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田笔记》18、＂蚂蝗绊＂之探微

龙泉青瓷·抱器轩

《琉田笔记》十八

＂蚂蝗绊＂之探微

引言：一件残器的盛名

在日本茶道史上，有一只南宋青瓷茶碗，因底部有一道裂纹，被用六枚铁质锔钉修补，锔钉形状酷似水蛭（日文称“蚂蝗”），故名“蚂蝗绊”。它被日本定为“重要文化财”，在茶道圈与陶瓷收藏圈中名动天下，被视为“唐物”中的经典。

然而，盛名之下，真相如何？笔者曾与复旦大学郑建明教授在杭州“天下龙泉”展中共同观察此器实物，结合文献与陶瓷史知识，尝试重新审视这件名物。我的结论是：“蚂蝗绊”的盛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误解。

（器形有下坠感，精气神欠佳。釉质为玻璃釉质，非龙泉高标乳浊釉粉青梅子青）

第一重误解：窑口的误判

“蚂蝗绊”最权威的原始文献，是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伊藤东涯于1727年所撰的《马蝗绊茶瓯记》。全文如下：

＂昔安元初，平内府重盛公，舍金杭州育王，现住佛照，酬以器物数品，中有青窑茶瓯一事，翠光莹彻，世所希见，唐陆龟蒙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或云钱氏有国时，越州烧进，不许臣庶用，故云秘色，岂其是乎，相传谓之砧手，慈照院源相国义政公得之，最其所珍赏，底有璺一脉，相国因使聘之次送之大明，募代以他瓯，明人遣匠以铁钉六钤束之，绊如马蝗，还觉有趣，仍号马蝗绊茶瓯，相国赐之其侍臣宗临，享保丁未之岁，予得观之于宗临九世孙玄怀之家，予固非博古者，然其华雅精致，宜其为前世将相所尚也，呜呼传之自其祖先，赐之自其祖之君，得之自平内府，以到于今，则已五百六十余年，自慈照公到今亦已向三百年，可谓善传矣。＂

可见，伊藤东涯猜测此碗为越窑而不知是龙泉窑。这是18世纪日本顶尖汉学家的判断。然而，此碗实为南宋龙泉窑，而非越窑。

更关键的是，它的釉色并非龙泉窑巅峰时期（南宋中晚期）最具代表性的粉青或梅子青，而是玻璃厚釉。这种釉面特征指向南宋早中期，即龙泉窑从薄釉向厚釉过渡阶段。这与文献中“安元初”（1175-1177年）的记载高度吻合——此碗的生产年代，恰好卡在龙泉技术上升期的节点上，并非巅峰期的代表作品。

换言之，在日本被奉为“中国青瓷典范”的“蚂蝗绊”，实际上是一件玻璃薄釉向厚釉过渡，玻璃釉向乳浊釉过渡期产品，而且被误认了窑口。

第二重误解：修复的真实逻辑

“慈照院源相国义政公得之，最其所珍赏，底有璺一脉，相国因使聘之次送之大明，募代以他瓯，明人遣匠以铁钉六钤束之，绊如马蝗。”

请注意：足利义政的诉求是“募代以他瓯”——请求更换一只完好的新碗。然而，明朝方面没有更换，而是直接派工匠在原碗上打了六枚锔钉，修复后送回。

为什么明代人没有换一个新碗？原因并非“不愿”，而是不能。到了明代中前期，龙泉大窑已无法复制南宋时期的工艺水平。南宋龙泉那种薄胎厚釉、粉青梅子青的技术，在明代已经消失。明代龙泉产品趋于粗糙，釉色偏黄绿，完全无法与原碗匹敌。

因此，“蚂蝗绊”的修复，本质是一个技术断层的物证：它是一件无法被替代的南宋残器，在明代以最低干预的方式被保留下来。而日本方面将其命名为“蚂蝗绊”，并赋予其“侘寂”美学的解读，则是将一次失败的交换述求，转化为一次审美上的主动接纳。

第三重误解：“唐物”神话的边界

更深一层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如此珍视这样一件并非巅峰期的残器？答案与南宋时期中日贸易的实际情况有关。

在整个南宋时期，龙泉窑真正的高光时刻——粉青、梅子青、薄胎厚釉的顶级精品——几乎没有进入日本的记载。 南宋中晚期龙泉精品的主要流向，主要是南宋宫廷与上层士大夫。而此时的日本处于镰仓幕府时期，与南宋的官方联系并不紧密，输入日本的“唐物”多依赖禅僧携带与少量民间贸易。

因此，日本所珍藏的“唐物”，实际上是基于其自身文化选择和有限贸易渠道所获得的历史切片，而非中国陶瓷史的全貌。将“蚂蝗绊”视为中国青瓷的最高代表，本身就是一种误读。

第四重：一个被忽略的正面信息，龙泉窑地位的佐证

在梳理“误解”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一个重要的正面信息。

据伊藤东涯记载，此碗是南宋育王山住持佛照禅师，因平重盛捐赠钱财而回赠的“器物数品”之一。这意味着：在南宋早中期，龙泉窑生产的白胎青瓷产品，已经作为贵重物品，被寺庙用于对外馈赠。 能够被选为赠与外国重臣的礼物，足见其档次之高、声誉之隆。

这一点至关重要。它说明，即使在技术尚处于“从薄釉向厚釉过渡”的阶段，龙泉窑的地位已然极高。龙泉青瓷不是靠后世“追认”才成为名品，而是在当时就已具备“国礼”级别的文化分量。我们批判“误读”，是为了还原真相；而还原真相的同时，也应看到：龙泉窑在南宋早期的卓越地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综合以上误解，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蚂蝗绊”名动天下，印证了一句古话——盛名来自于误解。

误解并非说它没有价值。它的价值是真实的，只是价值的来源不同。它的价值不在于代表龙泉窑的最高工艺水平，而在于：

它是一件见证技术断层的物证（明代无法复制南宋）；

它是一件承载跨文化误读的标本（日本如何以自己的方式消化“唐物”）；

它是一件因残缺而获得新生命的叙事载体（侘寂美学的实物化）。

结语：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清醒

“蚂蝗绊”给当代国人的启示是深刻的：

第一，不要因为一件器物在海外被奉为“国宝”，就自动将其视为不可超越的巅峰。 海外的评价体系，有其自身的审美偏好、历史机缘和文化需求。

第二，真正的文化自信，是有能力将每一件器物放回它自身的技术史、审美史、社会史中去定位。 既不因“国宝”之名而盲目膜拜，也不因“残器”之实而轻慢否定。

第三，传承的前提是清醒。 能够穿透盛名、抵达实相的那一瞥——正如在展柜前看出“玻璃厚釉”而非“粉青梅子青”——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判断。

第四，器物最宝贵的价值，在于它留住了一段时间。在我看来，与其说时间是万物的容器，不如说万物是时间的见证——时间因器物而得以显现。蚂蝗绊的珍贵之处正在于此：正是因为它，那与之相关的八百年岁月才未被全然湮没，才有了被凝视、被触摸、被感知的可能。

然而可叹的是，时间的流逝不像是流水中的落叶，目睹它流逝。它更像是午后打了个盹——醒来时，已是中年或是暮年。

人类太过渺小，一生总在错失。比如当年的相国义政也以为只是一只碗而已，所以想换一只新的，而时间却再也不给第二次机会。

回到蚂蝗绊上来，它依然是一件伟大的作品，但它的伟大，需要我们在祛魅之后重新理解。而这，正是文化传承与艺术创造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