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杨度不遇

老丹尼尔_Daniel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去湖南湘潭参观毛泽东故居。出了故居向左走没几步，便撞见一湾水塘。这水塘面积不大，却将那凉丝丝的荷香水汽，径直渗透进我几十年的记忆，至今挥之不去。

沿着水塘边悠然前行，看见脚下有块青石板，便停了下来。望着水面上绽放的几朵睡莲，水下游动的鱼儿，我蓦然想起了毛泽东提及的儿时的那些生活趣事——摸鱼，游泳，还有被父亲追打时一头扎进塘里、半天不肯露头的情景。

参观结束，我询问去姜畲镇清泉村的路有多远，想去杨度的故乡看看。得到的答复却是：故居早就没有了，几十年前拆的拆、改的改，地面上什么都不剩了。我不死心，又问：“连一点儿痕迹都没剩下？”对方想了想，说：“好像门前那口水塘还在。”我笑道：“水塘算什么遗迹。”他说：“也就剩这一样没变的东西了。”我捉摸着专程跑去看一个水塘不值得，便打消了念头。

为什么会想起杨度？这还得说回九十年代那部风靡全国的长篇小说《曾国藩》。作者唐浩明写这部书前后耗了十五年，光是伏案创作就用了整整七年：第一部《血祭》1990年付梓，《野焚》《黑雨》也分别在1993年、1994年相继出版。小说翻到最后，作者轻轻带过一个名字，这个人，就是杨度。后来，我又找来唐浩明的另一部长篇《旷代逸才》，也就是后来改名的《杨度》，合上书页那一刻，心里就像长了草，挠得人发痒，总想着什么时候一定要去他的家乡看看，可这念头搁了许多年，终究还是没能成行。

一

湖南人的骨头里，天生带着一股“霸蛮”劲。这话是湖南人自己说的，而且从曾国藩操练湘军的时候就扎下了根——太平军打穿了清朝的半壁江山，一群湖南农民放下锄头拿上刀，愣是从湘南水乡一路打到金陵城头，靠的就是这股不认命、不回头的拗劲。认准了的事儿，九头牛也拽不回，刀架脖子上也不低头。曾国藩打了无数败仗，几次投水自杀都没死成，还是接着打，这是一种霸蛮；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疆，拼了老命也要把疆土收回来，这也是一种霸蛮；谭嗣同变法失败，本来能跑，却偏偏等着被抓，说变法要流血才有用，这更是一种霸蛮。

谭嗣同在菜市口就义那年，杨度正好二十三岁，在北京的京师大学堂读书。六君子的人头挂在城门上那天，他一个人在操场上走了整整一下午。他后来写文章说，谭嗣同“可以不死，而竟死之，以为四万万人倡”，他是要给四万万中国人立一个榜样。从那天起，一团救国的热火，便在这个年轻人的心里狠狠烧了起来。

往后再数，黄兴是湖南的，蔡锷是湖南的，宋教仁也是湖南的；再往后，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全是湖南人。这地方偏居内陆，素来不沾中央的风气，可偏偏就是这群霸蛮的湖南人，把近代中国的天给翻了个个。杨度就是在这股风气里长成的湖南人，骨子里全是霸蛮。

他早年认定君主立宪能救中国，便一条道走到黑，哪怕全天下骂他是“帝制祸首”，也绝不改口，不逃离，不赖账；等到君主立宪的梦碎了，他又认准了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救中国，就在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候，悄悄入了党，跟着周恩来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这是掉脑袋的事，他却做得安安稳稳。你说他一辈子选的路全对吗？不见得。袁世凯称帝那一步，就错得离谱。可错了他也认，不认怂，不狡辩。这种义无反顾，不是偏执，是湖南人刻进骨子里的魂。

他十四岁拜在王闿运门下读书，学的是“帝王之学”——王闿运说，一个顶级的谋士，能亲手把一个国家扶起来，改变亿万人的命运。杨度信了这句话，一信，就是一辈子。

二

杨度的家世，从祖辈起就和湘军绑在了一起。他的祖父杨礼堂，是湘军名将李续宾麾下的哨长，管着一百多号兄弟，是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拼杀的差事。

咸丰八年，李续宾带着八千湘军深入安徽，在三河镇撞上了陈玉成的十万太平军。那一仗打得惨啊，八千湘军几乎全数战死，李续宾自刎殉国，杨礼堂也埋在了三河镇的乱葬岗里，连一块墓碑都没留下。那时候曾国藩正在湘乡老家守孝，接到战报，当场哭出了声。后来他多次提及三河镇，说那是湘军建军以来遭受的最大挫折——“三河之败，湘军精锐尽矣。”

