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里提到的唯一中国人举荐了林鹗

赖立位

　林鹗（1793-1874），字太冲，号迂谷，浙江泰顺县人。道光二十二年岁贡，曾任兰溪县学训导、温州中山书院掌教。所纂修的泰顺《分疆录》，是泰顺建县以来最好的一部志书，被收入《中国方志丛书》；所著《望山草堂诗抄》被收入《清代诗文集汇编》；此外尚有《望山草堂文集》《望山堂琴学存书》等著作存世。

林用霖在《分疆录》的《凡例》末段写道：“右十五则，先征君《分疆录》之大凡也”，以“征君”称呼父亲林鹗。“征君”是征士的尊称。“征士”是不接受朝廷征辟的士人。征辟是汉代擢用人才的一种制度。朝廷为了选拔人才，会征召一些有学行之士入朝为官，而那些被征召却拒绝出仕的人，便被尊称为“征君”。

在科举制度高度完善的明清两代，士子的出仕基本上依赖科举成就。而要真正实现出仕，必须取得贡生以上的功名。林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成为岁贡，获得候选训导的低级入仕条件。岁贡是五类贡生中最普通、数量也是最多的一类。如果此后没有特别的机遇，也许就是一辈子候任，到死都没有兑现的那一天。

因为在北京国子监读书时结识了孙锵鸣，在多次考试未能获得进入仕途的路经后，林鹗走五六千里，远赴桂林投奔出任广西学政的孙锵鸣。恰巧遇到太平军围攻桂林的重大事件。林鹗随孙锵鸣参与守卫桂林城，太平军围攻一个多月，见桂林城防坚固，撤围而去。当太平军过两湖，沿江东下攻占南京之后，咸丰帝回想桂林城防守的不易，让当道重报守城有功之人，林鹗因此获得奖赏，被任命为兰溪县学训导。

在任职兰溪训导期间，林鹗曾得到朝廷高官向皇帝举荐。孙锵鸣在为《望山草堂诗钞》所作的序里写到：“膺名公卿非常之荐，圣天子特达之知，亦极儒官之荣遇。”后来在《林太冲墓志铭》里更详细写了举荐的人，“当是时，寇氛遍东南，师久无功。文宗（咸丰皇帝）求才益亟。侍郎王公茂荫举所知，及君。有诏来征，君固辞不起。虽余亦勉以一出。君喟然曰:‘我非软熟媚耳目者，即出亦不过交人差遣耳。七十老翁何能随人俯仰，吾道终不可行也。’”这就是林鹗得到举荐，获得朝廷征辟而拒绝，被称为“征君”之由来。

关于孙锵鸣在墓志铭里的叙述，由于没有见到其他史料，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以为是对墓中人的赞誉而已。近日，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看到了举荐林鹗的奏折以及咸丰帝的批示文字。为此，全文摘抄如下。

“荐举人才折

奏为敬举所闻，恭折奏祈圣鉴事：

伏读上年二月二十二日上谕：‘现在用兵省分，委用需人，如有才兼文武、胆识出众之士，自应随时采访，或令随营，或办团练，以收实效。此外，衡茅伏处，不乏英奇，并著各督抚广为采访，择其素怀忠义、韬略过人者，据实保奏。等因，钦此。’又读本年二月二十日上谕：‘现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贵州各省，正当办理军务之际，著该督抚于所属各员中，秉公察看，如有官声才具堪胜府道之任者，著各保数员，以备简放。钦此。’仰见我皇上求贤若渴之心，可谓至矣。臣唯方今所急在将才，尤在吏才。盖得一将才可以平乱，而得一贤督抚，则该省自不乱，得一贤牧令，则该州县自不乱。从古奸民乱贼之起，其后以数万甲兵制之而不足，其始一良有司治之而有余。是求将才是平已乱，犹不若求吏才之可治未乱也。现在各省地方多办团练，官民能否均于此见。然衡茅之士，非得贤牧令知而任之，不能有为以自表见。是欲求伏处之英奇，必自得贤牧令始。且夫牧令之良，无不能得民心者；为宰而能得民心，为将自能得军心，能团乡民以御贼，自能统士卒以破贼。权有大小，法无异同。前如嘉庆初年之刘清，以一知县三入贼营，贼不忍杀，带兵所至，贼望而避，其比勋良将，固不待言。即近如六合县之温绍原，能守孤城于四面皆贼之地，非具将才而又能用该路之英奇，曷克臻此。是欲求良将亦可于良吏中求之，即或有廉善素著而武略未优者，举之亦足励循良而资表率。然而求之贵得其真，用之尤期其当。凡为良吏，皆志在勤民而不在获上，必不效趋承，不为阿顺，不事钻营，非求诸三者之外则不见。一省事权，督抚主之；一军事权，将帅主之。才智之士属正差委，非有善用之人，或献谋而不见听，或力谏而不见从，则虽有真才而亦终无以见。今天下多患无才，窃恐湮没于此中者正不少也。昔唐宪宗怪无贤可任，李绛曰：自古无借才异代者，循其名而验以事，所得十七。臣今者亦谨疏所闻，愿皇上之循名而验以事，冀以收十七之效焉。

