈梦家来说，访美的主要目的是收集流散北美的中国青铜器资料。

陈梦家在这次旅行中遇到了备受争议的中国古董经销商卢芹斋，并有频繁接触。陈梦家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南京，卢芹斋生于浙江湖州卢家兜。陈梦家在纽约会面的所有人中，只有卢芹斋这个老乡对陈梦家的调查最有帮助。卢芹斋从他在纽约和巴黎的画廊档案中为陈提供了数百张照片，以及主要公私收藏者的口头和书面介绍、通讯地址。他还让陈梦家查看了欧洲收藏家寄存的铜器。接下来的两年里，卢芹斋的助手Frank Caro翻拍西方公私收藏寄给纽约卢芹斋画廊的铜器照片，又拍摄了数百件铜器铭文的拓本，以满足陈梦家编纂目录的需要。卢芹斋也向陈梦家提供了其巴黎画廊藏品的照片，并承诺向陈引荐欧洲可以拜访的收藏家和博物馆馆长。

在卢芹斋的大力帮助下，陈梦家在讲学和随后逗留的三年当中，长途跋涉，历经艰辛，费了很多口舌，访问了全美40多家藏有中国青铜器的国家、地方和私人博物馆，亲手摩挲2000余件青铜器，摄取图形照片，打制铭文拓本，记录流传情况，把资料收集得比较齐全。可以说，没有卢芹斋的帮助，陈梦家几乎不可能在三年时间里搜集如此多的流散青铜器资料。另一方面，通过从中国出口大量文物并卖到欧美各大博物馆与藏家，卢芹斋与这些藏家交往密切，恐怕是能在这方面提供信息的最便利人选。

1947年，陈梦家将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和中国铜器综述》，完成了开创性的研究成果。这部书稿包括近600页的文本和一份目录，其中记录了来自37个机构、76名私人藏家和画廊的850件青铜器。他的成就在当时达到了最高水平。时年八九月间，他又飞渡大西洋，访问英、法、瑞典、荷兰四国首都，继续收集流散欧美的铜器资料。

陈梦家离纽约去欧洲旅行之际，向卢芹斋告别，希望卢对他回清华筹备博物馆有所赞助。彼时清华大学决定成立文物陈列室，陈梦家任筹委会主任，正在为学校四处搜求文物。陈梦家后来在信件里对赵萝蕤提到一些当时的细节，卢说自己对祖国有愧，不愿意见国人。陈梦家说你要取得人民、国民政府谅解，不让别人觉得你是坏人，就捐献一样东西给国家。卢一口答应，并说凡有铭文的重要铜器，他很愿意它们回国。陈氏当即指名要卢的收藏里那件编号a714的“命瓜壶。事实上，卢芹斋正是在20世纪30年代金村大墓流失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里，收了一大批金村文物，并卖到欧美各大博物馆，这件青铜壶就是那时候收的。卢氏说等建立博物馆一事有了眉目，他就寄回来。

次年八月，卢芹斋即由纽约将嗣子壶航空运来，可是竟在海关存了3个月之久。陈梦家几乎费了一年的功夫接洽捐赠、运输与提取。命瓜壶随之捐予清华大学博物馆，后调拨至中国国家博物馆，改名为令狐君嗣子壶，成为国内仅存的3件金村文物之一。

1948 年12 月7 日，陈梦家撰文记述了这件青铜器回归祖国的细节，并在文末写下了如此感慨：“现在这件铜器居然平安的（地）放在陈列室，我个人有无限的（地）快慰。并不是因为在我们的收藏之中更多了一件重要的铜器，倒是为了这件重要铜器渡重洋寄居巴黎、纽约二十年之久，现在又回到了老家。”

其流传经历揭示了20世纪初金村东周王陵文物流失的历史背景。作为同时期被盗文物中极少数留存国内的器物，其存世经历成为研究近代文物流失史的重要实证。

“命瓜”在文献中写作“令狐”，见载于《左传》、《国语》等，其地在今山西临猗一带；春秋中期，令狐是晋国魏氏的封邑，战国时期归属魏国，令狐君当与魏国有密切关系，作器者为其后嗣。洛阳金村墓地的性质，历来有秦墓、韩墓、周墓等几种说法，当以东周墓或周墓最为可能，有学者推测令狐君嗣子可能为周王之臣子。

壶为盛酒器，按形状分方壶和圆壶两类，在东周较高等级墓葬中，青铜壶大多成对出现。此类带莲瓣状捉手的壶盖，出现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末年到战国中期，代表器物有著名的莲鹤方壶。与本器形制较接近的有山彪镇1号墓出土的几件青铜壶，有的在莲瓣内还有立鸟。

“令狐君嗣子”青铜壶铭文

铭文位于壶颈部且较浅，需要仔细观察才能辨识，共23行50字，中有“命瓜”（令狐）字样，揭示了器主的族氏和身份。

"Hu" wine vessel

Eastern Zhou period, 5th century BC

Royal Ontario Museum, Torpnto, Canada

这件气势恢宏的壶形酒器，器身装饰有五道横向纹饰带，上面布满了密集交织的龙纹图案。这些龙纹几乎难以辨认，已被简化为一系列带有凸起逗号状装饰的方形元素。这种设计是许多东周时期器物上常见的交缠龙纹图案的简化形式。最初，这种图案宽大舒展，龙的形象清晰可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图案逐渐缩小并简化，最终变得抽象。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纹饰以一定的间隔重复出现，并且单元之间存在分隔，这表明当时可能使用了母版模具将图案压印到铸模上。这是青铜器制作工艺简化的一种体现。

这件酒器是一对中的一件，另一件收藏于北京国家历史博物馆。据报道，这两件酒器都出土于河南省洛阳附近的金村墓葬。器物上的铭文相同，记载它们是令狐地区领主的儿子在第十年四月命人铸造的。令狐位于今天的山西省，与金村一样，在公元前403年之前都属于晋国的领土。有人推测，这件壶可能出自一位在周王宫廷任职的贵族墓葬。

遗憾的是，铭文中的年份信息并不能真正帮助确定这件器物的年代。东周时期周王的“第十年”有多种可能性，时间跨度从公元前562年到公元前392年不等。从风格上看，这件壶可以与一件出土于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墓葬的壶以及一件收藏于大英博物馆、铭文显示为公元前五世纪初的晋国壶进行比较。后者与这件壶的形状相同，都带有花瓣状的器盖和横向排列的纹饰。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件壶的铸造年代大致确定在公元前五世纪。未来的研究或许能够解开“第十年”之谜，从而确定这件壶的精确年代。

金村，是一个令人遗憾和痛心的名字。1928年的一场暴雨导致金村墓群墓室暴露。从1928年至1934年间，金村东周墓群里的8座大墓出土文物数千件。在以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等人为首的大规模盗掘中，几乎全部通过洛阳古玩市场流失海外。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征集到存世的最大一笔金村古物，后来他整理著作了《洛阳故城古墓考》，记录了金村300多间藏品。而作为该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代理人，怀履光将包括金村文物在内的八千余件中国文物陆续送往加拿大，使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成为海外中国文物收藏的重要博物馆。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展出的这件青铜壶，就是流失到该博物馆的众多金村大墓文物中的一件。而国博的这件青铜壶，则是目前为止国内仅存的三件确认出土于洛阳金村大墓的文物之一，有学者推测令狐君嗣子可能为周王之臣子。

