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昵称：道诚</p><p class="ql-block">美篇号：12624954</p><p class="ql-block">一九七三年，我脱下穿了五年的军装，被分配到铁路上饶机务段运转车间。上岗那天，段里的干事对我们一群身穿蚁蓝色工装的工友说：“去运转车间，从司炉干起。”司炉，就是往火车头里扔煤的。</p> <p class="ql-block">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机车——“反修”型蒸汽机车。后来才知道，这是前苏联援建的，代号“FD”，取“共产主义”的俄文首字母。中国人叫它“反修”型，透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味儿。车头漆黑，足有两人多高，像个钢铁巨兽蹲在铁轨上。走上去，驾驶室却逼仄得很，半边是煤水车，半边是操作台。正中间是炉门，黑黝黝的洞口，张着要吃煤的嘴。</p> <p class="ql-block">上班第一天，师父老周指着炉门对我说：“看好了。”他用摇把一撬，炉门“咣当”打开，一膛烈火扑面而来，热浪像拳头一样砸在脸上。他用铁锹铲起一锹煤，手腕一抖，煤在空中散成扇面，均匀地铺在燃烧的火床上。“来，你试试。”我接过铁锹，十几斤重，加上一锹煤，足有二十来斤。我学着师父的样子，铲、提、送、抖——煤没进炉门，倒扣在踏板上，溅了我一身煤灰。师父没吭声，接过锹又示范了一遍。</p> <p class="ql-block">机车乘务组三个人：大车（司机）、副车（副司机）、司炉。我们换班车不歇地跑不同的交路，按运行公里进行洗修、架修的养护。最怕的是夏天。驾驶室三面是铁皮，太阳一晒能煎鸡蛋，面前是千度高温的炉膛，身后煤水车的铁板烫手。我们穿着厚工装，一趟车跑下来，浑身上下湿透，脱下来能拧出水。冬天呢？也好不到哪去。寒风从缝隙里钻进来，炉前一面烤、后背一面冻，人称“阴阳界”。驾驶台上随时放着水壶，那种极致的渴，不是口干舌燥，是喉咙仿佛被煤灰糊住，咽唾沫都疼。</p> <p class="ql-block">那会儿铁路员工待遇不错，很让人羡慕。尤其是牵引客运列车时，到了饭点就能到餐车打一提盒饭。腰型的铝饭盒，满满压着实实在在的大米饭，上面盖一层菜，还有几片肉。在肉、米都限量供应的年代，这就是顶级的满足。我们拿着饭盒蹲在机车上吃，煤灰落在饭里也不在乎——吹一吹，照样吃得一粒不剩。</p> <p class="ql-block">但外人看我们，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一回在车站等信号，旁边货场一个搬运工冲我们喊：“嘿！你们这哪是开火车的，分明是挖煤的！”我们几个你看我我看你，忍不住笑了。满脸煤灰混着汗水，一道道黑印子，确实跟下井的矿工差不多。当时流传一个段子：“远看是个要饭的，近看是个捡破烂的，仔细一看——原来是机务段的。”话是调侃，却把我们的模样描摹得惟妙惟肖。</p> <p class="ql-block">有一次夜班，跑一段上坡道。车长说要赶点，师父回头冲我喊：“烧！”我甩掉衣服，光着膀子干。一锹、两锹、十锹、百锹，记不清多少锹，胳膊已经不是自己的了。炉膛里的火映在脸上，一明一暗，师父稳稳地提着汽门，副车盯着前方，偶尔喊一声“再加点”。车窗外夜色浓稠，远处闪过几点灯火，可能是村庄，可能是城镇。</p> <p class="ql-block">真正让我懂得这份工作分量的，是另一次经历。那是个雨天，我们牵引一列货车进站。远远看见站台上围了很多人，还有担架。副车告诉我：“前面山区发大水，公路断了，这趟车是进山的救援物资。”车还没停稳，人们就涌上来卸货。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跑进驾驶室，握住师父的手说：“师傅，谢谢你们！”师父擦了一把脸上的煤灰和雨水，说：“没啥，应该的。”</p> <p class="ql-block">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我们运的不仅仅是煤、木头、钢铁，还是吃的、穿的、盖房子用的、救灾救急的。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先行官，这句话不是什么口号，而是一锹一锹煤烧出来的、一趟一趟车跑出来的。我们这个行当脏、累、苦，但缺了它，整个国家就转不动。</p> <p class="ql-block">八十年代，内燃机车来了。柴油机一响，没有煤灰，没有烤人的炉膛，驾驶室有了风扇甚至空调。我们这些老蒸汽司机去参观，摸摸锃亮的操作台，像进了宫殿。九十年代，电力机车出现，更干净、更有劲。再后来，动车、高铁在这片土地上纵横驰骋，把一个曾经连铁轨都铺不起的国家，送上了世界铁路的顶峰。</p> <p class="ql-block">如今我已退休十多年，偶尔在电视上看到飞驰的高铁，仍会想起那个闷热的驾驶室，那柄沉重的铁锹，还有老周师父不紧不慢的嗓音：“烧火车，就是烧日子。一锹煤烧好了，日子就往前走了。”窗外，山河呼啸着后退，大地上的灯火一程连着一程。</p><p class="ql-block">而我，曾在那灯火的最前端，添过一锹煤。</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