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州文化研究】第60辑‖统战的力量

汾州文化

统战的力量 王加强(北京) 【编】 今年是红军东征九十周年纪念的日子，恰逢三月东征红军在汾阳的纪念日，接到原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王乃德处长寄来北京王加强关于东征红军首长陈漫远与汾阳商会会长王某一段传奇性的交往，文章具体阐述了汾阳商人王占元对东征红军的支持与贡献，并成长为一名功勋卓著的沉默革命者......这引起了我们极大的注意。我市党史研究工作始于1982年，几十年来由于党史研究工作者不懈的努力，征集和抢救了大批有关资料，为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关于红军东征，就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没有收集如此重要性的事件记载。文中提到的汾阳人王占元也不知为何人。希良同志根据其工作经历及所涉资料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请教和采访有关人员仍不知所终。他又与王乃德同志和作者（陈漫远首长的外甥、原三晋文化研究会理事）王加强进行联系和商讨。为此，王加强专文谈了《关于陈漫远与王占元的统战一事》的看法，强调，“作为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敌工部部长，陈漫远在汾阳地区重点开展对商会士绅的统战工作。为避免士绅因公开支持红军遭到报复，采取了“单线联系、匿名交接、化名记录”的工作方式，所有与士绅的交往均不留下真实姓名记录。匿名保护政策的具体执行细节规定“在红军内部文件中，对支持革命的士绅统一使用化名，如“王占元”“李宝田”等常见姓名，避免使用真实姓名可识别的特征。”又，据《红一军团东征时期统战工作档案》记载，1936年4月陈漫远向中央报告汾阳商会筹款情况时，仅提及“汾阳某商会人士捐款5000银元”，未涉及任何个人信息。考证中发现的“事件为实、人名为虚”，正是这种匿名保护政策的直接体现。这就回答了为什么在汾阳党史研究工作中找不到王占元其人。 根据王加强同志《攻心与铸魂——陈漫远东征期间双重职务的军政实践与战略价值（1936年2-5月）》一文，我们又得到了另外一条红军东征的重要史实，即红军东征并非没有进汾阳城，据中央档案馆《陈漫远对晋绥军政治攻势纲领（1936.3）》等党史资料揭示，当时红色传单针对受排挤军官，以“起义可保留私产”为诺言，成功促成汾阳参谋打开城门献城”——这是以前关于“红军东征在汾阳”党史记载中从未得到的信息，说明红军不仅绕城而过，而且也是穿城大过。事实如何，值得党史研究工作者认真关注。为此，我们请示了王加强同志同意将《统战的力量》一文在地方文献上公开发表。 （汾阳三晋文化研究会武登云王希良） 　　▲强渡黄河天险：东渡黄河前的红军部队 一、汾州密约：统战破冰的第一步 　　1936年春，红军挥师东征，踏入晋西地界，接连遭遇晋绥军阻拦围剿。物资匮乏、情报闭塞成为制约红军发展的两大难题，而汾阳作为晋西商埠重镇，士绅阶层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命脉，争取他们的支持成为红军立足晋西的关键。毛主席曾指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是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时任红一军团兼红十五军团敌工部部长的陈漫远，肩负起打开晋西统战局面的重任。 陈漫远敏锐地意识到，汾阳商会会长王占元不仅是当地商界领袖，更是一位具有爱国情怀的进步人士。王占元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对封建帝制深恶痛绝，对日军侵华更是义愤填膺。但由于红军此前在晋西的活动较少，他对红军仍心存疑虑。通过地下党牵线，陈漫远以“抗日救国同盟代表”的身份，在汾阳商号“元隆祥”的后院秘密会见王占元。 　　▲，陈漫远1936年红军东征时期（最接近） 第一次会面时，陈漫远没有急于亮明身份，而是从民族大义出发，详谈《八一宣言》的团结抗日主张，剖析阎锡山“拥蒋剿共”政策对山西民生的危害。他引用毛主席的话：“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凡是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和政治集团，我们都要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当得知王占元的商铺因“通共嫌疑”被晋绥军查封后，陈漫远当即指示红军游击队采取行动，迫使晋绥军解除查封。这一实际行动彻底打消了王占元的顾虑，他当场承诺：“只要是为了抗日，我王某愿倾尽全力。”此后，王占元利用士绅身份，为红军筹集粮食1.2万斤、银元4000余元，还通过商会渠道为红军采购药品、布匹等稀缺物资；同时，他定期向陈漫远传递晋绥军的布防情报，包括汾阳至离石公路的哨卡分布、晋绥军的调动规律等，为红军的机动转移提供了关键支持。这段合作不仅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更开创了晋西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为后续红军与士绅阶层的合作奠定了基础。正如陈漫远后来总结的：“统战工作不是简单的物资交换，而是人心所向的凝聚。王占元的转变，就是统一战线政策最好的证明。”这也印证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坚持统一战线是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的重要论断。 　　