金村古墓被盗，是中国考古史上损失最惨重的一次，可以说没有之一，因为大多数专家认为，这是周天子之墓。中国现代考古学初创而盗墓猖獗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考古学家和文保人员抵达之前，金村已经被盗墓者和古董商率先发现，大肆洗劫。而国内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发现一座周天子陵寝。

鎏金银盘

战国·秦(公元前274年)

1978-1980年山东省淄博市大武山汉墓出土

此盘敞口、折沿，浅腹，平底。通体银质地，遍体饰浅浮雕变形蟠螭纹，纹饰表面鎏金。

此器虽然出土于西汉齐王墓的陪葬墓，但从造型、纹饰上都有战国时代特点，与洛阳金村战国墓所出银器非常相似。银盘上有三种铭文，其字体分别属于战国周人系统、秦人系统和西汉初年样式。有学者分析，秦式文字中有“左工”“卅三年”等字样,应是三类铭文中最早的铭刻，为秦昭襄王三十三年(前274 年)由秦国工官“左工”制造。后来知是何原因，周人得到此盘，并将其价格刻于盘上,藏于“中府”——即周王所藏财货之地。最后辗转进入西汉齐王府中。

龙是中国传统纹样之一，早在原始社会的红山文化中就已出现了它的形象，在商周青铜器的纹样中也屡有发现，银器上出现龙纹，这是较早的一件。龙纹代表帝王权威的含义为人们所熟知，但龙作为皇帝的专用纹样却是较晚的情况。在上古时期，龙纹的运用还较为自由，龙的形象也不很确定，与明清时典型的双角五爪龙区别很大，两者对比极易分辨其年代早晚。

该盘为全国唯一刻有秦代纪年的银器。铭文中重量、容量经多次校刻，为研究秦代度量衡制度提供实物依据。

“栾书”青铜缶

战国楚

传世器

“栾书”青铜缶器形似壶，小口，短颈溜肩，圆腹，矮圈足，圈足外缘有三个等距离的小长方形片状饰向外侧伸出，底部作十字形凸起。盖顶弧形，盖面内沿有三个等距离的小长方形微凸的卡。盖上和腹侧各有四个对称的环形耳，耳上有阴线的云纹。

栾书缶的错金工艺在青铜铸造工艺史上有着重要地位。错金工艺又称金银错工艺，产生于春秋中期前后，其工艺程序是先在青铜器表面铸出纹饰或铭文的浅凹线条，如果是特别精细的纹饰，则是在器表用墨笔绘出纹饰，按纹饰用硬度较大的工具錾刻浅槽，然后在浅槽内嵌入细薄的金银片或金银丝并进行打磨，使嵌入的金银片与铜器表面相平滑，最后在器表用木炭加清水进一步打磨, 使器表光亮，从而利用金银与青铜的不同光泽映衬出各种色彩。这种工艺在初期时比较注重施于铭文，“栾书”青铜缶的铭文正是这种工艺最初兴起时的产品。

错金技法创于春秋中叶，但此缶无论从器形还是字体看，都属楚国作风，故实际是后来入于楚国的栾书子孙的遗物。

此器相传出土于河南辉县。该器原为容庚旧藏，1944年以1.5万大洋购得，后捐赠国家。堪称国博藏战国器中颇为流传有序的一件。

1958年容庚、张维持的《殷周青铜器通论》将其定名为“栾书缶”，认为栾书即为栾武子，“栾书”青铜缶铸成在鲁成公十二年（公元前579年）。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将“栾书”青铜缶作为春秋中期晋国的器物来看待，视之为一件极具史料价值的珍贵文物。

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根据新发掘的考古材料，对传世的“栾书”青铜缶的年代和产地有所质疑，指出该器应定为楚式器物，而不是晋器。作器时间，有的认为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或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也有人认为应在战国时期。并非如前人所说，此器是春秋中期晋国楽武子(栾伯)的器物。

此器盖和腹部均有铭文，盖铭2行8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此器光素无纹，器颈至肩下有错金字5行40字“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余畜孙书也，择其吉金，以作铸缶。以祭我皇祖，虞(余)以祈眉寿。來书之子孙，万世是宝”。由左而右，字皆嵌金，为栾书子孙祭祀祖先而作，但多年来习称栾书缶。器上错金铭文字形规整，至今熠熠生光。

栾书又称“栾武子”或“栾伯”，是春秋时晋国大夫，执政14年，，是晋国史上执政时长排第二的名臣。晋国自文公开创霸业后，成为显赫一时的大国。但同时西边的秦国力量逐渐强大, 曾与晋国有数次交兵，互有胜负。而栾书正是晋景公、晋厉公时期克服诸强的重要支柱。据一些学者的研究，这期间栾书曾指挥大小军事行动七次，战战告捷，延续了晋国称霸的时间。栾书于鲁成公四年（公元前587年）将中军，卒于公元前573年。

熊悍鼎

战国·楚

1933年安徽寿县朱家集出土

这件青铜鼎腹部微弧，两侧有一对长方形附耳，三只蹄形足，足上端装饰兽首。器盖上有一圆环和三个变形的鸟型钮。腹上部饰细密的涡纹，腹中部饰弦纹。

这件铜鼎器身及盖口刻有铭文62字，记录了楚幽王时期楚国大败秦军，用缴获的铜兵器熔铜后铸造了此鼎，以彰其功绩。熊悍鼎共有2件，大小、形制相同，另一件在天津博物馆，铭文66字，内容基本一致，也是为纪念战功而铸造的青铜器。

熊悍即楚幽王，公元前237年-前228年在位，战国晚期 (公元前241年)，其父亲考烈王熊完被秦逼迫，把都城从郢 (今湖北江陵附近)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也称为郢。楚幽王三年(前235年)，秦继攻赵之后,，命大将辛梧率四郡兵马，联合魏国，对楚国发起攻击，后兵败而退。十年(前228年)三月，幽王卒，葬于寿春附近。

寿县在战国初是蔡的首都（下蔡），蔡被楚灭后改称寿春。

此青铜鼎出土于楚幽王的陵墓。该墓在20世纪30年代被军阀盗掘，出土的器物流散到京、津、沪等地收藏者手中，后几经易手。新中国成立后，该墓部分流散的文物被集中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安徽省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单位。

“易都邑圣徙盐之錄”青铜玺印

战国·齐

器铭文中“易都”即山东沂水流域之阳都，战国时期为齐国城邑。

大型齐国官玺，从《十钟山房印举》到今天的诸多印谱中著录累累，也是古代中国展厅中非常少见的战国古玺。它是齐国地方官府运输食盐时钤盖的印信，也填补了古代中国缺少战国齐礼器的遗憾。

“宋公栾”青铜戈

春秋・宋

传1936年安徽寿县出土

这件青铜戈胡部有6个工整的错金鸟篆铭文，释文为:“宋公栾之造戈”。该铭文被认定为中国书法史上最早的鸟篆实物之一，开创了先秦美术字体的先河。

“宋公栾”是宋国第27任国君宋景公，周敬王四年(公元前516年)即位，卒于周贞定王十八年(公元前451年)。宋公栾为东周列国时期 “春秋五霸”之一，其青铜铸造技术先进，为列国之首。宋公栾戈就是该国所铸的一件工艺极其精湛之防身兵器。

