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河，那草，那人

戴飞

这个故事，是我从母亲那里听来的。说的时候，她总是笑着的，眼眶却红红的。

母亲说，她的母亲——我的外婆——走的那天，皖南的春天刚刚冒头。

一九四九年暮春，外婆和外公匆匆忙忙从镇上那户军官的宅院里赶回来，身上还穿着浆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子。她推开柴门的时候，奶奶正蹲在灶前烧火，外婆一把将最小的孩子揽进怀里，抬起头来，眼圈已经红了。

“娘，我跟您说，我跟东家去……去一个地方，两年的光景，最多两年，我就回来。”

奶奶没有抬头，手里的火钳顿了顿，柴灰落下来，迷了眼睛。她伸手揉了揉，闷闷地应了一声：“去吧。”

外婆又去看三个孩子。大的是母亲，那年七岁，扎着两个小揪揪，正蹲在地上用树枝画画。二姨三岁，小舅才刚满周岁，正在竹编的摇篮里睡得香甜。外婆把小舅抱起来，贴着那张粉嫩的小脸，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

“娘，我走了。”她放下孩子，转身出了门。

母亲追到村口的时候，只看见两个模糊的背影消失在官道上。她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妈，爸——”，两背影顿了顿，回头看了看，走得更快了。

这是母亲记忆里，关于她自己母亲的全部。从此以后，三十五年的杳无音讯。 奶奶撑着这个家。她裹着小脚，却要在天不亮的时候下地，回来还要给孩子们做饭洗衣。母亲作为长姐，七岁的肩膀上就压上了半个家的重量。她学会了生火，学会了熬粥，学会了在弟弟妹妹哭的时候把他们抱在怀里轻轻地晃。

最难的时候是一九五九年。村里的树皮被剥得精光，榆树、槐树、杨树，没有一棵是完整的。野菜早就挖绝了根，连地里的观音土都被人一捧一捧地挖去充饥。三姨那年才五岁，瘦得只剩下一双眼睛，总是怯生生地望着人，嘴唇白得像纸。

母亲那时候十五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已经饿得走不动路。她拄着一根竹竿走到村外的河边，看着水面下那些绿莹莹的水草发愣。那是一种叫“鸭舌草”的东西，叶子小小的，滑溜溜的，平时只有鸭子才吃。母亲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脱了鞋，挽起裤腿下了水。

三月的河水冰凉刺骨，淤泥没过了她的小腿。她弯着腰，把手伸进水里，一把一把地把水草捞起来。那些水草滑腻腻的，沾着河底的泥腥味，水珠顺着她的手腕淌下来，把袖口洇湿了一大片。她的手指冻得发僵，却不敢停。

“姐，饿。”岸上传来三姨细细的声音。

母亲抬起头，看见妹妹蹲在河岸上，两只手攥着一把野草，正往嘴里塞。她一把抢过来扔掉，把那把水草递过去：“吃这个，这个能咽下去。”

三姨接过水草，嚼了两口，咽不下去，眼泪汪汪地看着母亲。母亲蹲下来，把水草在自己嘴里嚼烂了，再喂给妹妹。那水草又苦又涩，还带着一股河泥的腥气，母亲嚼着嚼着，自己也咽不下去，硬是梗着脖子吞下去了。

“姐，苦。”三姨皱着小小的眉头。

“不苦。”母亲说，“吃下去就不饿了。”

那天晚上，三姨发起了高烧。奶奶用冷毛巾敷在她额头上，用米汤一点一点地喂她，可是烧了三天三夜，三姨还是走了。她走的时候很安静，像睡着了一样，嘴唇上还沾着水草残渣的绿色。

母亲跪在床边，把脸埋在被子里，肩膀剧烈地抖，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奶奶枯瘦的手抚摸着她的头发，一下，又一下。月光从破旧的窗棂里漏进来，照在三姨蜡黄的小脸上，那画面后来在很多年里反复出现在母亲的梦里。
二姨后来被远房的亲戚带去了江西，再后来就没有了消息。家里只剩下母亲和小舅，跟着奶奶相依为命。母亲不再上学了，她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她学会了犁田，学会了插秧，学会了挑粪，学会了所有农村女人该会和不该会的活儿。她的手上全是茧子，肩膀上一道一道的勒痕，冬天开裂的伤口里能嵌进去一粒米。

