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诞生的时代背景值得渲染

郑州张世科

　　开宗明义，在这里不是说碑刻的产生，而是说碑刻的诞生，是基于碑刻家族的庞大，碑刻内涵的丰富。几十年的对碑刻的涉猎，尽管也下了不少功夫，总感到相对于博大精深的碑刻文化，无论自己的知识和眼力都远远不够。对碑刻的敬畏便油然而生。因此故，今后我再讲碑刻决不随随便便，要有12分的尊重。

如今的人们对碑刻也许并不陌生，有的甚至可能还能分出个369等。然而对于碑刻的历史，尤其是其产生的过程，不见得熟悉。面对碑刻很可能会生出这样的疑问：它是一开始就刻满文字，还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回到古代，去看看石碑的“前世今生”。

　　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碑刻，最初只是一块没有文字的竖石。起初它有这么几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如果立在宫中，是用来观测日影计时用的；如果立于宗庙旁，多是用来拴系牲口用的；如果立在墓穴旁，则是作为下放棺木时引绳的支架。将文字与石头进行结合，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例如，战国时期的《石鼓文》，就是在鼓形的石头上刻字记事，常被看作碑刻的雏形。 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的石鼓，出土于唐贞观年间的陕西凤翔，共十块。石刻内容被认为是记叙秦王出猎的场面，故也称《猎碣》。五代十国至北宋前期，石鼓的命运飘忽不定。直到宋徽宗时期，石鼓入藏开封汴京国学。金人破汴后，石鼓被金军运至燕京。元代以后，石鼓一直安置于国子学大成门内。抗战时期，为保护这一国宝，石鼓先后迁徙到南京、四川等地，解放后才运回北京故宫。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多次东巡并刻石纪功，从而开启了在石头上“刻石记功”的先河。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碑刻，是到东汉时期才开始出现的。东汉时期，厚葬之风盛行，士大夫阶层极为看重身后名节，催生了立碑的高潮。碑的形制也完全成熟，一块标准的汉碑包括：碑额：顶部，刻标题。碑身：正面刻正文，背面刻出资人姓名。碑座：多为龟形（赑屃），象征负重且长寿。这一时期，碑刻的功能也从墓碑扩展到了纪功碑、记事碑、儒家石经。如今的人们把这时候的碑叫做汉碑。那么，河南现存汉碑有多少呢？据不完全统计，不下50通。当然，绝大多数都是残缺不全的。即使界面是完整的，风化的也比较严重。其中，现存延津的《刘熊碑》、现存荥阳的《韩仁铭碑》、现存鄢陵的《尹宙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汉碑精品。而在这些汉碑中，最有故事的则非现存河南博物院的《袁安碑》莫属。可以不夸张的说，《袁安碑》的被发现过程，比眼下任何悬疑剧都要精彩的多。

　　1928 年，河南偃师辛村的牛王庙被改成了小学，庙里那张磨得油光水滑的石供案，被人就地留了下来。没人知道它的来历，当年它被人搬进庙里当供案的时候，还是明朝万历年间。更为关键的是，当初放它的人把刻字的那面朝下扣在了石凳上上。碑文压在下面，谁能看见？不曾想，这一扣，就是三百多年。第二年夏天，一个顽皮的孩子钻到石案下纳凉，当他仰面躺下时，无意中发现石案上竟密密麻麻刻满了字。消息传开后，村里有个叫任继斌的人，试着把碑文拓了下来。当拓本渐渐流散到金石学界时，似乎捅了马蜂窝——民国时期那帮顶尖学者，没有一个坐得住的。比如当时故宫博物院的马衡，就对拓片进行了精细考证。他直言说太难得。据说章太炎也掺和了进来，不过他看了拓本直接拍桌子说到：假的！ 他觉得这些字“肥俗特甚”，像是近人模仿赵之谦的书风伪造的。在他看来袁安这么大的官，墓碑怎么可能只写官职履历，连句歌功颂德的话都没有？他认定该碑不符合东汉的风气！一时间，真赝之争闹得沸沸扬扬。

　　巧的是，这一时期洛阳也出土了一块碑——袁安的儿子袁敞的 。父子俩的碑无论形制还是书风都高度一致，互相对照之下，答案自然水落石出。可造化弄人。纵使如此，《袁安碑》的坎坷命运远没有结束。抗战时期一度曾下落不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位县委书记无意中在偃师某区政府院内发现了它，才被重视起来。如今，这块碑安稳地躺在河南博物院里，成了该院藏品中的一大重器。

　　曹操在建安十年下令禁止厚葬立碑，以抑制奢靡之风。此令一下，地上的碑骤然减少。但人们纪念逝者的需求未变，便将小型的碑埋入墓穴中，形成了如今我们熟知的墓志铭。由此可知，碑刻的产生，并非一夜之间，而是经历了：实用竖石 → 下棺工具 → 刻辞墓碑 → 地面丰碑 → 地下墓志这样一个漫长的功能演进过程。碑刻之所以产生，主要源于人们的动机：求不朽。人们希望功绩能像坚硬的石头一样，与日月同辉，永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