▲王占元（晋西士绅） 二、抗战烽火：隐蔽战线的统战接力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王占元的身份也从“秘密支持者”转变为公开的抗日民主政府参议员。他组织汾阳商会为驻晋的八路军120师筹集粮食和药品，还动员商会会员成立“抗日救亡运输队”，为前线运送物资。 此时，王占元已不仅仅是八路军的物资提供者，更是统战工作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动员更多士绅加入抗日行列，为八路军在晋西建立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此时陈漫远已调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虽身处冀西抗日战场，但始终与王占元保持着间接联系。1938年，王占元的运输队在通过日军封锁线时遭遇危险，陈漫远得知后立即指示军分区部队接应，成功将物资安全送达晋察冀根据地。这次跨区域的协作，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强大凝聚力，也让王占元更加坚定了与八路军合作的信念。他曾在给陈漫远的密信中写道：“只要共产党在，抗日就有希望。” 百团大战后，日军加强对晋西的控制，王占元被迫出任日伪“汾阳县维持会副会长”，但他暗中仍与八路军保持密切联系。1942年，王占元因“通共”嫌疑被日军逮捕，陈漫远得知后立即协调晋绥军区，联合汾阳士绅联名担保，最终将其营救出狱。这次营救不仅是对革命同志的保护，更是对统战成果的巩固，让更多士绅看到了八路军的诚信与担当。此后，越来越多的士绅加入抗日行列，为八路军在晋西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更广泛的支持。 1943年，陈漫远调任晋绥军区参谋长后，直接领导王占元的情报工作。王占元利用职务之便，将日军的“扫荡”计划、物资运输路线等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晋绥军区，帮助八路军多次避开日军合围，摧毁日军据点和运输队。他还组织商会会员为根据地筹集粮食，在1944年晋绥根据地遭遇旱灾时，为根据地输送了数万斤粮食，缓解了根据地的粮食危机。这段在抗战烽火中的统战接力，不仅为八路军的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持，更展现了统一战线在隐蔽战线的强大生命力。王占元等爱国士绅的参与，让八路军在敌后战场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基础，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毛主席曾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陈漫远晚年标准照 三、解放曙光：军民融合的胜利会师 　　1948年，吕梁军区部队包围汾阳，解放曙光即将照亮这座古城。王占元提前组织商会会员维持城内秩序，保护商铺和居民财产，还将商会筹集的五千块银元捐给解放军，为汾阳的解放提供了物质支持。此时，王占元已成为八路军与城内民众联系的桥梁，他积极向民众宣传解放军的政策，消除民众的顾虑，为汾阳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汾阳城解放当天，陈漫远骑着战马进城，王占元早已在“元隆祥”商号门前等候。两位跨越12年的老朋友紧紧拥抱，眼中满是激动的泪水。12年前的汾州密约，开启了一段跨越阶级的统战传奇；12年后的胜利会师，见证了军民融合的伟大力量。陈漫远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王占元同志的贡献，不仅是物资和情报的支持，更是人心的凝聚。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解放后，王占元继续担任汾阳县工商联副主席，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为恢复汾阳的商业秩序、发展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而陈漫远则投身于全国解放的伟大事业，继续用统战智慧凝聚各方力量。从红军东征到解放战争，陈漫远与王占元的交往，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生动实践。这段经历充分证明，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军民融合是实现民族解放的强大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实现强军目标，必须同心协力做好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这篇大文章，既要发挥国家主导作用，又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努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在新时代，我们更要传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2026年4月王希良荐稿） 　　▃▃▃▃▃▃▃ 本文只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本有版权，转载，摘录请注明出处。 推荐：王希良 主编：韩雅 审核：冯恩启 总审：张立新李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