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在新疆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人们都分别生活在两个不同的范畴里。通常是指一个是兵团，一个是地方。在兵团生活的人员就是从各地汇聚来的‘屯垦戍边’人。是全民国企待遇，肩负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双重使命，从兵团到各师各团及班排连营，有组织纪律约束的半军事化团体。平时的生活活动大多是相对封闭的。另一方面是所谓的‘地方’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本部，是新疆社会的主体部分。是在省级政府，州地政府，县，乡，镇地方组织领导下的居民和从业者。自治区一级和兵团一级党政组织是统一的领导，而下一级组织地，县，镇；师，团，营，连的生活工作是两条平行线轨迹运行发展，虽然兵团的驻地像一把在全疆四面八方撒开的胡椒面，兵团和地方大家相互交错接壤，共同生活在一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蓝天下，但似有一条看不见的丝线，分明地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打个比方，就像一个父母膝下的两兄弟，分了家，各自过日子一样。唠，或许我没有说清楚，但，从我懂事开始，日子就是这么过来的，连日常的语言用的语调也大不相同。兵团的孩子因为家长来自四面八方，全国各省的人员都有，刚开始大都说父母的家乡话，后来因为在一起生活学习，为了方便交流慢慢地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近似普通话的共同语言体系。就像从大陆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官兵，在台湾出生的孩子们形成了独特“眷村”语系一样；而在地方体系生活的孩子大多使用一种带有西北腔的陕甘话语调。住在汉人街的老居民，在交谈中还时不时地夹杂了几句老毛子（苏联话）的语言。</p><p class="ql-block">‘鸡巴上挂镰刀，危险’，什么时候了连今天晚上住哪儿都无着落，还有心说闲话？我所以说那么多兵团和地方的相关关系，是因为我撕碎了调令那一刻已经断了重回兵团体制的可能。用现在的话来说，没了“编”。剩下的只能在社会上流荡。万幸的是我有几个地方上的朋友帮助了我，或者准确地说收留了我。其间有两个多月或借宿在朋友家中，或在一间破旧的简陋的土坯房歇息。在这期间我还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求职体验。交警队的朋友郭福寿（郭福寿后来当了伊宁市交警队的队长，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地一直干到退休）带着我敲开了他最早下乡插队的巴彦岱二大队队长的家门，做了第一次的求职尝试，可惜的是没有成行，要不然我就可以早早地追随大文学家王蒙先生的足迹踏上文学之路了。（王蒙先生曾在巴彦岱二大队任过几年大队副队长）。每天都是昏昏噩噩不知明天的日子该向哪儿走。幸运的是在一个派出所的朋友司马义全力操办下，以一个盲流自愿来疆的身份办了个户籍，落脚在伊宁市东方红公社五大队三小队，也就是伊宁市的东梁坡回民大队。对外的说法就是跟姓夏的外婆落户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在大队部办公的院子里弄了一小间房子住了下来。大队部院子平时没有人，就我一人，不管怎么说暂时安顿下来。那两个多月失去自我，漂泊的居无定所的不知饥饿的时光给我留下了永无法抹去的记忆。当然，也收获了比金子还要贵重的友谊。我之所以愿意用这么随意的语调来轻轻地表述，是因为一切该自己承受的苦难就勇敢地承受好了，无论说出来多么的悲情，能听懂的还是独自走过那段路程的你自己。不是有位哲人说过：如果我没有跌落谷底，我就不可能向上攀登。</p><p class="ql-block">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知道，户口对一个人是多么重要，更不用说一个什么也没有的‘盲流’。‘盲流’，什么是‘盲流’？这么说吧，那个写了‘我的阿尔泰’女作家李娟的妈妈就是个自由民——‘盲流’。当这个特殊年代还保留这个称谓时，它就代表了最底层的人。</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把户口落在城市中费了多少周折就不用细说了。你不是在前面说得清清楚楚，兵团和地方是两个互不来往的分了家的兄弟单位吗，你怎么会有这么多披肝沥胆的地方上的朋友？是的，是在下乡再教育的日子里，不知什么缘由我们相识了。第一次相聚时就好像挂念了许久的朋友终于团聚了一样，结下生死缘分。后来他们都被招收到了新成立的伊宁市公安局交通队。我只要从团场回到伊宁市，都去看望他们。他们也总是热情地欢迎我。每次相聚都是欢乐愉快的，偶尔有了一点富余的钱就尽兴地畅饮一番。我也帮他们写写批判文章，文章多受到表扬，后来代替写文章的事让公安局的军代表薄教导员知道了，他还问我愿不愿参加公安局工作。因为我父亲就是公安出身，知道我们家的人性格不适合干公检法工作，所以没有答应。伊宁市公安局交通队的白队长，陕西人周副队长都和我谈得来，回到伊宁市，交通队就像我半个家。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封神榜’，‘三国演义’听‘三侠五义’，‘杨尚武三盗九龙玉杯’等故事，加上在那个动乱的时候三次独自一人到全国串联旅游，同学们送给我一个外号‘江湖’的美名。</p><p class="ql-block">一切的一切，都从零开始。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户家’了，一个从此要靠挣工分养活自己的城市农民。一切和我从小赖以生存的环境，习惯的兵团集体生活做了完全的切割。在东方红公社五大队队部的办公室里的一个角落，我用一块旧了的边角已经露了毛边的线毯挂起来当门帘，就有了一个小小的没有窗子的‘私密’房间，也和过去的一切作了彻底了断。公安局交警队的朋友们给我找了一张买铁制品的配发券，买了一个稍大点的钢精蒸锅，添置了唯一的用具；师子校的同学徐老师送了我一张方桌摆在床前，房子里就有了一张书桌。床是大队部以前留下来的。对了，我还有一件贵重的物资，我的大哥和大嫂送给我一辆他们好不容易刚买的新自行车，使我多少保持了一点体面。搬进新家的时候，我的警察朋友们来了好几个，一时东梁坡的居民都露出惊诧的疑问。一九七三年的春节就是在这间小屋度过的。当午夜钟声响起时，靠在床上看书的我忽然感到靠墙角落的一面肩膀被冻得有些麻木，似乎有一股凉风渗进来。用手敲了敲墙壁发出了空洞的声音，再稍稍加大了用力，墙壁居然露出来一个空洞，原来这间小屋曾做过仓库，可能存放过粮食。不安分的老鼠为了偷粮食把墙打了个洞。没有办法我只好起来，用那个新购置的钢精锅化了半锅雪水，就地挖了个坑和了一些泥，到大院子里找了几块碎砖，就着泥浆把碎砖填进墙洞里。没有了外来的寒风，小屋顿时暖和多了，节日的氛围也就渐渐地浓了起来。</p> <p class="ql-block">伊宁市交警队的朋支去六十六团看望我</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