杨礼堂的长子杨瑞生，当时也跟着父亲在军中，硬是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捡了一条命。之后他靠着战功一步步往上熬，最后做到了正二品总兵，守过河南，守过东北，算得上是封疆大吏了。可他一辈子很少提三河镇的事，只是偶尔喝多了酒，才会跟身边人叹一句：“三河一役，湘军元气尽丧。”那场仗给杨家留下的印记，怕是几辈子都磨不掉。

杨度的父亲杨懿生，是杨礼堂最小的儿子，他没有走上从军的路，就留在老家湘潭种田，农闲时给人家做吹鼓手，绰号“杨吹手”。杨度小时候听过父亲吹唢呐，后来也很少提起。

杨度十岁那年，父亲染病去世。伯父杨瑞生膝下没有子嗣，就把杨度接到身边，当成亲生儿子抚养。杨瑞生在河南做官时，带着杨度在任上读书，后来调任东北，杨度被送回湘潭老家。为了培养杨度，杨瑞生拿出杨家每年三百石租谷的三分之一，聘请了当地最好的先生来家里开塾馆，杨度和弟弟妹妹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杨度凭着天生的聪颖与勤奋，十七岁考中秀才，十八岁又中了举人，整个湘潭都知道杨家出了个“神童”。

中举的第二年，甲午战争爆发。转过年来大清就败了，李鸿章东渡日本，签下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还要赔偿两万万两银子。消息传到北京，正赶上杨度在京会试，二十岁的年轻小伙子气得浑身发抖，跟着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千举人，联名上书朝廷，誓要诛杀李鸿章、反对议和。这是杨度第一次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那股湖南人特有的火辣劲儿，一下子传遍了京城。

三

中举之后，杨度两次赴京参加会试，都未考中。

到1903年，机会来了。清廷新开了“经济特科”，不再考八股，旨在选拔一批懂新政、通实务的人才。经四川总督锡良保荐，杨度拿到了入场券。考场设在紫禁城保和殿，慈禧太后亲点考官，张之洞等都在阅卷大臣之列。这对杨度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良机。

发榜那天，杨度拿了初试一等第二名，俗称“榜眼”，复试也顺利通过。可谁也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绊脚石，有人向慈禧告发，说榜首梁士诒是“梁头康尾”——姓梁，又是广东人，跟梁启超同姓，名字最后一个字“诒”，正好和康有为的名字“祖诒”重合，肯定是康梁余党；杨度也被指与革命党人有勾结，策论里藏着不满朝廷的大逆不道之言。慈禧一听就怒了，直接下令将二人除名，还要抓起来治罪。

眼看到手的功名，一夜之间灰飞烟灭，甚至差点连脑袋都保不住了。杨度匆忙换上一身粗布衣裳，混在逃难的流民中逃离京城，后又从上海乘船东渡，去了日本。

那时去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大多攻读法政。杨度在东京先入法政大学，后转入早稻田大学，一门心思扑在各国的宪政制度上。他抱着一堆西方政治学经典，一边读一边琢磨：中国未来的路到底在哪里？他的文章写得好，梁启超在日本办《新民丛报》，常发他的稿子。对杨度的文章，梁启超只说了三个字：“惊其才。”——说他对宪政的理解，比自己还要透彻。

一次留日学生聚会，杨度多喝了几杯，来了诗兴，当众挥毫写下一首长诗，其中的两句掷地有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那首长诗就是《湖南少年歌》，1903年发表于《新民丛报》，传回国内激励了无数湖湘热血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常和同学一起背诵这首诗，还把那两句抄在笔记本的封面上。

1905年7月，孙中山抵达日本，专程到东京找到杨度，二人“聚议三日夜不歇”“畅言无隐”。杨度虽赞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但因自己投身宪政多年，难以改弦更张。他对孙中山说：“我有个同乡好友黄兴，文武双全，出类拔萃，他来辅助你，一定能成全你的大业，我愿意把他引见给你。”孙中山听后非常高兴。经杨度安排，孙黄二人在东京一家名叫“凤乐园”的中餐馆见面，畅所欲言，相见恨晚。两人足足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从此并肩战斗，共同领导辛亥革命，后来时人并称“孙黄”。