宋国为子姓，周武王分封诸侯的时候，封商纣王的庶兄，当年曾投降周朝的微子启于商丘(今河南商丘南)，国号宋，以奉商朝的宗祀，所辖范围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部分地区。

作为春秋青铜器的标准器，具有三重断代价值：

1. 铭文明确纪年：宋景公在位时间可校正《史记》相关记载误差

2. 地域特征显著：与同期出土的宋国青铜器纹饰体系完全吻合

3. 书法演变坐标：鸟篆字体早于吴越兵器铭文，为汉字美术化起源研究提供关键物证

锦纹青铜戈

战国・楚

传湖南长沙出土

此戈援身略上扬，背微鼓起，呈长弧状。直内，尾端向下弧弯呈钩状。胡上有3个长条形穿，上阑处有1个三角形穿，内上有1个长条形穿。援身和胡上均饰双线组成的菱形纹，并在双线相交处饰一圆点。

此戈纹饰精美，据研究这种精美的纹饰是用硫化铜特殊工艺处理的结果，既美观，又可防锈，反映了中国古代高超的铸造水平。从这件戈上中间饰圆点的双线菱形纹的纹饰看，这是典型的吴越兵器的装饰。

公元前473年，吴为越所灭，公元前333年，越又为楚所灭，此后吴越地区被楚国控制，在战国时期，楚与吴、越一直毗邻，时战时和，因此，吴越的精美兵器很多在战国时期流入楚地，因此目前楚文化区出土较多吴越式兵器。

据报道，此戈当时共出土2件，可能是一对。由于制作精美，其使用者的身份不可能是一般士兵或低级军官，当是一位高级将领。

左: 三戈青铜戟 (Ji)

战国·普

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

中: “虢 (Guo)太子元徒”戈

春秋・號

1957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出土

右: “廿年郑令”青铜矛

战国·韩

1971年河南新郑出土

左为三戈铜戟，是战国时期青铜兵器，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擂鼓墩1号墓，形成一矛三戈同柲的结构，为战车使用的长兵器，系中国首次发现的此类形制兵器。

戟是一种矛和戈合体安装在长木柄上的兵器。集勾、刺、啄、割几种功能于一体，是我国古代一种先进的长柄兵器。

左边这件戟是在一件长柄矛上安装了三件青铜戈，木柄外裹竹条，用丝线捆绑，然后涂漆，使用起来平滑坚硬而又有弹性。

这种多戈戟是产生于我国南方的一种武器，起初是徒兵的武器，用于步战，但是这件长达3米的多戈戟，应该是车战的兵器，用于勾击对方的车上，同时也能攻击对方接近战车的步兵。这种兵器在中国是首次发现。

目前已经发现最早的可以称作戟的兵器是商代的，那是在一件矛上绑有一把戈的兵器，其戈、矛系分别铸造，然后通过柲联装在一起，是戟的雏形。西周时期出现青铜铸造的戟，铸造时直接把矛和戈的功能合二为一，浑铸为十字形，有的是以戈为主体，有的是以矛为主体。春秋战国时期，戟仍然回到矛戈联装的方式，并普遍用于军队装备。

在冷兵器时代，戟的优势十分明显，它可以装备在步兵、骑兵、舟兵等多个兵种，杀伤力大，因此成为一种使用范围广，延续时间长的兵器。战国末期，随着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铁的坚硬和韧性更适合用于兵器制造，铁戟开始出现。由于铁不容易折断，所以戟的形状发生很大的改变，再次把矛和戈的功能结合在一起，铸造成矛戈一体戟，大约呈“卜”字形。文献记载中常常用“持戟百万”、“长戟百万”来作为士兵的代名词，表明戟在当时兵器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随县擂鼓墩1号墓是战国早期曾国诸侯名乙的墓，在这个墓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文物。。

中间这件青铜戈中胡上有四穿，援中部起脊，援尖呈圭首状。胡部较长，有四个穿孔。内的端部呈圆弧形，中部有长方形横穿，穿的两侧铸有“虢太子元徒戈”六字，说明此戈是虢国太子用器。

周武王灭商后，封他的叔叔虢仲于制(今河南荥阳一带)，史称东虢，另一个叔叔虢叔则封于雍(约今陕西宝鸡东)，史称西虢。东西二虢地位十分重要，一个直接拱卫周都镐京(今陕西西安东)，另一个则控制着关中通向东方广大地区的要道。东虢于公元前767年被郑国所灭，西虢则随平王东迁，被改封在陕(今河南三门峡一带)，都上阳(今河南陵县李家窑)，东迁后的虢国地跨黄河两岸，史称南虢、北虢，于公元前655年为晋国所灭。而西虢东迁后，故土仍留有一个虢国，被称为小虢，于公元前687年被秦国所灭。上村岭虢国墓地属于北虢。

1955 年起，为配合三门峡水库的建设，中国科学院和文化部联合组成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夏鼐、安志敏先生率领下，分成若干分队和小组，在豫、晋、陕、甘等省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河南省三门峡市北部上村岭一带的虢国墓地的发掘便是这个工作的一部分。1956 年冬，在上村岭发掘了著名的 1052 号太子墓，依据铭文及青铜礼器组合，M1052的墓主应为虢国太子。次年起即对墓地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发掘，共发掘墓葬 234 座。其中的虢太子墓长 5.8 米、宽 4.25 米，内有单棺重椁，出土随葬品近千件，最重要的是出土了刻有铭文“虢太子元徒戈”的青铜戈 (M1052号墓出土)，直接证实了墓主身份与国别属性。

春秋时期，称步兵为徒兵、徒卒，或徒，所以，步兵所用的短戈称为徒戈。“元”字经常出现在两周时期一些兵器上，或“元用”、“元弄”，或者“元”字，成为铭文中习用的词语。王仁聪先生认为，“元用”是由两个近义的词素构成的同义并列复合词，“元”字应解释为“宝”。与“元宝”“宝用”一样，都是表示“宝”或宝重的意思。如虢国墓地M1711出土一件青铜矛，上铸铭文“元”字。M1721出土一件铜戈，戈的两面各铸一凸起人头，胡部一面铸一“元”字。虢国墓地第二次考古发掘的M2009虢仲墓出土20件圭首直内青铜戈，内后部均铸有一个“元”字。可见，“元”字可训为“宝”，“元戈”即是“宝戈”，那种认为“虢太子元徒戈”中的“元”字为人名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这件青铜戈入选普通高中统编历史教材《中外历史纲要（上）》中《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一文，成为当时诸侯国拥有先进的铜制兵器的代言。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和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变法革新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铁器的普遍使用提高了农业产量，促进了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原先是各国政治、军事中心的都邑，到战国中期，都发展成为工商业大都会。

