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青铜馆

雪野

上海博物馆是一座享誉世界的顶级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创建于1952年，其前身可追溯至1874年成立的亚洲文会上海博物院。作为首批中央与地方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和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上博是全球收藏中国古代艺术门类最齐全的博物馆之一。

上海博物馆东馆中国古代青铜馆。这里是目前海内外体系最完整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通史陈列，精选500余件展品，横跨从公元前18世纪夏代晚期至19世纪中叶清中期的3600年历史长河。其中一级文物达60余件，占上博青铜一级品的近60%。

上博青铜馆最早展出于1973年，是国内外第一个专题陈列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艺术馆。本次东馆陈列是50年来的第六次改陈，在继承马承源先生"五期说"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扩展为"七期说"。

第一期萌生期（夏代，约公元前18世纪—前16世纪）

中国青铜文明始于夏代。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已具有礼制内涵，标志着中国已步入文明社会。

镶嵌十字纹方钺

夏代的镶嵌十字纹方钺。它体形厚重，中心圆孔周围环列着两圈用绿松石嵌成的十字形图案。在早期中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件铜钺刃部平口无锋，并无使用痕迹，它是君主军事权威的象征，也是宗教仪式中的法器。那精致的绿松石镶嵌，体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美学观念与精神追求 。

镶嵌兽面纹牌饰

夏代晚期的佩饰，使用时与铃相伴。器身以青铜铸出主体框架，呈四角钝圆的亚腰形，两侧各有对称环钮。其上以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纹，制作精巧，丝丝入扣，历经3000余年仍保存完好，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镶嵌工艺和绿松石加工技术。

第二期育成期（商代早、中期，约公元前16世纪—前13世纪）

育成期是青铜器在黄河、长江流域广泛发现的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青铜艺术鼎盛繁荣的基础。

兽面纹斝

高31.1厘米，口径18.4厘米，重1850克。铸造于公元前16—前14世纪。斝是古代盛酒器，兼作祭神的祼器，是中国最早的礼器之一。此器敞口高颈，前有双柱作帽形，腹似鬲，下有三锥足，足部与器腹相通——袋足的设计是为了温酒时扩大受火面积。颈、腹部各饰兽面纹，双目特大，带有神秘感。器壁匀薄，口沿有加厚的唇边，形成商代早期青铜器的铸造特色。

甲壶

商中期（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壶是盛酒器，长颈，腹如球体，肩部设两个横置的钮。壶盖和肩部饰龙纹，腹部饰兽面纹，纹饰用阴刻细线勾勒，兽目圆凸，为典型的商代早、中期装饰风格。圈足内侧铸铭"甲"字，这是最早的青铜器铭文之一，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第三期鼎盛期（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3世纪—前10世纪）

这是中国古代青铜艺术的巅峰时期。青铜器造型雄浑、纹饰繁缛、铸造精湛，体现了王权的至高无上和礼制的严密完备。

大克鼎（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大克鼎，又名膳夫克鼎，是西周孝王时期（约公元前10世纪末）铸造的青铜礼器，与大盂鼎、毛公鼎并称为"海内青铜器三宝"。

大克鼎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腹径74.9厘米，腹深43厘米，重201.5公斤。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现藏上海博物馆（1951年由潘达于女士捐赠）。

大克鼎鼎腹内壁铸有铭文28行290字（含合文2字，重文7字），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的典范之作​。

德鼎

德鼎是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1世纪上半叶，周成王时期）的一件重要青铜器，也是上海博物馆的馆藏重器之一。

德鼎通高78厘米，口径56厘米，腹径58.4厘米，腹深35.4厘米，重量84.86千克。

德鼎是西周早期遗存的少数青铜大鼎之一，其造型较商代晚期已发生显著变化：口部呈桃形（敛口折沿），器腹微微下垂，平添沉稳气质；一对立耳甚大，下设三条柱足，口沿下饰三组外卷角兽面纹，由两条夔龙组成，两侧配置倒置的夔龙纹；足上部饰浮雕状外卷角兽面纹，纹饰仍采用带地纹的兽面纹，但构图趋于简略，层次不甚丰富，表现出周人独特的简约风尚 。

鼎腹内壁铸有铭文，共2列10字：

"王赐德贝廿朋，用乍（作）宝尊彝。"

释义：周成王赏赐给名为"德"的贵族二十朋贝（贝币），德因此铸造这件宝鼎以示荣耀。另有更完整的铭文记载：某年三月，周王在成周（今洛阳）为武王举行祭祀，"德"参与了此项活动，事后受到成王赏赐 。

德鼎作为上海博物馆青铜馆的标志性展品，也是央视《百家讲坛》"镇馆之宝"系列节目的主题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