一、前大兴县知县胡启文，循声卓著，武略尤长。任武清时，贼正逼处独流。该员力行十家牌法，能使合境如一村，合村如一家，但有奸细入境，立即拿获。每日率乡民亲自训练，民皆戴如父母，奉如军帅。凡因事下乡，或步行，或单骑，遇有词讼，就地立结。饥则怀出干潭（粟），汲井水饮之。清风善政，传颂载途。曾奉旨以直隶州知州外用，现告病在京。

一、光州知州郑元善。该员务矢朴诚，与民亲如家人父子。不假书吏，不设浮文，讼案随到随结，所至有声。当署罗山任时，县境紧与楚北接壤，又值贼扰之后，土匪蜂起，该员抚绥团练，境内立用，行人入境，暮夜无恐，楚北难民争依以安。匪徒谓为不要钱、不怕死之官，相戒勿犯。邻邑有匪被获，称愿一见郑太爷，死不憾，其德化感人如此。现虽保升光州，似尚未尽其用。

一、四川黔江知县孙濂，自分发到川，历任皆有惠政，所至民爱如慈父母。值兵差络绎，则典质称贷以给，不科于民。每去任，不能具舆马，则民资送之。去江津时，负累数千，民恳请代还，坚不许。该员意气慷慨，于当时事务无不留心，尤喜讲求武略，学博而识高，才大而绝少矜露，又能深惟时势，曲体人情，洵为用世之才。

一、广西署平南县知县李载文。邑当浔州贼冲，该员到任，力与民为同心，讲求团练，往往住宿乡间，日率乡勇训练以御贼。贼既不敢犯境，则率勇时乘浔贼之间以攻之，所向有功，隐然为省垣屏障。

一、前山东单县知县卢朝安，初以代理郯县，能治捻匪著声。嗣任单县，申明团练。时丰口决流，民所在啸聚，不敢犯境。四年二月，粤贼北窜，该员选勇先驱，三与贼战，贼皆败走。迨临清反奔，又率勇沿途截杀，复随大队收复丰县，随胜保穷追至尽乃止。该邑颂为神父、虎臣，一人兼之。为画像于琴台，与宓子贱、巫马期同祀。闻李德、胜保、崇恩、王履谦皆争保举，现不知任何职。

一、前陕西西乡县知县田福谦，山西举人。西乡民俗好讼，该员遇事必躬必亲，所至轻骑减从，务以诚动民，民感之，讼风为息。陕省循良，推为第一，现丁忧在籍。

一、山东济宁州知州黄良楷，素有能名，胆略最壮，所至捻匪敛迹。年前粤匪由临清反奔，该员带勇邀截，斩杀甚多。所带之勇，人称为劲旅。今年曹县捻匪肆扰，该员往督，团首文生、季锡鲁等，歼除无数，功尤甚著。

一、湖北候补知县葛致远，素有胆略，能耐劳苦。咸丰四年拣发到省，适值黄岗县失守，后委署无敢往者。该员请行，即日就道入境，访询团练情形，激以忠义，侦贼所在，督率往剿，奋以身先，由是民争效命，杀贼无数。闻该府忌之，谓其喜事轻进，而邑民实共爱戴，楚北来京者，莫不交称焉。