2.1 铁农具的广泛使用

春秋时期，中国人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战国时期，铸铁技术日趋成熟，特别是铸铁柔化技术的发明以及铁范的使用，极大地提高了铁器的产量。到战国中期，铁器已广泛应用于农业，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2.2 手工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在铸范的制作、合金原料的配比选择、冶铸的技巧上更加讲究，其中合范铸造、熔模铸造、焊接等多项技术的出现，错金、错银、嵌赤铜、包金、鎏金、镶嵌、刻镂等新工艺的使用，使青铜器制作呈现出新的风貌。丝织品的种类繁多，拥有当时世界上领先的织造技术；原始瓷器的烧制有所进步；大量金银器和精美玉器、漆器的使用，表现出王室贵族追求奢华的时尚。

“陈侯”青铜壶

春秋·陈

1963年山东肥城出土

此器是陈侯为其女儿妫橹所作的陪嫁器。因壶口和壶盖的铭文中有“陈侯”二字，得名“陈侯壶”。壶颈两侧有壶耳，设计成象鼻形，并附有一对大套环，大象的长鼻子高高翘起，既实用又彰显工艺水准，堪称点睛之笔。

壶体扁方，长颈，垂腹，高圈足，配有圆角长方形盖子，盖子的下半部分可插入壶口，翻过来还能做盛酒的杯子。和商周时期的繁复纹饰不同，陈侯壶的装饰走简约风：盖、颈、足装饰弦纹，腹部 “田字形” 宽带纹，每个交叉点都有凸起的方椎装饰，朴素中透着低调的奢华。

而让这件文物身价倍增的，是壶口内侧和壶盖外壁上的，13字阴刻铭文：“陈侯作妫橹媵壶，其万年永宝用”。“陈侯” 即陈国国君，“妫橹” 是陈侯的女儿，姓“妫”名“橹”，而 “媵”（yìng）字直接点明用途：这是专为公主出嫁打造的陪嫁器物。

陈国，妫姓，舜帝后裔，是周武王灭商后所封诸侯国，都城在宛丘（今河南淮阳县），本是周王室的东南屏障。春秋中期，烽烟四起，陈国沦为大国角力场：在楚国的铁蹄阴影与齐、鲁、郑、晋的北方面威胁中，历代陈侯如履薄冰。联姻，成为重要的政治策略。据史书记载，公元前684年，陈宣公把两个女儿分别嫁给蔡哀侯和息侯。其中息侯夫人因美貌被称为“桃花夫人”，而陈侯壶的出土，又为这段历史增添了新的注脚。

陈侯壶出土于山东肥城，有学者认为，这里在春秋时属于铸国，陈侯壶应是陈国和铸国联姻的物证。也有研究者认为，出土陈侯壶的墓葬可能是鲁国的墓葬，妫橹可能是远嫁到了鲁国。看来，这位陈国公主到底远嫁何方，有待更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媵器上的铭文不仅仅是祝福。彼时，列国诸侯各霸一方，诸侯国之间通过联姻，或组建联盟，或换取大国庇佑，这些刻在媵器上的文字，也是两国政治捆绑的“青铜契约”。

在春秋时期的贵族圈，嫁女儿可不是陪嫁点金银细软这么简单，除了陪送奴仆、婢女，还要专门制作陪嫁用的铜器，也就是媵（yìng）器。很多媵器都刻有铭文，从陈侯壶的铭文就能发现模板套路：制作人+受赠人+器物类型+祝福语，堪称古代版的“定制婚戒刻字”。陈侯壶等媵器的出土，揭开了被史书忽略的贵族女性命运。这些器物超越“嫁妆”定义，成为先秦女性参与历史叙事的稀有物证。

1963年出土于肥城县孙楼公社小王庄的一座春秋时期贵族墓葬，该墓共出土13件青铜器，其中包括两件陈侯壶，一件于1989年调拨至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件藏于山东博物馆。

青铜方壶

春秋・晋

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出土

壶是当时最主要的盛酒器，按形状可分方壶和圆壶。根据《仪礼》的记载，方壶多用于重要的礼仪场合，等级也较高。目前发现的春秋时期较高等级墓葬中，多随葬有成对的方壶。

兽耳青铜壶

春秋・晋

传山西侯马出土

“曾仲游父”青铜方壶

春秋·曾

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境出土

铜方壶是一种高等级的酒器，多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而且一般成对出现。这件铜壶器盖内和器内壁各铸有铭文12字，表明壶为曾仲游父所作。

该器出土时为一对，另一件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同出的器物还有九鼎七簋，说明墓主级别很高。曾仲族父，另有鼎铭作“曾侯仲子游父”，可知其为曾侯之子，是曾国重要的贵族，说明当时这一带属于曾国疆域。

此器盖内与壶内壁均有铭文12字，为曾仲游父作器。据文献记载，“曾”有三个，一个在今山东省峄县，一个在今河南省柘城县北，另一个则在今湖北省江汉流域。这个曾仲游父壶应属后者所铸。此曾国与黄国、江国互通婚姻，京山发现的97件铜器中，6件有曾国铭文，2件有黄国铭文，说明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个曾国与黄国已经有了密切的联姻关系。铭文所提到的国家是在这个群雄争霸的年代中早已销声匿迹的曾国，而此件青铜器的出土也为我们踏寻古国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这件青铜壶由壶盖和壶身两部分组成，器体横截面呈圆角长方形。盖身上宽下窄，下有子口以纳入壶体中，上有波带“莲瓣”状捉手（共有10个波带），盖面中空。壶侈口、方唇，束颈，颈两侧有立角兽首衔环耳，鼓腹略下垂，底部圈足外侈。壶盖缘和颈部各饰一周“S”形穷曲纹，口颈间饰一周波带纹，腹部上下饰两周波带纹，圈足饰一周垂鳞纹。器盖内和壶内壁均铸有铭文12字：“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显示此壶为曾仲斿父所作。

(曾侯乙)青铜冰鉴

战国·曾

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

冰鉴是用来冰镇酒的器物，由一个方鉴和一件方尊缶组成，尊缶内装酒，鉴、缶壁之间的空间放置冰块，在春夏之季就可以喝到冰爽的酒。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 这件铜冰鉴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冰箱，也是当时祭祀中一种重要的礼器。如此奢华享受的器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能是王室贵族才能享用，这件冰鉴就是战国时期曾侯乙的用器。

从外观来看，在冰鉴的四面、四角，鉴身以八条拱曲的龙形为耳，每条龙的头顶承接8块接檐式铜饰，尾部又有小龙缠绕，还有两朵五瓣小花点缀。铜冰鉴的支脚，由四只龙首兽身的怪兽承托，龙头向外伸张，兽身的后肢匍匐蹬地，栩栩如生、威武自然。鉴的表面布满了繁缛的蟠螭纹，打开盖子俯视的时候，形状如同一个“回”字。

从纹饰来看，鉴体浮雕蟠螭纹，下腹以蕉叶纹装饰，缶体饰以T形勾连纹、菱形带纹、斜三角纹、勾连云雷纹、蕉叶纹、涡纹和浮雕变形螭纹，盖上亦有变形螭纹，整体给人厚重威严之感。蟠螭纹就是变形缩小的交体龙纹，它们一条条只有毛线般粗细，却有头、有腿、有眼、有嘴，形态逼真，相互缠绕，繁密多变，对工匠是一种考验，也足以说明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铜冰鉴的鉴盖几乎全是镂空的，以满布的浮雕勾连纹和蟠螭纹，铸成盖体。