孙中山与杨度分手时，杨度与他立下盟约：“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

十七年后，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危在旦夕。杨度兑现了诺言——他出面游说曹锟，制止吴佩孚南下援陈。事后，他专程到上海见孙中山，孙中山紧握他的手说：“皙子，你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真是可人！”之后，杨度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

1925年，孙中山病逝，杨度送去一副挽联：“英雄做事无他，只坚忍一心，能全世界能全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四

1907年，杨度从日本回国。第二年春天，经张之洞、袁世凯联名保荐，他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衔。民国成立后，他入袁世凯幕府，历任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还给不少地方督抚做过顾问。这些职位说起来不低，但后人好像都不怎么记得。可有一件事，不管是他本人还是后世读史之人，都永远无法绕开——那就是牵头成立筹安会，劝袁世凯称帝。

1915年，袁世凯已是民国大总统，心里却始终惦记着那把龙椅。杨度看在眼里，觉得机会来了。他坚信，君主立宪能救中国，袁世凯就是那个能收拾乱局的“非常之人”。于是拉拢几个人，成立了“筹安会”，公开宣称要研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看看到底哪个更适合中国。他还写了篇《君宪救国论》，亲自送到总统府。袁世凯读后拍案叫绝，当场写下“旷世逸才”四个大字，又让人做成烫金牌匾，敲锣打鼓送到杨度府上。

那是杨度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刻，也是他一辈子背负骂名的起点。

牌匾刚挂出去没几个月，蔡锷就在云南起兵护国，接着贵州、广西、广东纷纷响应，袁世凯一下子众叛亲离，没半年就一命呜呼了。据说袁世凯临死的时候，睁着眼睛喊：“他误了我！”那个他，有人说是杨度，有人说是想做太子的袁克定，到底是谁，至今也无人能说得清楚。可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下的通缉令里，杨度的名字明明白白排在第一位。

为什么偏偏是他排名第一？原来当初劝袁世凯称帝的那群人，一看风头不对，早就翻了脸，骂袁世凯骂得最凶的，恰恰就是当初劝进最起劲的。只有杨度没跑、没骂，没说自己是被胁迫的，更没登报跟袁世凯划清界限。他认了。这个认，不是说“我错了”，是说“这件事是我做的，所以后果我担着，我不赖账”。通缉就通缉，全天下骂就骂，我不躲，也不辩解。

从那以后，旧日的朋友纷纷与他断交，以前的门生弟子也都躲着绕着他走，就连当年一起公车上书的老朋友梁启超，都公开发表文章骂他“下贱无耻”。那四个字像四根钉子，狠狠地钉在杨度身上，一钉就是几十年。梁启超与杨度本是极好的朋友，戊戌变法时二人书信不断，后来因政见不合，才渐行渐远，到筹安会这件事，直接彻底翻了脸。梁启超笔杆子厉害，骂人也力道十足，“下贱无耻”四个字，重得能砸死人。

可杨度从头到尾，都没公开回应过一句。他不是不敢，是不想，认为根本不值得。后来他跟身边的人说，任公要骂我，那是他的立场，我做我的事，没必要跟他吵得面红耳赤。倒是陈独秀，在那个时候说了句公道话。1920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文章开篇就引用了杨度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接着又写道：“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

五

袁世凯死后，杨度送去一副挽联：“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有人问，这是认错了吗？他摇摇头，说不是。他的确不是认错，只是坦然地承认，这条路走不通了。

通缉令发布后，杨度先躲进天津租界，后来又搬到上海法租界，住进辣斐德路一栋不起眼的小楼里，每天深居简出。那几年，他要么静坐读书，要么出门散散步就回来。没人知道这个沉默的老人，就是当年被全天下骂作“帝制祸首”的杨度。

六

杨度曾自言：“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乃不更言经世，而由庄以入佛。”可见，他确曾一度迷上佛学。起初只是以庄释佛，后来干脆自号“虎禅师”，一心想要开创“无我宗”。

他的师父法号“释敬安”，与他同为湘潭同乡，自幼出家，年轻时曾燃指供佛，烧掉两根手指，故而自号“八指头陀”。这位方外之士，不仅是一位得道高僧，更是晚清民国诗坛中声名远扬的诗僧。王闿运推崇他为近代方外诗人中的巨擘，梁启超则称其为“当世第一流诗僧”。

杨度早年中举后，经业师王闿运牵线，与八指头陀相识。一个是少年成名的湘潭才子，一个是诗名远播的方外高僧，又是同乡同好，两人一见面就分外投缘，从此常有诗词唱和，渐成忘年知己。后来八指头陀邀杨度同往沩山密印寺小住，一住便是数月。正是在那空山古寺的幽静里，杨度第一次触摸到佛门境界的空阔与安宁，以致许多年后都无法忘怀。

