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马扩•五马山寨》第二十二辑 再度复出 现身海防

潞邑

　　第二十二辑 再度复出 现身江防

绍兴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戊戌），高宗离开临安府，乘御舟沿运河北上，四天后，在二十七日（壬寅）将行在搬到了平江府（现苏州），也算是正式启动了“亲征之旅”。马扩当时虽然兼着行宫留守司参议官一职，但还是接到了高宗的旨令，“发赴平江府，扈从车驾”。

“ 扈从车驾”，就是皇帝出巡时的护驾侍从人员。到了十二月，张浚向高宗上奏，推荐马扩以枢密副都承旨的身份担任江西沿江制置使一职，率军镇守镇江府。张浚的意图很清楚，即虽然此时已有韩世忠、岳飞、刘光世、张俊等大将出兵大江南北，另外还筹划由中军统制王进屯守泰州，作为平江府以北一带江防的屏障，但从长江口到建康一带的长江防线非常漫长，亟待有人来统筹防务，以防万一。所以，张浚就近于扈从官员中看中了马扩，希望由他来担当这一重任。高宗接受了张浚的推荐，于十二月八日（壬午）任命马扩为江西沿江制置使，但却在驻军镇江一事上否定了张浚的建议，让马扩“驻军武昌”。 古代所谓的江西,与现代的江西省有所不同。该江西通常指的是长江以西，指代长江下游段（芜湖至南京段）西北向河道所经区域的西岸地带，属方位性泛称。

十二月壬午，以枢密都承旨马扩为江西沿江制置副使。(《宋史）卷二十七）

十二月，马扩为江西沿江制置副使。车驾幸平江府，差马扩兼﹣行宫留守司参议官，被旨发赴平江府，扈从车驾。至是，差充江西沿江制置副使，依前枢密副都承旨，驻军武昌。(《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五）

江西沿江制置使是南宋时期设置的负责军事和民政的官职，属于地方军事系统的最高长官。 具体职能：该官职属于南宋沿江制置司系统，制置使作为最高长官，兼具军事和民政双重职责，负责筹划边疆军事防御、调度兵力及处理地方事务。官职特点：职权范围：管辖区域通常为沿江地区，具体权限包括军事部署、粮草供应、兵员征调等，属于“便宜行事”范畴，可灵活处理紧急事务。 任职特点：属差遣类职务，需通过中央任命，实际权力与长官个人能力及辖区重要性相关，例如四川制置使权限大于江淮制置使。

岳飞在绍兴三年（1133年），曾担任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其制置司设于九江。该职务相当于负责军事防御的封疆大吏，岳飞在此期间治理九江，并在此生下四子岳震、长孙岳甫、五子岳霆，同时将九江视为家族主要居所。

南宋在绍兴五年后，宋军基本遏止了金齐联军的攻势，双方在两淮和长江下游一带的战事逐渐平静下来。

　　绍兴五年二月八日（壬午），高宗回到了临安府，“北征之旅”就此结束。四月，马扩被招回临安行在，仍然回枢密院担当原先的枢密副都承旨一职，但不久又调任为都督行府官，在八月份升为咨议军事兼行府都统制，驻守镇江“措置军务”。

八月，马扩为都督行府都统制。(《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八）

马扩以江西沿江制置副使驻军武昌也，是岁四月，召赴行在。供枢密副都承旨之职，为都督行府官，留升咨议军事兼行府都统制，留镇江措置军务。(《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八）

五月甲申，是日，张浚至潭州。初，浚自建康西上，而枢密副都承旨、沿江制置副使马扩自武昌召归，乃以为都督行府都统制。(《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九）

南宋之初，武昌与镇江、建康为长江防御体系上的三大重镇，守臣非良将不可。马扩初守武昌，继而又守镇江，足见其才能为当时朝廷所器重程度。

据史料记载，在绍兴五年（1135年）十月己酉，也即马扩担任都督行府都统制期间，河北五马山车股寨忠义首领沙真曾派遣其部下赵元到临安（杭州），向马扩汇报该五马山义军近况，以寻求支助。朝廷下谕封沙真为进义副尉。

十月己酉，都督行府言，五马山车股寨忠义首领沙真遣其徒赵元来白事，乃补进义副尉，令复往抚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四）

《赞皇县志》记载：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1135年），沙真等结聚五马山车股寨继续抗金。