父乙觥

父乙觥是一件著名的商代晚期青铜器，属于中国古代青铜礼器中的酒器。

器身似兽形，前部有流（倒酒的槽），后部有鋬（把手），下有圈足或四足。有饕餮纹、夔龙纹、云雷纹等商代典型纹饰，"父乙"是青铜器上的常见族氏铭文，此器为祭祀名为"乙"的父亲而作。

"父乙觥"作为商代青铜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反映了商代青铜铸造的高超工艺，铭文"父乙"是研究商代宗族制度和祭祀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体现了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的典型风格。

四羊首瓿

四羊首瓿是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的一件青铜盛酒器。此瓿高38.8厘米，口径31.6厘米，腹径40.4厘米，底径29.1厘米，重14.24千克。

器型特征为大口、短颈、广肩、深腹，高圈足上开有三个大方孔。全器因铜质矿化，表面生成碱式碳酸铜，呈光泽翠绿色，精美而神秘。

最引人注目的是肩部设置的四个大卷角羊首，立体高耸，羊角弯曲，双目经艺术夸张后突出而醒目，颇具气势。羊首之间以棱脊状立鸟为间隔，羊首两侧则饰有独角单足、张口尾上卷的龙纹。

腹部上沿饰相间的火纹与"亚"形纹，腹部主体饰乳雷纹（将商代最古老的乳钉纹置于斜方格雷纹中形成），圈足饰双角突出的兽面纹。

羊首采用分铸法（两次铸造法）制成：先铸成瓿的主体，在肩部相应留出孔道，后在孔道上搭陶范铸成羊首。因此羊首直接覆盖在肩部纹饰之上，掩盖了部分原有纹饰。这种工艺在当时属于很高的技术水平。

第四期转变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公元前10世纪—前7世纪）

这一时期青铜艺术由繁缛转向质朴简率，列鼎制度、编钟礼乐逐渐形成，"礼乐文明"臻于成熟。

晋侯稣钟（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西周厉王时期（公元前9世纪中叶），1992年山西曲沃县北赵村8号墓出土。全套共16枚甬钟，形体巨大，最大者高52厘米，最小者高22厘米，铸造精细规整，声音雄浑清脆。器身刻有355字铭文，记载周厉王三十三年（公元前846年）正月八日，晋侯稣受命伐夙夷的历史事件。

晋侯稣钟是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92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肆中发现并购得14枚，后山西晋侯墓考古发掘出土2枚，经考证属已购得编钟的另外2枚，这套编钟得以完璧。

子仲姜盘

春秋早期（公元前770年—前7世纪上半叶）。这是一件盥洗器，与齐侯匜配套使用。盘内装饰有浮雕、立雕的鱼、龟、蛙、水鸟等水生生物，每个圆雕动物都能360度旋转，工艺极为独特。盘的名字来源于铭文"子仲姜"，是为妻子仲姜所作。在东馆，子仲姜盘与齐侯匜同柜展出，展示西周中期开始流行的盘、匜组合盥洗器。

齐侯匜

西周晚期。这是目前发现的西周青铜匜中最大的一件。腹底铸有铭文，记录齐国君主为其联姻夫人虢君长女虢孟姬作匜，祈愿"子子孙孙永宝用"。匜是注水器，用于洗手时盛水浇淋。

第五期更新期（春秋中期至战国，约公元前7世纪—前3世纪）

青铜艺术再次出现高潮，区域特征明显，中原、楚、吴越、巴蜀、草原等文化异彩纷呈。同时，青铜器从礼器向实用器转变，工艺更加精湛。

牺尊

春秋晚期。水牛形酒器，四足矮短，形态稳重。牛鼻处有活环，证明牛在当时已被驯化。牛身上有3个坑，中间的用于放酒，两边的用于放热水，起到温酒的作用。牛身装饰有兽纹和写实纹饰，象征纹饰与写实纹饰并存，这是典型的春秋时期特点。牺尊是展厅中的"显眼包"，深受观众喜爱。

商鞅方升（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商鞅方升（约公元前344年），是中国战国时期秦国的标准量器，由商鞅监制，是研究秦国度量衡制度的重要实物。长方形有柄量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有铭文。通长18.7厘米，宽6.9厘米，深2.3厘米，容积202.15毫升。

方升外壁刻有两次铭文：

1. 秦孝公十八年铭文：记载商鞅任大良造时颁布标准计量单位"十六寸五分寸壹为升"。

2. 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证明此器从战国沿用至秦代。

商鞅方升是商鞅变法"平斗桶、权衡、丈尺"的实物见证。为秦统一度量衡提供了直接证据。商鞅方升证实了秦国度量衡制度的延续性，其容积计算（16.2立方寸=1升）反映了当时先进的数学水平，是研究先秦度量衡史的核心器物。

