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八十年代末——我在武汉微小经商的艰难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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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光辉岁月

图/光辉岁月

黄生德回忆录之三十一

一九八七年底，我怀揣着改写命运的微光，辞去村干部职务，携妻挈子，告别青瓦黄土的故园，奔赴武汉。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副食小店，成了异乡扎根的起点，也成了我半生风雨的见证。三十多年倏忽而过，汉口老街早已霓虹流转、楼宇林立，可那泛黄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奔波于证照之间的晨昏，蜷缩在城管哨卡边的寒夜，咽下委屈却不敢抬头的瞬间，至今仍如刀刻于心，每每忆起，喉头微哽，指尖发凉。

那时，一个农村人想在城里支起一张柜台，竟比翻越一座山更难。合法经营的门槛，不是一道门，而是一道道关：先回户籍地工商所申领“基础营业执照”，再赴县局办妥“外出通行证”，返汉后还得在属地工商所“报到落户”——三地辗转，数月奔忙，方得一张半年有效期的临时执照。每年续费，必回县城一趟：车票、食宿、误工，连同那点微薄利润，全被路途碾碎。手续之繁，不是程序，是围困；时间之耗，不是成本，是青春。

本以为执照到手，便是安身立命的凭据，谁知那方寸小店，竟要挂满十几块“护身符”：健康证、食品卫生许可证、盐业专卖证、烟草专卖证、酒类流通备案证……暂住证、外出务工证，缺一不可；城管费、社区管理费、治安联防费、工商会员费、被捆绑的报刋费、助残费、工商管理费、税费……等，月月如约而至。每一张证，都是一道门槛；每一笔费，都是一记重锤。小店日均毛利不过数十元，而证照杂费却如藤蔓缠身，年复一年，榨干了起早贪黑的力气，也压弯了本该挺直的脊梁。

若说手续是压在肩上的石头，那形形色色的刁难，便是扎进心里的刺。工商查、税务巡、烟草验、防疫站上门……名义是监管，实则常携烟酒而去，从不付钱。我们不敢拦、不敢问，只把苦笑咽进喉咙。社区摊派随心所欲，地痞混混则公然设卡，“保护费”三个字，说得比收税还理直气壮。稍有迟疑，便是推搡辱骂；若敢报警，换来公安民警的常是一句轻飘飘的劝解：“农村人进城，是求财，不是求气。”——公道失语处，委屈便成了沉默的胎记，烙在那一代异乡人的骨头上。

街头巷尾，联防岗哨如影随形。我常凌晨出发进货，返程时却屡被截停：一张普通进货单，在他们眼里便是“来路不明”的铁证。无票即罚，不买烟酒不放行——那几包红金龙、几瓶二锅头，是交出去的“买路钱”，也是尊严被折价出售的凭证。更令人心寒的是，连执勤民警也惯于盯紧衣着土气、口音浓重的乡下人，无端盘查、搜身、反复诘问，仿佛异乡面孔本身，就是可疑的原罪。

一九九一年，武汉一纸新规，如秋霜覆地：所有农村籍经营者，执照到期一律不予续延。数年心血，眼看将被一纸公文清零。我奔走叩门，低声下气，托尽人情，耗尽积蓄，才在清退名单的边缘，侥幸留下一席之地。那不是续证，是续命；不是经营，是乞活。

小店难养五口之家，我只得另辟生路，做起了长途贩运：从应城运石膏粉，拖食盐，载纯碱，辗转于鄂豫皖苏浙之间。可公路亦非坦途——公安、盐业、工商、税务、城管，层层设卡，逢车必查。一次运货赴驻马店，中途被拦四次，罚去近两百元。那几年，在公路上被拦截罚款总共约三千元，有时，一车货挣不回运费，反赔了力气与希望。

数十年光阴如江流奔涌，今日的营商环境，早已春风化雨：一网通办、一窗受理、一纸承诺；执法有尺度，监管有温度，小商户亦能挺直腰杆说话。回望来路，那不是一段经商史，而是一代人用血汗写就的生存手记——我们以卑微之躯撞向时代壁垒，以沉默之韧扛过不公之重。

那些苦，不是白吃的；那些委屈，没有白受的。它们最终沉淀为一种更深的懂得：人间至幸，不在富贵煊赫，而在证照可期、买卖有信、行走无惧、投诉有应——安稳，是普通人用半生跋涉，才换来的最朴素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