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心昭日月，德范照珞珈——纪念陶德麟校长逝世六周年

咏梅--为你而歌

2026年5月24日，初夏的珞珈山苍翠欲滴，东湖之水波光粼粼。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怀着无比崇敬与深切怀念的心情，纪念武汉大学原校长、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陶德麟先生逝世六周年。六年光阴流转，斯人已逝，但他那如日月般澄澈的哲思光辉，如高山般巍峨的道德风范，依然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武大人的心中，照亮着后来者前行的道路。

一、 真理的捍卫者：以理论勇气冲破思想禁锢

陶德麟先生的一生，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伴相生、为真理不懈求索的一生。他不仅是学术上的巨擘，更是时代转折关头敢于担当、勇于发声的思想先锋。

1978年，中国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如同沉重的枷锁，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国家的拨乱反正。在那风雨欲来的时刻，陶德麟先生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历史责任感，挺身而出。他在全国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的大会发言，旗帜鲜明地批驳了“两个凡是”，有力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

这篇发言及其随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同名文章，如同一声惊雷，打破了思想的坚冰。为了从学理上彻底澄清迷雾，防止因概念歧义产生的假争论，陶德麟先生连续发表多篇重磅论文。在《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中，他严密论证了逻辑证明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指出其只能保证前提与结论间的逻辑蕴涵关系，而无法判定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在《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中，他通过对话体的形式，剖析了以认识对象为标准的不可操作性，强调只有实践的结果才能证实认识与对象的符合。这些论述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更在当时起到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关键作用，被誉为我国哲学界“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的领路人之一”。

这种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源于他坚定的信仰。正如他所言：“他的信仰从不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别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打击而改变，这种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气，使他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 即使在“文革”期间遭受残酷迫害、被下放劳动改造八年之久，他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坚信错误终将被纠正，国家不会就此沉沦。那份“心境常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的诗句，正是他身处逆境却心如止水、坚守初心的真实写照。

二、 哲学的耕耘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陶德麟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辛勤耕耘半个多世纪，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他继承并发扬了恩师李达先生注重整体性研究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早在青年时期，陶德麟便展现出卓越的学术天赋。1955年，年仅24岁的他撰文批评苏联权威著作《简明哲学词典》中关于“同一性”条目的错误，该文发表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并得到毛泽东主席的肯定。1961年，受李达先生委托，他执笔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唯物辩证法》，系统阐发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新发展，力图概括当代科学成就，注重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独特贡献。尽管该书因“文革”爆发而未能及时出版，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创新精神已初露锋芒。

改革开放后，陶德麟先生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李达思想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修订中。他参与编纂《李达文集》，发表十余篇论文，系统探讨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杰出贡献，澄清了许多被淹没或歪曲的史实。同时，他将李达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修订为《唯物辩证法大纲》出版，这是“文革”结束后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最高水平，并于1985年获国家教委第一届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陶德麟先生认为，哲学不是自我封闭的精神运动，而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智慧，与人类命运、民族兴衰息息相关。他主张“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的统一”，强调哲学家应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在他的推动下，武汉大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镇，他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

三、 教育的践行者：立德树人，吐辞为经

作为一位著名的教育家，陶德麟先生始终秉持“教育之道首在成人”的理念。他认为，做人是做事的基础，成人是成事的前提，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学生做人。这一理念源于他初中时校长的一次讲话：“为什么来上学？不是为了读书，是为了学做人。”这句话让他铭记一生，并贯穿其整个教育生涯。

陶德麟先生反对分科过细和应试教育的弊端，主张素质教育应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群育相统一的综合性教育。他指出，当前教育实践中存在诸多违背素质教育要求的现象，如学生缺乏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处理人际关系缺乏规范等。他强调，高校应营造高品位的文化氛围，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相互渗透，培养眼界开阔、素质全面、具有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的人才。

在为学之道上，陶德麟先生极力倡导创新精神，但强调创新必须建立在求实的基础上。“学贵创新，非创新不足以言学”，但他坚决反对靠小聪明、耍花架子的浮躁学风，主张“创新不能靠小聪明，只能靠脚踏实地，下苦功夫，化大力气”。他告诫年轻学者，为学须心如止水，“日就月将，水到渠成，实至名归，乃成大器”。

在为文之道上，他推崇“晓畅”之风，认为“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文字应简洁明了，通俗易懂，反对故作高深、堆砌辞藻的晦涩文风。他引用孔子和苏轼的话，强调“辞，达而已矣”，认为把复杂深刻的理论问题写得明白晓畅才是真功夫，而“浅入深出”往往是功力不够的表现。他提倡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写理论文章，反对生硬搬运外国名词句式，主张让哲学说“中国话”。

言传身教，润物无声。陶德麟先生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学术造诣，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创造性人才，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先生”。2020年，教育部追授他“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以表彰其卓越的教育成就。

四、 武大的守护者：鞠躬尽瘁，德范长存

陶德麟先生与武汉大学的命运紧密相连。1949年，他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此扎根珞珈山，直至2018年退休，整整七十年岁月都在武大度过。他历任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副校长，并于1992年至1997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

在担任校领导职务期间，他把人文学者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武汉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他深知大学之精神在于文化积淀与学术自由，致力于提升武汉大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他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积极争取资源，推动学科建设，为武汉大学跻身国内一流、国际知名高水平大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4年，陶德麟先生被遴选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这是武大对学者最高学术荣誉的认可。2020年5月24日17时08分，这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他的离去，是武汉大学乃至中国哲学界的重大损失。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陶德麟先生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哲心昭日月，德范照珞珈”。他那追求真理的勇气、严谨治学的态度、立德树人的情怀、爱国奉献的精神，如同珞珈山上的青松，四季常青，永不凋零。在纪念他逝世六周年之际，我们不仅要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更要传承他的精神遗产，将其融入新时代的教育实践和学术研究之中。

愿陶德麟先生的精神之光，永远照耀珞珈山，指引无数学子在求知做人的道路上坚定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