沙真曾为五马山义军首领赵邦杰、马扩部下，建炎二年（1128年），五马山寨被金兵攻陷后失散。绍兴五年（1135年），沙真在五马山车股寨再举抗金大旗，组织义军抗金，延续了五马山地区的抗金斗争。这支义军曾与金军展开激战，但最终因寡不敌众、补给困难而失败。

马扩在镇江驻守了数月时间后，于绍兴六年正月，受都督府之命，率领吴锡及其殿前司策选锋军赴临安行在。在三月辛巳（十四日）又被朝廷授予了沿海制置副使这一新的职位，“驻军明州”（浙江宁波)。

当时临安（杭州）为朝廷的行在，临安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杭州湾西端，位于钱塘江下游和京杭大运河南端，因其为接近海疆这一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沿海制置司”的重要地位。沿海制置司是南宋正式的海军指挥机构，主要职责为提领“海军”确保东南沿海地区的海道安全，也即确保临安城出海之道的安全。

高宗于建炎三年十二月在明州定海（浙江宁波镇海区）附近被金兀术的金军追着赶下大海。但宋军后来靠着大吨位的海舟，在海上击败了穷追不舍的金军，使高宗逃过一劫。接着在建炎四年四月，金兀术军北归至长江黄天荡（长江下游的一段，在今江苏南京东北），遭到了韩世忠所率由"海舰"、"海舟"组成之"海军"的痛击，在陆地上又遭岳飞所部截击，金兀术险遭不得生还。宋高宗这所以最后定都位于钱塘江北的杭州，并改取名为临安，也即临时行在的意思。高宗将皇城建于濒临江滨的凤凰山上，或许也藏有紧急时候可随时乘舟顺钱塘江出海而走的算盘。可见海军对于南宋能否偏安临安的军事意义非同小可。

绍兴六年二月四日，诏马扩兼沿海制置副使。(《宋会要辑稿•职官四0》)

二月十七日，马扩为沿海制置使。马扩在镇江措置事务也，正月，都督府札子发遣马将带吴锡一军，并所部人马赴行在。二月，为沿海制置使，驻军明州。(《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九）

三月辛巳，枢密副都承旨马扩兼沿海制置副使。扩自镇江将殿前司策选锋军赴行在，遂有是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九）

三月辛巳，以枢密副都承旨马扩为沿海制置副使。(《宋史》卷二十八）

马扩任职沿海制置副使两个月后，即五月十四日（乙亥），朝廷又予以马扩"阅习水军战舰"这一更为实际的任务。

五月乙亥，命沿海制置副使马扩阅习水军、战舰。(《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十九、《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一）

当时朝官右司谏王缙向高宗建议：

舟师实吴越之长技，将帅之选既慎矣，而舟船数百，多阁海岸，士卒逾万，未闻训习。欲乞明诏将帅相视，舟船损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战斗；人不必众，取可资以胜敌。分部教习，周而复始，出入风涛，如履平地，则长技可施，威声远震，折冲千里之外矣。（《系年要录》卷一0七）

高宗看到王缙这一疏奏后，即表同意。缘于王缙的这一建言，恰好在明州任沿海制置副使的马扩又是武举出身，北宋武学名著《武经总要》中的斗舰、走舸、蒙冲、楼船等战舰也当为其谙熟，且马扩还有当年浮海北上使金的经历，所以让马扩来操练水军，料理战舰，也算是用其所长。

马扩所训练的水军战舰也即宋朝的海军，虽然一时看不出其有多大成效，但时隔二十多年后在“唐岛海战”中，宋朝海军果真是如王缙所期待的，“出入风涛，如履平地”,“威声远震，折冲千里之外矣”。

这也就是被后人所夸张赞誉为：“马扩的高光时刻，阅习水军、战舰，负责海防，一不小心，训练出一支强悍的大宋海军。”

　　唐岛之战，又称唐岛海战、或黄海奔袭战，是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双方在黄海海面进行的一次海上决战。该海战宋军水军指挥将领为李宝。

李宝（生卒年不详），别名泼李三（外号），乘氏（今山东菏泽）人。

据史料记载：李宝于南宋初聚众抗金，绍兴九年(1139)，在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兵败后，南下投奔岳飞。后奉命以河北路统领忠义军马名义，潜回山东联络抗金义军。次年，金军背盟南下，李宝为配合岳飞反攻，在山东多次袭击金军，钳制了金朝南下之师。后从韩世忠守卫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帝完颜亮分兵四路大举攻宋，其中由海路发兵7万，战船600 余艘，企图攻取临安（今浙江杭州）。李宝任浙西路马步军副总管职，率舟师于东海登陆，与魏胜军内外夹击，先后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附近之新桥、关子门、砂堰连败金军。又率水军3000人，战船120艘，由江阴（今属江苏）入海北上，迎击金军舟师。