可她没有抱怨过。她说，她没时间抱怨，她得活着，奶奶和小舅还指望着她。

也就在那些年，母亲认识了父亲。

父亲是邻村的人，家里世代务农。他的父亲——我未来的爷爷——年轻时曾参加过革命队伍，在一场农会斗争中，失手伤了当地一个地主，那地主伤重不治，死在了祠堂门口。后来政权更迭，这件事被人翻了出来，爷爷被定性为“有历史问题”，遣送回了老家，从此抬不起头来。

父亲的少年时代是在别人的白眼和唾沫星子里度过的。他去上学，有人戳着他的脊梁骨说“你爹是杀人犯”；他去干活，有人嫌他“成分不好”不肯跟他搭伙。可他偏偏是个倔脾气，越是这样，他越是要读书。

他读书读得好，年年考第一，先生们都说他是块好料子。一九六二年，他参加高考，成绩公布那天，他跑了几十里路去看榜，在红纸黑字的长长名单里，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他愣住了，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还是没有。

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你的政审没通过，因为你父亲的历史问题。

那天晚上，父亲一个人坐在田埂上，坐了很久很久。月亮从东山上升起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想起了父亲被押回来的那个黄昏，想起了村里人看他的眼神，想起了那些年所有的不甘和委屈。他把头埋在膝盖里，一声不吭地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他回了学校。他对校长说：“我要复读。”

校长看着这个黑瘦的青年，叹了口气：“你明年考得再好，也还是通不过。”

“那我就考到通过为止。”父亲说。

第二年，他又考了。这一次，他的成绩比去年还好，全县第三名。录取通知书来的那天，父亲正在田里插秧，邮递员在田埂上喊他的名字，他接过那个牛皮纸信封，手都在抖。拆开一看——芜湖师范学院。

他蹲在田埂上，哭了。

母亲说起这个细节的时候，总是笑着说：“你爸这个人，这辈子就哭过两回。一回是拿到录取通知书，一回是你出生的时候。”

父亲大学毕业后，原本可以留在城里任教。可分配工作那天，他在志愿表上写了一行字：“我要求去最艰苦的地方。”领导看了半天，以为他在开玩笑，他说：“我是认真的。”

他被分配到了皖西南一个大农场。那时候农场刚建不久，到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方圆几十里没有几户人家，风一吹满嘴都是沙土。父亲到的那天，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学校，只有一排废弃的牛棚，墙上的泥皮已经剥落了大半，屋顶的瓦片也缺了不少。

他没有抱怨。他找到农场的领导，借了两间房子，一间当教室，一间当宿舍。他挨家挨户地去敲门，把农场职工的孩子一个个找出来。“跟我上学吧。”他说。有人问他：“我们连学费都交不起。”他说：“不用交，我来教。”

第一年，他招了十七个学生。没有黑板，他用锅底灰和白石灰拌了刷在墙上，干透了就是一面黑板。没有粉笔，他用石灰块代替。没有课本，他连夜手抄，抄到手指磨出了血泡。冬天教室里没有炉子，孩子们冻得握不住笔，他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披在孩子们身上，自己穿着一件单衣，在讲台上一边哆嗦一边讲课。

后来日子好了一些，学校建起来了，学生越来越多了。父亲带出来的第一批学生里，有人考上了中专，有人考上了大学，成了那个农场有史以来第一批走出去的孩子。农场的职工们逢人就说：“咱们那个老师，是个好人呐。”

可父亲自己，却始终没有等来他应得的回报。

农场的学校是地方办的，没有纳入正规的教育编制，父亲的工资一直是农场自行发放。农场的效益不好，拖欠工资是常有的事。一年一年过去，他身边的同事们陆陆续续通过各种关系调走了，调到了县里，调到了市里，调到了有编制、有住房、有退休金的地方。父亲不走。有人劝他，他说：“我走了，这些孩子怎么办？”

他的工资，一直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后来国家出台了政策，要给农村教师加工资，可农场的学校不属于政策范围之内。申报了一次又一次，批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搁浅了。父亲等了一年又一年，等到鬓角白了，等到腰弯了，等到那一口牙掉了一半，也没有等到该加的那一级工资。