青铜冰鉴是1978年湖北随县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青铜重器，它华丽的外表、厚重的体态、精巧的结构及高超的制作水平让初见者都惊叹不已。当时共出土两件，形制纹饰相同，目前一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件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既然存在“冰箱”类器物，春夏之季的冰又是从哪里获得的呢？《诗经》中有这样两句诗：“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意思是：在每年农历十二月、正月天气严寒时，人们凿取冰块，收藏于冰室“凌阴”之内。原来古人是通过贮藏冬天的冰块来供春夏使用的。两周时期，工具相对简陋，凿冰、藏冰、运输冰块都非易事。要保证冰块在气候转暖以后不融化，首先要建造条件合适的冰窖，冰窖一般并不能确保温度维持在零度以下，所以冰块在储存过程中有一部分会融化掉，为了保证来年春夏用冰，冬季贮冰时要凿取需求量三倍以上的冰块。古人贮冰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十分巨大的，只有王室贵族才能拥有这样奢侈的享受。

作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青铜冰鉴的造型还被用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表演中，让全世界人民感受到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以及带来的强烈震撼。

缶外底部一侧有两个长方形榫眼，另一侧有一个长方形榫眼，安装时，把这三个榫眼与方鉴内底的三个弯钩扣合，其中有一个弯钩的活动倒钩自动倒下，把尊缶固定在方鉴里而不晃动，制作十分巧妙。方鉴的口径大于尊缶的口径，鉴内壁与缶外壁之间有一定的空间。另外与之配套的还有一把长柄青铜勺，勺的长度足以探到尊缶内底。

青铜缶

战国·曾

1978年湖北随县出土

这件大铜缶肩部有铭文两行:“曾侯乙作持用终”。该器重达300多公斤，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

这件大器的铸造，采用的是分段铸造再拼合的工艺，器身分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接铸下半藏，从内壁上可以清楚的看到接合处有凸起的箍带。器表有四条纵向接范的痕迹，由于范块结合不整，所以上下的范痕线不在一条直线上，器表的耳和钮是单独铸造然后拼接上的。多范合铸技术代表了青铜时代范铸法技术的高峰，这种工艺的熟练应用为大型精美的青铜礼器铸造提供了前提。

十六联弧三兽纹青铜镜

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

此青铜镜为圆钮，圆形凹面钮座。钮座四周饰8瓣花瓣形花纹，其外围在菱格状云雷纹地上，饰三条长卷尾顾首的神兽。三条神兽绕成一周，呈蜷曲飞腾状，造型生动，栩栩如生。镜缘由等长的弧线连成16个凸面内向联弧。这些纹饰凸现了这件战国时期青铜镜中的精致。

青铜镜是一种照面饰容用具，在玻璃镜出现之前，一直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我国的青铜镜属于圆板具钮镜系统，在我国的文献史籍中，“镜”字最早见于《墨子·非攻》及一些战国末期的著作，但是人们往往将青铜镜的发明与制造和黄帝联系在一起。《轩辕黄帝传》记：“帝因铸镜以像之，为十五面，神镜宝镜也。”

目前，考古所见最早青铜镜出自距今4000多年前的齐家文化。1975年，甘肃广河齐家坪墓葬出土的圆形素面青铜镜和1976年青海贵南县尕马台25号墓出土的七角星纹青铜镜为已知最早的两件青铜镜。商周时期，与数目众多的青铜容器相比，青铜镜的数量则相对较少，且形体一般也较小。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生产力迅速发展，青铜镜的铸造获得巨大发展，使用范围扩大。今天，战国时期青铜镜大量出土，有素镜、纯地纹镜、花叶镜、山字镜、蟠螭纹镜、联弧纹镜、错金银纹镜等类型。此件青铜镜以菱格状云雷纹衬底，装饰三条长卷尾顾首的神兽，镜缘内侧由等长的弧线连成16个凸面内向联弧，属于云雷纹地神兽纹联弧纹青铜镜类，主要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

六山纹青铜镜

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

这件青铜镜为三弦钮，地纹是细密的云纹和叶纹，主体纹饰是钮周围均匀分布的6个“山”字纹。

“山”字纹是战国时期十分流行的一种铜镜装饰纹饰，有三山、四山、五山、六山几种，统称为山字镜。从北方的燕国到南方的楚国，都出产山字镜，但以楚墓出土的最多，可作为楚镜的代表作。山字镜以四山镜最多，其次是五山镜、三山镜、六山镜，像此镜这样大型的六山镜十分罕见，为六山镜中的最精者。

山字镜的名称最早见于清代梁廷所著《藤花亭镜谱》。山字镜的“山”字一般都呈左旋或者右旋排列，左右两竖皆内收成锐角小三角形。“山”字纹虽然类似当今楷书中的“山”，但与当时“山”字的字体相去甚远。

错银卧牛青铜镇

战国·楚

1956年安徽寿县出土

青铜卧牛作蟠伏顾首状，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牛身有错银云纹，不仅动感十足，而且充满神秘气氛。腹下刻有“大府之器”铭文。《周礼·天官·大府》职云：“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入，颁其货于受藏之府。”“大府”是王室掌管财币货藏的机构，是王室府库的官长，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同时在王进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此器当是大府所藏专供王室使用的器物，故造型制作都异常精美。

青铜卧牛为席镇。古人跪坐于地、床、榻等，上必铺席，文献中也称作“筵”。为了避免起身落坐时折卷席角，需要重物将其四隅压镇。《楚辞·九歌》有“白玉兮为镇”的诗句，但考古发现中以青铜镇居多，极少见到玉镇。青铜镇就是用来压席子四角的用品，完整的一套皆为四枚，多动物造，如虎、豹、辟邪、羊、鹿、熊、龟等。

人形青铜灯(附勺)

战国·齐

1957年山东诸城出土

齐是西周初年的姜姓大国，公元前481年，田恒（田成子）发动武装政变，立齐平公，取得了齐国政权。公元前386年，田恒的曾孙田和取代齐康公立为齐侯，齐国就成了田姓的齐国。齐国疆域广大，拥有今山东省大部、河北省东南部，东南临海，有鱼盐之利，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西），是战国七雄中最富庶的国家。

这件青铜灯整体造型为一男子双手分别托举竹节形灯盏，盏盘下有子母口与盘柄插合，可根据需要拆卸。男子身着短衣，腰束宽带，脚踏盘龙形底座，形象威武，底座旁还附有一个添油用的长柄青铜勺。青铜灯造型新颖，构造精巧，可能是齐国宫廷中的器物。

从目前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青铜灯来看，其造型多样，制作精美，既是日常用器，也是有装饰效果的艺术品，是王公贵族奢华生活的代表。常见的造型有人形、鸟形、兽形、树形等，人俑执灯的造型十分常见。

战国青铜灯中灯盘的构造有两种，一种盘中心有锥形凸起，似乎是插烛之用。另一种灯盘平平，为油灯。灯的燃料可能来源于动物油脂。这件人形铜灯，附有一把铜勺，属油灯。

2.3 城市和商业

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日益扩大，城市的商业特点日趋明显。为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各国大量铸造金属货币，实行各自的度量衡制。