十月，至胶西（今山东胶州）陈家岛（今青岛市黄岛区的唐岛）附近海域时，发现金军船队正在停泊避风，李宝利用金军不善水战、战船油帆易燃的弱点，乘其不备，借助南风，用火箭、火炮等兵器施以火攻，继以短兵格斗，一举全歼金军舟师。

李宝因功授静海军节度使、沿海制置使。隆兴元年(1163)，兼御营统制官。次年，升沿海御前水军都统制。卒谥忠勇。

唐岛海战，宋水军将领李宝率 120 艘战船、3000 水兵，利用火船和火箭，借助风势火烧金军船队，一战烧毁金国 600 余艘战船，杀死完颜郑家奴等6名金军将领，全歼金军7万舰队水师。

这次战役是火器应用于军事领域后的第一次大规模海战，对宋金的政治局势以及世界的航海进程等都有重大影响，因此也被称之为人类史上的第一次现代化海战。一场3000人击溃7万人的经典战役，改变了世界海战史，被英国人列入“影响人类的100场最重要的战役”，而载入史册。

虽然马扩当年训练的海军属两浙东路，李宝所率的这支海军应隶属于两浙西路，但作为统一为海军，其基础操练标准，海军中的一些基本应用如教习、制度、后勤和战术等，应该是一脉相承的。这点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中也可以看出端倪。

十月十一日，浙西淮东沿海制置使梁汝嘉、副使王彦言：被旨，汝嘉等蒙除前件使名，其合行事务并依仇悆、马扩，已得指挥。(《宋会要辑稿•职官四O》)

沿海措置防托，合要激赏钱物，欲乞许依仇悆、马扩例，从朝廷支降，应副支用。契勘今来淮东、浙西沿海把隘官兵，及海船槔梢等日支米钱，欲乞浙西委漕臣、淮东委提点公事，专一应副。仇悆、马扩前后申请画降旨挥令，乞并许使副通用。诏：第四项，共差一十员专听梁汝嘉使唤；第五项，令户部共支银二千两、绢一百匹、钱二千贯；余并从之。(《宋会要辑稿•职官四O》)

这里讲到在绍兴六年十月十一日，浙西淮东沿海制置使梁汝嘉和副使王彦称：“被旨，汝嘉等蒙除前件使名，其合行事务并依仇悆、马扩已得指挥。”这意思是说，梁汝嘉和王彦已经得到旨令，他们浙西沿海把隘官兵可参照两浙东路沿海制置使仇悆和副使马扩的合行事务管理方法，照章办事。

当时两浙东路沿海制置使，仇悆是正使马扩为副使，这也就是两宋官制惯例，文官为正，武官为副。文官负责政治监督，武官负责具体业务。所以说在阅习水军、战舰，包括操练及考核标准，海军中的一些基本应用如教习、制度、后勤和战术等，当初基本也都是由马扩负责搞出来的。

梁汝嘉和王彦当时请求朝廷“依例”处置的事情都有些什么？《宋会要辑稿》记载到：“沿海措置防托，合要激赏钱物，欲乞许依仇悆、马扩例，从朝廷支降，应副支用”这是奖金来源问题。还有“契勘今来淮东、浙西沿海把隘官兵，及海船槔梢等日支米钱，欲乞浙西委漕臣、淮东委提点公事，专一应副”这是给养来源问题；此外还有“仇悆、马扩前后申请画降旨挥令，乞并许使副通用”这已经是在请求和盘继承仇悆和马扩的所有做法了。而当时梁汝嘉和王彦的这些请求基本上得到了朝廷的认可。从这点来看，李宝率领的这支海军与马扩之操练水军，，具有一定的传承渊源关系的。

正是因为水军发挥了重要的维护政权的作用，在南宋时代，无论是长江中游的京湖地区，还是长江下游的江浙沿海，水军的维护和训练都已经常态化。比如当时的沿江置制司和沿海置制司，就有义务维持水军的日常训练和战船维修，以及组织舰队参与民防救灾/捕捉盗贼，或者从长江上游地区往下游运输马匹，参与江防。当时南宋水军基地地，旌旗蔽空，防御严密；南宋水军每年都会进行比较严格的训练演习。