母亲每次提起这件事，眼眶就红了：“你爸这个人，什么都替别人想，就是不替自己想。”

二〇〇四年春天，父亲的肝区开始隐隐作痛。他不肯去医院，说没事，老毛病了，歇歇就好。他一直撑着，撑到那年秋天，撑到他把最后一个毕业班的学生送进了考场，撑到他在黑板上写下最后一道物理题的解法，撑到他实在是撑不住了。

那天下午，他倒在了讲台上。

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是肝癌晚期。

消息传开的那天晚上，农场的老老少少几乎都来了。病房里挤不下，走廊里站满了人。那些他教过的第一批学生，都已经人到中年了，有的从外地连夜赶回来，一进门就跪在床前喊“老师”。有一个在省城当了医生的，跪在地上哭着说：“老师，您为什么不早点来找我啊？”

父亲靠在枕头上，脸色蜡黄，嘴唇干裂，却还笑了笑：“没事，别哭，不值当哭。”

他最后的那段日子，母亲寸步不离地守在床边。有一天傍晚，父亲忽然精神好了很多，靠在窗边看着外面的夕阳，忽然对母亲说：“秀英，你记不记得那年我去你家提亲，你奶奶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

母亲愣了一下，眼泪就掉下来了：“记得。”

父亲说：“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荷包蛋。”

他顿了顿，又说：“这些年，辛苦你了。”

母亲握着父亲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窗外是农场的秋天，白杨树的叶子金黄一片，在夕阳里闪闪发光，像无数只蝴蝶停在枝头。

父亲走的那天晚上，月亮很大很圆。他把母亲的手攥得紧紧的，像当年攥着那张录取通知书一样。他的嘴唇动了动，母亲俯下身去，听见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一句：“孩子们……都好好的。”

然后他闭上了眼睛。

那年冬天，农场的领导打来电话，说父亲的工资终于批下来了，从下个月开始补发。母亲拿着电话听了很久，最后轻轻地说了一句：“他等不到了。”

挂了电话，她去父亲的坟前坐了很久。那座坟在农场后面的一个小土坡上，能看到整个农场，能看到那排最早的老教室，能看到那些白杨树。冬天的风很大，吹得枯草沙沙作响。母亲把带来的纸钱一张一张地烧，火苗在风里明明灭灭。

“你爸这个人啊，”母亲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正在院子里择菜，动作很慢，“一辈子没享过福。”

我不知该怎么接话。阳光从头顶的葡萄架上漏下来，落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落在她布满老茧的手上。那双手，曾经在冰河里捞过水草，曾经在田里插过秧苗，曾经在无数个深夜里给我们缝补衣裳，也曾经紧紧握着父亲的手，直到那双手彻底凉透。

我说：“妈，您怨吗？怨我外婆吗？”

母亲停下择菜的手，沉默了很久。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吹葡萄叶的声音。

“不怨。”她轻轻地说，“她有她的难处。”

她又低着头择了一会儿菜，忽然说：“她回来过，你知不知道？”
我一愣。外婆回来的事，我隐约听人提起过，但从没听母亲亲口说过。

“八五年。”母亲说，“你爸在农场安顿下来以后，忽然收到一封信，是从香港转过来的。拆开一看，是你外婆写的。她说她回来了，在县城的招待所住着，问我们愿不愿意见她。”

母亲说，那天她坐在院子里，把信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多遍。那封信上的字歪歪扭扭的，像是一个刚学会写字的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写出来的。字条很短，只有几行：“秀英，我是妈妈，我回来了，住在县招待所203房。妈妈很想你。”

父亲下班回来，看见母亲坐在院子里发呆，拿起信看了看，说：“去吧，我陪你去。”

他们坐了一天的长途汽车，赶到县城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母亲站在招待所楼下，看着二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趟，就是不敢上楼。最后还是父亲拉着她上去的，敲了203的房门。

门开了。

门口站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穿着素净的灰色衣裳，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还拿着一本翻了一半的书。她看见母亲的那一刹那，整个人僵住了，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母亲也愣在那里。她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老人，努力想从她的脸上找出一点点记忆里的痕迹。可是三十五年的时间实在太长了，长到一个七岁的孩子根本记不住母亲的面容。她只记得那个匆忙离去的背影，那个怎么喊也不回头的背影。