青铜空首布

春秋・晋

1956年山西侯马出土

这里的空首布有两种样式，一种是平首耸肩尖足，一种是平首平肩弧足，其共同特点是首部是立体的，有装柄的孔，是对农具的原始模仿。

空首布是目前我们发现的最早的金属铸币，这种形状如同金属铲的货币来源于被称为“钱”(即铲)的农具，又称为“布”(农具“缚”的假借字)。当时在周王室地区流行的空首布有大型平肩、小型平肩和小型斜肩三种，有的布表面还铸有当时周地的地名和“王”字，注明了铸造地点，这些钱也主要在周王室的辖区流通。晋国则流行铸有地名 “甘丹”(即邯郸)的耸肩尖足空首布。

平肩弧足空首布

春秋·晋

1.“亥” 2.“四” 3.“成” 4.“封丘少化”5.“毫”

空首布陶范

春秋・晋

平肩空首布

战国・王室

1.“安周”2.“武” 3.“官考” 4.“安臧”

5.“东周” 6.“武采” 7.“制斩” 8.“武采”

平首布

战国

1.“晋阳”(赵) 2.“离石”(赵) 3-4.“桡比堂(当)新”(楚)

上:“宋子”三孔布

战国·赵

山西平朔出土

下: “梁夸新五十当锊”平首布

战国·魏

“宋子”是铸币地名，在今河北赵县东北。 背文“十二朱(铢)”是此币的重量。

“梁”指大梁，在今河南开封。“新”是重量单位，,“锊” 是当时黄金的重量单位。“五十当锊”是指50枚此币相当于黄金一“锊”。

如果按照尺寸来分，刀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燕赵刀币，最大特色是体型偏小，另一类是齐大刀，顾名思义就是尺寸明显比较大，是战国七雄里尺寸最大的。

刀币

战国·燕

1.无字尖首刀 2-3.“五”尖首刀

4.“明”桥背刀 5.“明”罄折刀

燕国的刀币是比较简单的，可以分为针首刀、尖首刀、燕明刀三种。

刀币

战国·赵

1-2.“甘丹” 3.“白人” 4.“蔺” 5.“晋化”

赵国比较麻烦，自从三家分晋以后，赵国最初是铸造布币的，从战国中期开始与相邻的燕国和齐国交往密切，为了适应这两个国家的贸易需求，开始铸造自己的刀币。不过赵国的刀币更多的还是外贸需求，自己使用的相对较少，铸造的刀币种类也比较少，而且出土的时候往往会伴随其他的货币一起出土。

刀币

战国·齐

1-2.“即墨之大刀” 3.“安阳之大刀”

4.“齐返邦站大刀” 5.“齐大刀”

齐国一直都是大国，武王伐纣时，为姜氏封了齐国，当时刀币、布币、圜钱在民间都曾经流通使用过。后来姜氏衰落，田氏代齐以后，开始一门心思铸造刀币。齐国。齐国铸造的刀币和燕赵的刀币有明显的区别，不但体形硕大、文字高挺，而且铸造精整，美中不足就是出土量少，而且流通范围基本也没有超脱齐国范围。

圆钱

战国

1-2.“隘刀”(齐) 3.“粒六刀”(齐) 4-6.“明化”(燕)

7-10.“共”(魏) 11-13.“垣”(魏) 14-16.“蔺”(赵)

17.“东周”(东周)

左: 卢金

右: 郢爯 (Yingcheng)

战国·楚

1979年安徽寿县出土

郢爰和卢金是战国时期楚国铸造的黄金货币，二者均为印子金，即在扁平金版上压出阴文印记，

郢爰是一种纯金的长方形版状货币，上用印凿打钤印文“郢再”。“郢”是地名，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江陵附近。“爯”是称量的意思，表示此货币在使用时切割成小块称量计算。郢爯是中国最早的黄金货币之一。

卢金表面带有圆形“卢金”戳记，，含金量普遍超过90%。

“司马成公”青铜权

战国

铭文记载此权为一百二十斤，实测重量为30350克,推算当时每斤约 252.9克。

天秤

战国·楚

1954年湖南长沙出土

这套相当于现在天平的称重器是当时楚国使用的衡器。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常见的重量单位还是我们熟悉的斤两制,不过斤两的数值与今不同,常用的单位从小到大为铁、两、斤、衡(10斤)、秤(15斤)、 钧(30斤)、石(120斤)、鼓(480斤),但是各国一斤的重量不尽相同。周制中，以一立方寸黄金的重量作为一斤的重量，由于各国尺的长度不同，所取黄金的大小也就不同，一斤的重量也就各有差异。测量现今出土的楚国尺子，我们知道楚国的一尺约为22.5-22.7厘米，一立方寸黄金的重量约为225.75克。

“王”青铜衡

战国·楚

传安徽寿县出土

此两件铜衡杆的长度相当于战国时的一尺，正面均刻有精确的等分线，背面均刻一个“王” 字，是一种比较准确的计算物品重量的衡器。

寿春(今安徽寿县)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都城，在寿春故城内出土刻有“王”字的铜衡，很可能就是楚国迁都寿春城后王宫使用的物品。

2.4 日常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贵族礼仪化的饮食活动依然很多，壶、簋、罍、鼎、盘、匜等青铜饮食器仍在使用；漆器因其艳丽而轻巧，被广泛应用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丝织业的发展，使丝绸服装成为贵族阶层的主要衣着；华丽的铜灯、精美的铜镜等，都成为贵族家居生活中的时尚用品。

“王命传”青铜虎节

战国·楚

传安徽寿县出土

节是调动军队、出入关驿及征收赋税的凭证，用时双方各持一节，合符验证无误才能生效。驿站是古代供传递文书、官员来往及运输等中途暂息和住宿的地方。寿县曾是战国晚期楚国的首都，因此在这里出土楚王亲自发布的符节是不奇怪的。

战国邯郸之战可以作为显示符节作用的实证。公元前259年，秦军开始围困赵国都城邯郸，长达3年。赵孝成王同时向魏、楚两国遣使求救。向楚国求救的后续故事是毛遂自荐，向魏国求救的后续故事是窃符救赵。魏安僖王派晋鄙领兵十万救赵，晋鄙因惧怕秦军，逗留不进，等待观望。信陵君魏无忌通过魏王宠妾如姬之手窃取兵符，与晋鄙所持另一

半兵符合验后，取得晋鄙信任。信陵君乘机击杀晋鄙，夺取了魏国兵权。与此同时，楚春申君也受楚考烈王派遣，率军救援赵国。魏、楚联军与守城赵军里应外合，成功击败秦军，破解了邯郸之围。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建立了邮驿系统，邮传符节成为身份认证的有效凭据，“王命传”青铜虎节就

是楚国邮驿系统中的重要凭证之一。青铜虎节长12.4厘米，高7厘米，厚 0.5 厘米，材质为青铜质薄片，两面无榫卯。整体呈卧虎状，虎目圆睁，虎首、身、尾皆刻有纹路，正面背上刻有“王命命传赁”5字铭文，意即传达国王的命令。根据相关邮驿制度，凡持有此节的人经过各驿站时，驿站必须免费提供饮食，还可以借给车马。

这件青铜虎节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还体现了战国时期的文化特色。1986 年 10 月，原国家邮电部曾发行过面值2元的“王命传”虎节纪念邮票小型张一枚。