八指头陀圆寂后，杨度感念师恩，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四处奔走搜集师父散落在各处的诗稿文稿，一点点勘校整理，最终编成《八指头陀诗文集》，并亲自作序，详细记述了这位奇僧的生平往事，阐明了他的才情风骨与诗学主张，字里行间全是对师父的追念。

后来杨度自己也写了一本《新佛教论》，朋友读了笑他：你这哪里是佛学？分明是借佛说人话。杨度也不辩解，但翻开书就能看见他写的核心：真正的佛不是躲进深山不问世事，修行的最高境界是“无我”——做事的时候不要总想着“我”的名声、“我”的得失，把“我”放下，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该牺牲就牺牲，这才是真的悟道。

他研究佛学那几年，恰恰是他人生转弯最狠的几年：他放下了对君主立宪这条路的执着，开始想，只要能救中国，哪条路走得通就走哪条路。正是“无我”这两个字，给了他放下一切的勇气——放下过去的地位，放下满身的骂名，放下所有“我”的计较，重新去做他认定该做的事。

七

1927年春天的那个消息，成了压垮他过去的最后一根稻草。

那天他在北京出席熊希龄女儿的婚礼，宴席上遇见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对方随口漏了一句：张作霖已经布好了网，要去东交民巷俄国兵营抓共产党人。杨度脸上没露一丝声色，却找了个“身体不适要先走”的借口，提前离席。

出门拐进胡同，他立马雇车连夜去找胡鄂公，托他第一时间给李大钊带信儿，让他赶紧转移脱身。怕传话走漏或延误，他不放心，又打发长子杨公庶亲自去找章士钊，再三叮嘱，务必想办法再通知李大钊，催他赶紧走。可李大钊偏偏不走。他说，我是北方局的负责人，我走了，组织就散了。

四天后，军警包围俄国兵营，李大钊全家被捕，一同落网的还有三十六名革命志士。消息传出来，杨度疯了一样四处奔走。他去见张作霖，提出把案子移交地方法院，为的是能多拖几天，多一点周转营救的时间。为了打通关节，他干脆卖掉了北京的“悦庐”公馆，换了四千五百块大洋，一分不剩全砸在了打点上。但张作霖杀心已起，所有的努力终究都打了水漂。

4月28日，李大钊等二十人被推上绞刑架。噩耗传来，杨度一夜未眠。

李大钊的死，把他心里最后一点模糊的犹豫也烧干净了。过去的他还在找路，现在他看清了那盏灯。此后两年，他不再谈禅论佛，而是天天抱着马列著作读到深夜，还托人搭桥，一点点向共产党人靠近。

他后来对夏衍说过一句话，几十年后读来仍让人心里发沉：“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1928年初，杨度从北京搬到上海。开始没有收入，全靠卖字维持生计。他的字师从名家，风骨遒劲，慕名来求的人不少，但终究不是稳定的营生。后经朋友介绍，他认识了上海滩的黑帮老大杜月笙。杜月笙向来敬重读书人，见了杨度一口一个“皙子先生”，开口就聘他为杜公馆的名誉顾问，每月送五百块大洋车马费，没过多久又把法租界薛华立路的一幢洋房送他居住。杨度后来描述过对杜月笙的印象：“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

可杜月笙到死都不知道，这位被他奉为座上宾的皙子先生，心中竟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其实，从李大钊就义那天起，杨度的心思就已经定了。那把烧掉犹豫的火，不仅烧出了方向，也把他与中共地下组织连在了一起。与他最早对接的，正是当时负责北京地下工作的胡鄂公。那段时间，胡鄂公隔三差五就来杨度家里做客，对外只说来求墨宝，关起门来却商量要紧的事：有时托杨度打探搜捕的消息，有时请他出面保释被捕的学生，杨度从不推辞。有一次胡鄂公要把一批《红旗》刊物运到天津，怕火车站查得严，杨度把刊物藏进自己的书箱，借着前清名士的身份顺利过了关，还应胡鄂公之请为刊物题写了刊头。后来陈赓在上海被捕，杨度又利用与杜月笙的交情帮忙疏通，为营救争取了时间。