“秀英？”老人的声音在发抖，“你是秀英？”

母亲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她就那么站着，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了满脸。

老人扑过来抱住她，嚎啕大哭。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得整层楼的人都探出头来看。她抱着母亲，像抱着一个失而复得的珍宝，一遍一遍地说：“秀英，妈妈对不起你，妈妈对不起你们……”

母亲僵硬地站在那里，两只手垂在身侧，不知道该不该回抱。过了很久很久，她终于慢慢地抬起手来，轻轻拍了拍老人的背。

“妈，”她说，“别哭了。”

那天晚上，她们坐在招待所的床上，说了一夜的话。母亲才知道，外婆去了台湾以后，在东家军官的宅子里帮忙，后来在那里重新成了家，又生了一个儿子。再后来，她在街上捡到了两个被遗弃的孩子，一男一女，都养大了。如今那几个孩子在台湾都过得很好，有做军官的，有在大学教书的。

外婆从包里拿出一叠照片，一张一张地指给母亲看：“这是你弟弟，在海军服役。这是你妹妹，在台北教书。这是你小弟，做生意，人也很好……”

母亲一张一张地看，看得很仔细，看完后把照片还给外婆，轻轻地说了一句：“他们都好，那就好。”

外婆愣了一下，眼泪又掉了下来：“秀英，你是不是恨妈妈？”

母亲摇了摇头：“不恨。”
她说的是真话。在那个漫长的夜晚里，她发现自己确实不恨。那些年所有的苦，所有的难，所有的泪水与忍耐，到了这一刻，似乎都有了某种她说不清楚的意义。她想起那个七岁的自己追到村口喊“妈”的场景，想起三姨嘴唇上水草的残渣，想起奶奶枯瘦的手，想起父亲在田埂上哭了的那一夜，想起农场那间从牛棚改建的教室，想起讲台上那个佝偻的背影……

她忽然觉得，这些苦难并没有将她压垮，反而让她成为了她自己。

天快亮的时候，外婆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红色的绒布包，塞到母亲手里。母亲打开一看，是一枚金戒指和一小叠美金。

“拿着，”外婆说，“妈妈欠你的。”

母亲把绒布包推了回去：“我不缺这个。你留着吧。”

外婆又哭了。

那一次见面之后，外婆后来又回来过几次。每一次回来，母亲都去见她，给她做饭，陪她说话，扶她去父亲的坟前烧纸。外婆每次回来都哭，母亲却很少哭了。她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像一个成熟的女儿陪伴年迈的母亲。

二〇一五年，外婆在台北去世了，享年九十一岁。消息传来那天，母亲正在菜园里锄草。她直起腰来，扶着锄头站了很久，眼睛望着南边的天空，什么也没说。

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多摆了一副碗筷。

我在那个傍晚，站在这条河边，忽然想起了很多事。

我想起母亲说过，她小时候捞水草的河，离这里不远。我想起父亲说过，他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是黄山，可是直到去世也没去成。我想起那个七岁的小姑娘追着母亲的背影跑到村口，想起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在月光下的田埂上坐了一整夜，想起那间牛棚改建的教室里传出来的朗朗书声，想起农场的白杨树在秋风里一片一片地变黄。

他们那一代人，把所有的苦都吃尽了，却把所有的甜都留给了我们。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打开，是父亲的录取通知书复印件。原件已经泛黄发脆了，母亲用塑料膜小心翼翼地封好，锁在柜子里。我拿着这张纸，站在河边，风把纸吹得哗哗作响。

我把纸折好，放回口袋。然后弯腰从河里捞起一株水草——就是那种叫“鸭舌草”的东西，叶子小小的，绿莹莹的，滑溜溜的。

我把那株水草小心地夹进笔记本里，准备带回去给母亲看。

远处，有人在唱一首歌。那声音断断续续的，被风吹散了，我听不清唱的是什么。但旋律很好听，像河水一样流淌，像往事一样悠长。

我想，等我老了，我也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

告诉他们，有一条河，河里长着能救命的草。有一个人，在冰凉的河水里捞起过希望。

告诉他们，有一个人，在讲台上站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天。

告诉他们，有一种东西，比苦难更长久，比遗忘更倔强。

那东西，叫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