青铜牺尊

春秋・虢

1956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

这件尊整体呈兽形，古称“犀尊”，是一种酒器，出土于上村岭虢国墓地，国属即为虢。这类动物形尊从商代到春秋时期都有发现，但到春秋以后则比较少见。

这件尊整体呈兽形，立耳长竖，张口，口中有齿，长颈较粗长，体较长，下有四足，相对较短而细;身后有短尾。兽背上连有豆形器，下部内束，似圈足;上部类似豆盘，外饰三角形穷曲纹。兽身通体有纹饰，多为卷云纹。此尊继承了西周时期动物形尊以写实为主形态的传统，仅在纹饰上有细微的变化，但其尊口很大，为以前所不曾见。

1956～1957年，为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中国科学院、文化部联合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在河南省三门峡上村岭一带进行考古钻探发掘，共清理了234座墓葬、3座车马坑和1座马坑，出土文物一万余件。1959年出版了考古学专刊《上村岭虢国墓地》，全面公布了这次考古发掘成果。由于当时三门峡市没有博物馆，所以大部分文物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其中有14件带铭文的青铜器。虢国的青铜器以造型雄奇、纹饰精美、铸造工艺精湛而著称于世。这件青铜牺尊1956年出土于虢国墓地M1704，当时发掘报告称其为兽形豆，为春秋时期的酒器。高29厘米、豆盘口径15.2厘米，长31.5厘米。

由于“牺”字古时为祭祀用的牲畜的总称，旧时习惯常将此类器物称为“牺尊”。因此，这件似牛又似兔造型的兽形尊，称之为牺尊。

虎钮青铜罍(léi)

春秋·郑

1923年河南新郑出土

错金银马首形青铜䡇

战国·魏

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

䡇是车辕的前顶端装饰。这件精美铜䡇呈马首形，其头部和颈部用错金银的工艺装饰卷毛纹和鳞纹，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铜器的典型代表作品之一。

魏在春秋时期是晋国的一个大贵族，后来逐渐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公元前403年,韩、赵、魏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魏的疆域在今山西西南部和河南北部，都安邑(今山西省夏县),后迁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战国初,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改革，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有名的强国。

这件玩出土于战国中期魏国贵族墓，此墓是目前所知魏国墓葬中规格最高的一座，因此出土的器物多工艺考究，精美绝伦。这件错金银铜𫐄，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错金银工艺制作，从造型到图案，设计巧妙，工艺高超，错金银色彩分割清晰，线条粗细有致，自然纤秀流畅，充分显示了战国金属细加工技术的精湛，代表了魏国铜器铸造及错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贵族生活的华丽与奢靡。

商周时期，马车不仅是交通工具，也作战车及田猎之用。商代马车多驾两匹马，也有的驾四匹马。为求坚固耐用，许多关键部位如踵、軎、轭等处，都采用了铜构件或包上铜饰。西周车战初盛，军事上用车颇多，造车技术比商代更为精良，车马的配件也更加完备。如辖是插在轴端孔内的车键，作用是防止车轮脱落。商代辖多为木质，个别加了铜质套头，西周已有完全为铜质的辖，东周时期辖一般均为铜质，除美观之外，更重要的是起保护作用，从而延长使用寿命。

西周礼制成熟，车马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形成，马车被作为身份等级的象征，贵族热衷于用精美的构件和饰件来装饰车辆，增加了许多前代没有的新部件，如舆上安装车盖、銮铃等。为使车马更华丽更漂亮，东周时期，许多铜构件还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嵌错工艺。

嵌错是一种金属器物表面装饰技术，根据嵌入材质不同，分别称作“错红铜”“错金银”或“金银错”。其工艺是将黄金、白银、红铜等质地较软的金属做成细条、片或丝，嵌入青铜器表面预留好的凹槽中，捶打使其坚实牢固，然后再用厝石、木炭加清水依次磨厝器表，错平磨光。利用不同金属的色泽对比构成纹饰、铭文、图案，或红黄相间，或黄白辉映，绚丽多彩，使器物显得富丽堂皇，异常华美。最先出现的是错红铜，该技术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已臻成熟，图像多为表现攻战、宴乐、采桑、射猎等场面，主题明确，是反映当时社会大变革的现实图画。其后是错金，错银工艺出现最晚，约在战国早期。战国中期以后，错金银工艺更为流行，错金、错银多同时使用，几乎完全取代了错红铜，秦汉时仍有延续。

青铜武士像

战国·赵

1955年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文化领域发生巨变，一些得到良好教育的“士”人聚徒讲学，著书立说，建立了众多学术流派。其中，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与墨子开创的墨家学派成为时代显学，弟子遍天下。他们与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学派自由争论政治、思想领域的各种问题，在学术思想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思想界的活跃也促进了文学、史学、艺术与科学的发展，中华文明从此走入了一个生机勃勃、硕果累累的新时代。

玉剑饰、玉璧

战国

云兽纹青玉璜

战国·魏

1950－1951年河南省辉县固围村一号墓祭坑出土

玉璜是一种佩玉。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儒家赋予玉的种种道德文化内涵，使得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

这件玉璜由七块和阗青白玉和两个鎏金铜兽首衔接而成，中间五块玉内心钻孔以铜片穿连，铜片从五块玉中穿出后，左右两端各装饰鎏金铜兽首，两只兽首分别衔着透雕的椭圆形玉，铜片与玉衔接吻合严密，至今毫无松动。

这件玉璜集阴刻、浮雕、镂空、接榫、碾磨等多种工艺于一身，尤其用若干节玉片配合金属衔接制作难度极大，代表了当时玉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璜是一种圆弧形玉器，目前所知最早的璜出土于浙江余姚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遗址。除用作日常佩饰外，璜具有重要的礼仪功用。《周礼》就将玉璜与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玉琥称为“礼天地四方”的礼器。春秋战国时期，玉被赋予了很多文化内涵，《礼记•玉藻》云：“君子于玉比德焉。”王公贵族皆以佩玉为时尚。在考古发掘的墓葬中，玉璜多发现于人的胸腹部，往往是一组玉佩中的主要佩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玉器发展史上较为辉煌的阶段，战国玉器是中国古代治玉工艺的卓越典范，这一时期的玉器，不仅数量众多、玉质上乘，并且新创了不少优美器型，线条运用更臻娴熟，纹饰的审美含量急剧增加，刀工秀逸遒劲，风格清新潇洒。五百年的时间，创造了无数令后世叹为观止、难以企及的玉质珍品。

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禁止出境！

战国·魏

1951年河南辉县出土

带钩是古人系腰带的挂钩，多用青铜铸造，也有用金、银、玉等制成。这件带钩是魏国王室用品。

这件战国时期的大型带钩，白银铸造，通体鎏金，整体长18.4厘米，宽4.9厘米，钩身铸出浮雕式的兽首和长尾鸟，兽首分列钩身前后两端，作相背的对称排列，形似牛首，而双耳作扁环状，长尾鸟居钩身左右两侧，亦作对称安排，体修长呈S形，盘曲逶迤回旋，尾部作歧出的分尾形，并以爪、尾反复虬结，点缀鸟体，使装饰效果突出。继而又在钩身正面嵌饰白玉玦三枚，玉玦表面线刻谷纹，三玦均排列在同一中轴线上，自前而后大小依次递增，形成一种节奏十分鲜明的韵律美，在玉玦中心，各雕一粒半球形玻璃彩珠(俗称蜻蜓眼)，钩身前端又镶入用白玉琢制成鸿雁首形的弯钩作为钩首，其上用阳线雕出鸿雁的口、眼等细部，从侧面看恰似一曲颈昂首的鸿雁。在装饰上除了使用鎏金、镶嵌以外，局部以凿饰小点，并以黑漆勾线、点睛，突出了轮廓，丰富了色彩层次，益发显出工艺的精湛、清新、华丽，美不胜收。