南宋操练的水军，后来强势正如王缙所期待的，“出入风涛，如履平地”,“威声远震，折冲千里之外矣”。

　　有关南宋水军之强势，在南宋词人、文学家周密所著的《武林旧事》观潮一文中也曾有记载。

《观潮》一文，以细腻之笔触，绘就钱塘江潮之盛景，令人读之恍若亲临其境。“浙江之潮，自既望以至十八日为盛。”周密以简洁之语，点明观潮之最佳时节与日期。潮水初起时，“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远望如银丝般绵延，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此等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该文中不仅描绘了自然之奇观，更详述了南宋水军演习之盛况。

原文：“每岁，京尹出浙江亭教阅水军，艨艟数百，分列两岸；既而尽奔腾分合五阵之势，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如履平地。倏尔黄烟四起，人物略不相睹，水爆轰震，声如崩山。烟消波静，则一舸无迹，仅有“敌船”为火所焚，随波而逝。

而最令人瞩目者，莫过于吴儿善泅之人。数百吴儿，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此等游泳技术，令人叹为观止，亦展现了吴中健儿之勇猛与不凡。”

“京尹”，古代国都行政长官的简称，主要负责管理京城事务，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浙江”这里指钱塘江。

该文中讲到，每年（农历八月）京都临安府长官要来到浙江亭教阅水军。几百艘战船,分列两岸，水军的战船演习五阵的阵势。水军的战船忽而疾驶，演绎着“奔腾分合五阵之势”。战船忽而疾驶，忽而腾起，忽而分，忽而合，极尽种种变化，好像踩在平地上一样安稳。忽然黄色的烟雾从四面升起，人和物彼此一点儿也看不见，只听得水爆的轰鸣声，声音像山崩塌一样。（等到）烟雾消散，水波平静，就一条船的踪影也没有了，只剩下“敌船”被火烧毁的，随波而去。接着，水面之上，数百个善于泅水的吴地健儿，披散着头发，身上画着文彩，手里拿着十幅大彩旗，“并有乘骑弄旗、标枪舞刀于水面者”，争先恐后，鼓足勇气，逆流迎着潮水而上，在万仞高的巨浪中忽隐忽现，翻腾着身子变换各种姿态，但是旗尾却一点也不被水沾湿，展示了高超的技能。其技艺之精湛，令人拍案叫绝。

另外，在战船方面，可以这么说吧，中国人曾是世界上最会造船的伟大民族！

南宋时期的造船业在技术上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水平，特别是在泉州和广州等地，它们成为当时的造船中心，能够生产出适应远洋航行的大型海船。

从福建泉州出土的宋代沉船来看，其技术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这些船只采用尖底船型，龙骨粗大，船体扁阔，具有良好的稳性和较大的装载量，能够抵御恶劣的天气和海浪。船只多重板结构建造方法，即使用二层或三层板叠合，不仅便于取材和施工，而且使得船壳更加坚固，提高了船只的安全性。还有水密仓的设置是南宋造船技术的一项重要创新。通过隔舱板将船舱分隔成独立的仓区，即使一个或两个船舱进水，也不会影响其他船舱，大大提高了船只的抗沉性。南宋的大型海船可载重数万石，船体规模远超北宋，显示出南宋造船业的规模与技术进步。

南宋水师战船种类繁多且技术领先，以人力踏轮驱动的车船为核心主力，配合楼船、海鳅船及装备火器的海船，构建了当时世界顶尖的水上作战体系 。这些战船不仅在动力和防护上有所突破，还率先大规模应用火药武器，在对抗金军和蒙元的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

主力战船类型，南宋水军根据作战水域和功能需求，装备了多种针对性极强的战船，形成了完整的水战装备体系。

车船（车轮舟）：南宋水师的标志性装备，两侧装有轮子，通过人力脚踏驱动桨轮转动 。优势：不依赖风力，逆流航行速度快，机动性远超传统划桨船，适合长江内河作战 。规模：从 2 轮到 24 轮不等，大型车船长几十丈，可容纳数百人，甚至加盖木制望楼 。

楼船：体型巨大的主力战舰，高大巍峨，有多层建筑。一般分为三层，最高可达十丈，外观雄伟壮观。船上建有楼橹，设有弩窗矛穴，可供士兵瞭望和指挥作战，类似近现代战列舰 。据史料记载宋代水军巨型战船长度可达30丈，约90米长。具备强大的运载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常作为指挥舰或火力平台 。