此器是中国度量衡史上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见证了"统一度量衡"这一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时刻。它曾登上央视《国家宝藏》。

透雕蟠龙纹鼓座

春秋晚期，半球体的鼓面上攀爬有12条相互缠绕噬咬的圆雕蟠龙。龙首为圆雕，口衔圆环，龙体为高浮雕。12条大龙双目圆形中空，可能原有镶嵌物。整器将圆雕、高浮雕、浅浮雕、阴刻手法融汇一体，使用了分铸、铸接、铜焊、镶嵌等工艺，是铸造工艺和艺术造型相结合的典范。

第六期融合期（秦至五代，公元前3世纪—公元10世纪）

这是东馆新增板块，展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对青铜器发展的影响。秦汉以后，青铜器逐渐从礼器中心走向日常生活，同时边疆民族青铜文化异彩纷呈。

中宫雁足灯

西汉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上端为灯盘，呈圆环凹槽形，中柱为独立的雁足，足爪下有圆形座。雁足腿部关节形象逼真，给人以稳健之感。从灯盘所刻铭文可知，此灯制造于建昭三年，为皇后的中宫所有，后赐予阳平侯家。

八牛贮贝器

八牛贮贝器是一件极具特色的滇文化青铜器，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高51厘米，底径29厘米，宽39厘米

重量 15.2千克（15200克）。1956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国墓地。

器物整体呈束腰圆筒形，造型规整周正，线条流畅。器盖：圆盖上铸有一大七小共八头牛。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型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器耳：腰部两侧饰有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虎视眈眈，仿佛正沿器壁向上攀爬，意欲捕食盖上的牛群。器身：束腰形器身上还雕刻有牛、孔雀、雉鸡、马等动物纹饰（部分因岁月锈蚀而较隐蔽）。

贮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形制，是滇国王侯贵族用来贮存贝币的容器，相当于古滇国的"存钱罐"。牛在古滇国是富有的象征，将代表财富的牛之形象搬上贮贝器，寓意不言而喻。

贮贝器多出土于大型墓葬中，是滇国王侯贵族的专用品，象征着财富、地位和权力。此器采用分铸焊接工艺，雕琢细腻，形象生动，写实性极强，展现了滇国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

五牛枕

西汉青铜五牛枕是一件极具特色的滇文化青铜器。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1972年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出土。枕高36厘米，宽68厘米，纵长17.1厘米，重4.7千克。

这件青铜枕呈马鞍形（元宝形），两端上翘，设计独特：枕角（两端）各铸有一头圆雕立牛，体态雄健，肌肉饱满，犄角挺立，造型威猛，枕侧（中部）浮雕三头立牛，以虎纹及双旋纹为底，层次分明。 另一侧：无纹饰，形成对比，整器共有五头牛装饰，故名"五牛枕"。

五牛枕是滇国青铜器的典型代表。滇国是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滇池地区的古代王国，其青铜器以生动写实的动物造型著称，其中牛的形象最为常见，反映了古滇国以牛为财富象征的社会文化。

第七期复古期（北宋至清中期，公元10世纪—19世纪中叶）

自宋代以来，统治者倡导以儒学为核心的价值观，大量仿造夏商周三代礼器，形成复古风潮。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反映了礼制文化的延续和对后世及东亚的影响。

大晟蕤宾中声钟

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北宋徽宗时期由掌管宫廷音乐的官署——大晟府所制作的编钟之一。据记载，编钟的形制、纹饰仿制当时出土的春秋晚期宋公戌钟，共铸12套。正背刻有"大晟""蕤宾中声"铭文，其应是中声第七件。

喷水鱼洗

明代。洗是古代盥洗用具，盆底饰有四条浮雕鲤鱼。当盆中注入清水，双手反复摩擦洗口的耳沿时，鱼洗不仅会发出"嗡嗡"声，而且位于鱼嘴处的水面上会激起水花，产生喷水奇观。这是由于双手摩擦为青铜洗提供振源，产生驻波现象，波腹位置洗壁大幅振荡拍击水面，而浮雕鲤鱼正好被安置于波腹处，看上去好似游鱼击水。这是古代声学与铸造技术的完美结合。

象尊

道光十七年（1837年）。这是展厅中年代最晚的一件青铜器。象尊与《宣和博古图》中所记录的"周象尊"十分相似，但比起同场展出的春秋晚期牺尊双目凸出、花纹遍布全身的形象，这件象尊憨态可掬，十分写实，已受到后世美学观念影响。

上海博物馆青铜收藏享誉海内外。青铜器作为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是贵族社会礼制的特殊产物，多用于祭神享祖、礼尚交往、宴飨宾客等礼仪活动，充分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古人的杰出创造力​。该馆也是反映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的生动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