此件带钩虽然尺寸长大，但由于在制作时已注意采用薄型，并以浅浮雕装饰，同时在面与面的转角处理上，又运用圆角过渡的手法，使线条趋于圆转流利，从而弱化了凝重感，另外在外形的设计方面，轮廓主线条是以修长的鸟身作S形盘曲回旋，使轮廓线逶迤曲折富有变化，并与小段的直线相接，曲直对比层次鲜明，非常和谐，取得造型颀长、秀丽、轻盈的效果。

整个带钩把金属铸造工艺和琢玉工艺结合起来，十分精湛，堪称中国古代最华美的带钩。魏国定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其出产的带钩在当时享有盛誉，至汉代仍十分流行。

此件带钩于1951年11月在河南辉县固围村5号战国墓出土，辉县在战国时属魏，固围村当是魏国贵族的墓地，此带钩应是魏国贵族们所使用。1950年至1953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琉璃阁、固围村一带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大型墓葬及其附属的车马坑，此件带钩即出自其中。

根据《太平御览》引东汉人圈称《陈留风俗传》的记载，东汉时期的浚仪地区（即魏国故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一带）有不少池沼，其中经常能发现魏国时期的带钩，当时还有不少民众仿制这种带钩，号称“大梁氏钩”。这件“鎏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被认为是魏国王室用品，很可能制作于当时的大梁城。

带钩是古人腰部佩带的重要服饰附件，系用来联结束腰革带的实用器物，兼具装饰效果。一般由钩首、钩身、钩钮三部分组成，基本形制是下端有钩钮钉于皮带的一头，起固定作用，上端曲作钩首，用以钩挂皮带的另一头，中间部分为钩身，常有各种精美纹饰或嵌物。按其形状大致可分水禽形、琵琶形、兽面形、曲棒形、竹节形等，也有个别的异形钩。材质多见金、银、铜、铁、玉，装饰技法有错、镂、鎏、嵌、刻等。玉带钩数量虽然较少，但出现最早，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已有出土，延续时间也比较长，直至清代。金属带钩出现于春秋时期，战国大为盛行，秦至两汉使用都相当普遍，直到魏晋南北朝时，由于盛行配有铰具(带扣)的革带或蹀躞带的缘故，带钩的使用才逐渐消失。带钩的使用地域亦非常广泛，今考古发现，北到长城附近，南至两广，巴蜀云贵，都有出土，但流行的中心范围是在黄河中游的中原、关中地区。

“楚高”青铜缶

战国·楚

1954年山东泰安采集

这件浴缶是水器，其口沿唇部有铭文5字“右冶尹楚高”。1954年山东省泰安县更道村出土。

该缶出土于泰山南麓的一个以大石覆盖的长方形窖藏内，同出者共有6件铜缶和1件铁盘，其中包括本器在内的两件铜缶有相同的铭文。关于窖藏的性质,目前多认为属于祭祀泰山的遗存。

青铜编钟(13件)

战国·楚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

这组编钟共13件，从大到小依次排，,最大一件钟的两面铸有铭文12字，记载在楚历屈之月，晋国军队救戎于楚的事件。这组编钟试音后发现音阶准确、音质优美，每枚钟都能发两个乐音，两音之间为大三度关系，符合现代声学原理。

周朝是依靠礼制来维护统治秩序的，礼乐用器编钟的数量和种类的多少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从西周中期出现三个一组的编钟以后，每组编钟里钟的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春秋战国时期,上层贵族中仍沿袭周王朝的一些乐制，因而贵族大墓经常陪葬有成组的编钟、编磬。

石编磬

战国·魏

1957年河南陕县后川出土

四、春秋战国时期的周边各族

春秋时期，中原人常常自称为“诸夏”，将居住在周边地区的部族称为“蛮、夷、戎、狄”。随着中原各国与周边民族的密切交往，到春秋战国之际，“蛮、夷、戎、狄”中的大多数部族逐渐与“诸夏”相融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4.1 北部与西北部地区

春秋时期，北部与西北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被泛称为戎和狄。其中，戎包括北戎、山戎及部落众多的西方戎族，狄包括白狄、赤狄、长狄等部族。到了战国时期，这些部族多与华夏族融合成一体。北部地区的部族被泛称为“胡貉”，包括东胡、匈奴、林胡、楼烦等；西北部地区的部族被泛称为“氐羌”。

狼噬牛纹金牌饰

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

1972年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同告登出土

这件牌饰用黄金制成，票面上压制出四狼噬牛的纹样，两面整个场景充满了紧张、野性的氛围，而对称布局的画面则又带有中原艺术风格。

战国时期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林胡、楼烦、匈奴等少数民族，与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联系密切，金属制品的纹饰风格深受其影响，如虎噬牛纹样既是比较典型的中亚草原艺术风格，同时这些民族又与中原文明接触较多，其艺术风格又受到中原文化的熏染，这件器物从制作工艺到纹饰风格，集中体现了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汇与创新。

嵌宝石金牌饰

战国

1972年内蒙古伊克明型机排旗出土

4.2 东部地区

春秋时期，东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被泛称为“夷”，分布在今山东、安徽及江苏北部一带，包括淮夷、徐夷、东夷等。

4.3 南部和东南部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居于楚国境内或楚国之南的少数民族被称为“群蛮”和“百濮”，他们后来逐渐融入楚国；东南部及岭南少数民族被统称为“百越”，分布于今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等地。

第四组 西南部地区

4.4 西南部地区

春秋战国时期，西南部地区的主要少数民族是巴、蜀和西南夷。巴人分布在今重庆及四川东部、湖北西北部及陕西汉中地区；蜀人分布在今四川北部和西部；西南夷分布于今四川西北、西南部，云南和贵州两省及广西西部。

上:错金银犀牛青铜带钩

战国、巴

1954年四川昭化宝轮院出土

下: 兽形青铜带钩

战国，蜀

1955年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

巴是一个文明古国，早在商代已见称于世。从商至西周，巴立国于汉水上游。战国时期，巴文化南移至长江三峡今川东鄂西地区，战国中后期至川东，直至公元前316年为泰所灭。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巴国文化可以以巴县冬笋坝、昭化宝轮院和涪陵小田溪慈葬出土文物作为典型的巴式器物，均为晚期巴国文化之物。

上面这件带钩呈犀牛形，犀牛体型健硕，鼻上有双角，前角长且弯曲。犀牛鼻端伸出一柱形钩喙。通体饰卷草纹，用以表现犀牛皮肤的褶皱，纹饰绚烂而有致，极具装饰效果。此件带钩为古代巴人制品，造型独特，惟妙惟肖。

这件带钩惟妙惟肖的造型和精美的错金银工艺，表现了巴人具有和中原不相上下的金属工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