海鳅船与多桨船：轻捷快速的突击型战船，船头装有锋利铁制撞角 。用途：用于冲撞敌船、快速突袭。

特种战船：包括用于迷惑敌人的无底船、防护加强的铁壁海鸥战船及飞虎战船等 。

无底船：船体后截中部无底，诱使敌军跳帮后溺亡，属于战术奇械 。

黑科技与战术应用

南宋战船的技术优势不仅体现在船体结构上，更在于动力革新与火器化的结合，形成了对北方政权的“降维打击”。

动力革新：车船将间歇性划桨变为连续性机械驱动，解决了内河逆流作战的难题 。

实战效果：在长江湍急水流中仍能灵活行驶，克制了金军临时拼凑的民船 。

火器装备：战船上普遍配备霹雳炮、火枪、火蒺藜等火药武器 。

霹雳炮：纸壳内装火药、石灰与碎石，爆炸后产生浓烟和碎石，遮蔽视线并杀伤敌军 。

火箭战术：采用“火箭环射”战术，能迅速延烧敌船，唐岛之战中曾烧毁金军数百艘战船 。

防护与阵型：为应对火攻，战船外侧涂满湿泥，并准备水桶灭火；崖山之战中曾采用铁索连船战术 。

铁索连船：将千余艘战船用铁索相连，形成海上堡垒，虽增强了稳定性但牺牲了机动性，最终在崖山之战中成为争议战术 。

　　按说，当时南宋有如此强大的海军，怎么还会在崖山海战全军覆没，十万军民跳海殉国，南宋被灭国呢？

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启蒙读物《三字经》，其中有“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句。该“元灭金，绝宋世”指蒙古军队在 1234 年联合南宋灭掉了金朝 ，后建立元朝，又在1279年灭亡了南宋，终结了两宋赵氏皇朝的统治世系 。

公元1234年，金国刚被灭掉不久，蒙古和南宋这俩盟友，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转头就翻了脸。蒙古大军开始进攻南宋。

蒙古铁骑当年踏平了半个世界，从莫斯科一路打到巴格达，谁见了都得哆嗦几下。

可偏偏在长江边上，一个被后世骂成“软弱”的南宋，硬是挡住了他们四十多年。在这里南宋水军成为了克制蒙古铁骑的独门秘笈。在蒙古成立水军之前，宋军水师能够通过长江、汉水、淮河等，随心所欲援救被包围的城池，使得蒙军吃尽了苦头。可以说，南宋能以半壁江山坚持抵抗蒙古大军长达四十多年，水军功劳尤其巨大。

蒙古窝阔台和蒙哥汗时期，蒙古试过兵分三路，西边攻四川，中间打襄阳，东边压江淮 。蒙古铁骑水路受阻，攻打襄阳、四川走山路，骑兵不适应作战，一样被拦阻。蒙哥汗还派人从云南绕后，想南北夹击，结果在四川钓鱼城受阻，蒙哥战死，进攻被迫中断。

忽必烈上台后，蒙古人缓过劲儿来后，学聪明了，不再死磕川蜀。他们开始在汉江边上大规模操练水军，造战船，准备从襄樊那个点突破。这一次，他们不再只靠骑兵冲锋，而是学会了打围困战。他们在襄阳城周围扎了几十个营寨，一围就是六年。宋襄阳守军，最后弹尽粮绝，还是投降了。

襄阳一丢，南宋的大门就算彻底敞开了，蒙古大军顺着长江直冲而下。1276年，临安城陷落，谢太后领着小皇帝投降了。南宋残部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逃到广东崖山，另立小朝廷继续抵抗。

蒙古水师南下，陆续受降了大批南宋水师士兵，包括也缴获了一些船只。这些降兵中大多为福建、江浙一带水手，非常熟悉宋军水师的战术方法。这时的宋军水师与蒙古水师对决，也就没有原来的那么强势了。

在蒙古军队灭宋的过程中，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汉人张弘范功不可没。

张弘范（1238年—1280年），字仲畴，易州定兴县人（今河北省保定市定兴县高里乡河内村）。

张弘范的父亲张柔在元太祖八年（1213年），蒙古军南下中原，金都南迁之时，以地方豪强的身份，聚集乡邻亲族数千余家结寨自保。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与蒙古军战于狼牙岭（今保定市易县紫荆关附近的狼牙山一带），兵败被俘，降于蒙古。元太祖二十年 （1225年），蒙古任命他为行军千户，保州（今河北保定）等处都元帅。