从北京到上海，近两年的时间里，党组织一直在观察他——看他传递的情报是否准确，任务完成得是否坚决，营救同志是否有诚心。这位顶着半世骂名的老人，从来没有因为危险退过半步，每一件事都办得稳当妥帖，早就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192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潘汉年轻轻敲开了杨度在上海寓所的门，告诉他：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那是什么年月？蒋介石正把共产党人赶尽杀绝，全国到处都是搜捕的特务，多少老党员都脱党、叛变了，中国革命陷入了最低谷的黑暗之中。可杨度这个被骂了十几年“帝制祸首”的人，却“自己找上门来”，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共产党走这条九死一生的路。

入党后，他借着杜公馆顾问的身份，广泛结交上海各界的头面人物，在茶馆酒局、牌桌宴会上悄悄收集情报，再由潘汉年转交给中央特科。杜月笙送他的那幢洋楼，也成了被追捕共产党人的避难所——1931年，特科成员董健吾身份暴露，被特务追得走投无路，在杨度家里躲了整整几十天。特务们天天在门口转悠，却连门都不敢进——他们压根想不到，通缉犯会藏在这位“帝制祸首”的家里。外面的人都骂杨度“攀附流氓，晚节不保”，他听了也不辩解，只是摸着胡子笑着自嘲：“我一没有递过帖子，二没有点过香烛，我称他杜先生，他叫我皙子兄。老实说，我不是青帮，只是个靠卖字画的‘清客’而已。”

1931年9月17日，杨度在上海病逝，终年五十六岁。直到咽气的那一刻，他的党员身份依旧是绝密。除了少数几位领导人，没人知道这个顶着骂名活了半辈子的老人，其实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战士。

1975年9月下旬，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癌细胞早已扩散至全身，他终日卧床不起，经常陷入昏迷。10月7日，第四次大手术后的第十八天，他突然清醒，嘱秘书转告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批准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若有‘杨度’辞目时，一定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为严谨起见，王冶秋作了多方查证。1978年7月30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首次公开披露了杨度的党员身份，一时引起轰动。许多知情人纷纷撰文，将自己所知道的杨度公之于众。史学界为之震惊——原来那个被骂了半个世纪的“帝制祸首”，竟是自己人。

八

从杨度党员身份被公开到今天，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依旧是个难以用一句话说清的人。说他反动，他偏偏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主动入党，毁家纾难营救同志；说他革命，他确实帮助过袁世凯称帝，坐实了“帝制祸首”的骂名；说他反复无常，他一辈子只认准了“要救中国”这一个目标，从来没有回头；说他投机，他又背了一辈子骂名都没吭声，死了几十年身份才被公开。

他到底图什么呢？其实，他并非反复无常。他这一辈子，不过是一直都在“试路”。生在那个四分五裂、山河破碎的中国，没人知道哪条路能走通，也没人站出来告诉他，哪条路才是正确的。大家无非也都是在试、在闯。杨度也是抱着救国的初心，一条一条地试：先试帝王之学，再试君主立宪，后来又试共和，最后试了共产主义。每一条路，他都认认真真地走，走不通了就坦然承认，然后换一条路再来，从来不会左右骑墙，更不会躲躲闪闪不敢认账。你说他选错过吗？当然错过，支持袁世凯称帝那一步，就错得明明白白，无可辩驳。可错了他就认，一肩扛下所有骂名，然后接着再去找他认为对的路。

我们评判历史，总喜欢给人物贴标签：好人或是坏人，革命或是反动，进步或是落后，非黑即白，非要分得清清楚楚。可杨度偏偏把这些标签全撕了。他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的救国者，从来不是天生就站在正确的道路上，而是摔过跟头，流过血，扛过骂，一步一步摸索过来的。他这一辈子，从二十岁公车上书到五十多岁秘密入党，心里装的从来只有一件事：怎么才能让这个烂透了的中国好起来。

那年去韶山，终究没有去成杨度的故乡。韶山到姜畲镇清泉村，算下来也就五十多公里。虽说没有去成，但我知道杨家门前的那口水塘还在。水塘里的水，这么多年应该没有干涸，它一定映过杨度少年时的影子。他或许也曾像毛泽东一样，扎进塘里摸鱼、游泳。那个光着脚在水塘边跑、追着蜻蜓笑的湖南少年，骨子里也很霸蛮，也是认准了的事儿九头牛也拽不回。

如果哪一天我再去湖南，再去湘潭，一定要专程去一趟清泉村，去看看那口水塘。就静静地站在塘边，吹一吹从田埂过来的风，想一想一百多年前那个一身霸蛮的湖南少年，再想想那两句刻进中国近代史里的诗——“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