一、陕西华阴县知县倪印垣，办事能以实心实意。举行团练，在未经奉檄之先。办理之善，人称为关中最。

一、山西知县傅猷著，前任神池、猗氏诸县，有廉吏之称。言貌朴讷，而审理词讼公清素著，可以挽回吏习，感励士民。现不知在何任。

一、贵州候补知州韩超。该员在黔，与候补知府徐河清、守备高天泽，均以谋勇兼优著称，而三人中推该员为最。唯性不肯逢迎，不能获上，是以未显。

一、浙江兰溪县训导林鹗，该员前以岁贡在广西学政孙锵鸣幕内。当桂林被围时，随同防守出力，及见贼解围，特献议请即多发兵勇，扼守兴全，无使外窜。其时以省城紧要，不能尽从。该员胆识兼优，颇娴武略，在籍倡办团练，为乡里推服。现任教职，亦时以团练劝谕士子。前年台匪肆劫，赖以无害。

以上十二员，皆经再三访求，因而记之。谨恭折上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针对王茂荫的举荐奏折，咸丰帝批示如下：

上谕：“王茂荫奏，保举循声素著之府县等官一折，前因军务省分委用需人，谕令督抚于属员中察其才具官声堪胜道府之任者，据实保奏，原因各督抚身任封圻，于属员之贤否必能灼见真知，并非从前通谕部院大臣保举人才之比。今据王茂荫奏胡启文等各员，其所列事迹或得自传闻，或自加评骘，虽不纯系虚声，亦未必尽能确实。惟既据该侍郎胪列入奏，亦自应详加访察，以备采择。所有折内开列之告病大兴县知县胡启文、河南光州知州郑元善、四川黔江县知县孙濂、广西平南县知县李载文、前任山东单县知县卢朝安、前任陕西西乡县知县田福谦、山东济宁州知州黄良楷、湖北候补知县葛致远、陕西华阴县知县倪印垣、山西知县傅猷著、贵州候补知府韩超、浙江兰溪县训导林鹗十二员，有业经各督抚保举者，有未经保奏者，其平日才具官声，是否与该侍郎所奏相符，均著该督抚秉公确查，如有才能出众堪膺简用者，即行据实保奏。钦此。”

结合孙锵鸣墓志里的叙述，管理浙江的闽浙总督、浙江巡抚必定派人进行了详细调查，确认王茂荫的举荐所言非虚。因此就有了接下来对林鹗的征辟，以及林鹗婉拒，成为征君。

这一节事实，除了王茂荫自己的《王侍郎奏议》卷九将奏折、上谕收录在卷，还有当日看到这份奏折的人的日记。黄彭年所著黄陶楼先生日记第六册《思朔录》，在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的日记里记载道：“王侍郎茂荫举循声素著之府县胡启文、郑元善、孙谦、李载文、卢朝安、田福谦、黄良楷、葛致远、倪印垣、傅献猷、韩超、林鹗十二员，诏督抚府尹确查。”黄陶楼（1824-1890），名彭年，字子寿，号陶楼。贵州贵阳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布政使、护理江苏巡抚等。

举荐林鹗的人是王茂荫，时任户部右侍郎。

王茂荫(1798-1865)，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授户部主事，升员外郎。咸丰四年(1854)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晚清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是唯一一个被《资本论》提到的中国人。

王茂荫除了在财政、货币方面有专长外，在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也有独到的见解。他重视人才，反对不正确的用人取人标准。如以字体工拙取士，认为由于取士专重小楷，以致于“合天下之聪明材力尽日而握管濡毫”，根本不能“济实用”，即用人取士不能仅注重表面功夫。他还主张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勿论字体工拙，笔画偶疏，专取学识过人之卷”等等，在他所处的时代，算得上是一个思想超前的官员。

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位中国人，他举荐了林鹗。至于为什么会知道林鹗，两人是什么关系，目前尚未发现。不过可肯定的是，一定是有人跟王茂荫说起，并经王茂荫调查确认。否则，一位当朝二品大员断然不会随便举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