张弘范出身河朔地区的汉人世侯家族，自小习武读书，成人后效力军伍。中统三年（1262年），任行军总管。至元元年（1264年），为顺天路管民总管。至元六年（1269年），任益都淄莱等路行军万户，参与襄樊之战。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军大举攻宋，张弘范为前锋，以功改亳州万户，赐名拔都。至元十五年（1278年），为蒙古汉军都元帅，进军闽广，俘文天祥于海丰五坡岭。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崖山（今广东新会南）大败宋军，灭亡南宋。回到大都不久后病死。

张弘范核心战功与历史争议， 灭宋关键战役。

襄樊之战：至元四年（1267年）蒙古军南侵，久攻襄樊六年攻不下。张弘范建议切断襄阳与樊城联系，修筑“一字城”分割防区，最终攻克樊城，迫使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打开了南宋门户 。

俘获文天祥：至元十五（1278 年），张弘范部在广东海丰五坡岭突袭宋军，将南宋丞相文天祥俘获，张弘范试图劝降文天祥。文天祥宁死不屈，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

崖山海战：至元十六年（1279 年），张弘范率军封锁崖山南北出口，切断宋军淡水和粮草，利用火攻和奏乐为号发起突袭，宋军全军覆没，丞相陆秀夫背负少帝投海，南宋灭亡 。

当时，元朝只有大小战船五百艘，交战时两百艘还迷失海道，没有赶到战场，也就是说张弘范投入战斗的战船只有三百艘。而南宋方面有“大舶千余”，其中还有不少特大型的战船，实力远远超过元朝水军。

根据史料分析，张弘范的这支军队成分非常复杂，既有蒙古人，也包括北方汉人，还有原来南宋的降兵。忽必烈在派遣张弘范的同时，“发蒙古军千人”。之后又把伯颜麾下的两千五百“合必赤军”拨给张弘范。也就是说，张弘范麾下不到三千的蒙古人，其余都是汉人的军队，主要是南宋的投降军队，比如陈懿兄弟率领的百余艘战船，以及李恒在广州收降的三百艘南宋战船。

可是实力强大的南宋军队却在崖山之战全军覆没，这主要与宋军主将张世杰的指挥有着直接关系！

崖海之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首先，从战术层面来看，南宋军队在崖山海战中犯了严重的战术错误。南宋统领张世杰指挥失误，没有派兵扼守出海口，而是退守崖山海港，导致庞大的宋军战船进退两难，被动挨打。张世杰是北方人，对于水战是个“外行人”。在数年前的焦山之战中，张世杰将数千艘战船，“以十舟为方，碇江中，非有号令毋发碇”，用铁索将战船连在一起，结果遭到元朝的火攻，被打得大败。这次张世杰没有吸取教训，“巨舰千余艘，下碇海中，中舻而外舳，大索贯之，为栅以自固，四围楼橹如城”。就是将战船连成水寨，限制了舰船的机动性，使得元军能够趁机控制出海口和淡水水源，进一步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其次，地理因素也对崖山海战的失败产生了重要影响。崖山地形险要，易守难攻，但宋军战船却只能停泊在崖山西北的港内，无法面向大海进行机动。这种地理上的限制使得宋军在战斗中处于不利地位。

再者，士气差异也是导致崖山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南宋军队在退守崖山后，士气低落，缺乏斗志。而元军则士气高昂，作战英勇，对宋军形成了强大的压力。

最后，物资短缺也是导致崖山海战失败的重要因素。宋军在海上漂泊已久，物资短缺，饥渴交加。元军封锁海面后，宋军船只老旧且缺乏补给，难以大规模突围。加之战前准备不足，宋军未能有效组织远航，最终陷入了绝境。

崖山海战，张世杰宁死不降，值得我们后人敬仰，但是他的指挥确实存在严重失误。对此文天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船皆绑缚不可动，不能攻人而专受攻，惜乎其不知变而徒守法！”

综之，崖山海战的失败是战术、地理、士气、物资等多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张弘范“汉奸”标签辨析：

身份背景：张弘范出生时金朝已灭亡四年，其祖籍燕云十六州自五代起便不在宋朝版图内，他生来是蒙古统治下的臣民，均未沾受过宋朝皇家的雨露恩泽。也就是说他从未做过大宋朝官员，也就无从谈起背叛大宋了 。

勒石风波：相传他在崖山刻石“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后人愤其灭宋，在前方加一“宋”字变为“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以此讽刺其汉人身份却灭宋的行为，但这更多是后世的情感投射 。

这些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