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傀儡戏开场

辽东居士

2026.5.23

发表于辽宁抚顺

阅读《我的前半生》之五

编辑 孙相适



　　我们继续阅读溥仪著《我的前半生》。

“正文”是原著文字，【】里的文字是编者所注。

溥 仪 的 傀 儡 戏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迅速占领了我国东北。为了便于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日本需要一个傀儡，他们看中了已经逊位的末代皇帝溥仪。1932年，日本人把溥仪带到长春，让他当伪满洲国的“执政”，二年后，升格为“总统”，直至1945年伪满倒台。本文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中选取几个片段，供大家阅读。文中未加说明的小标题为编写所拟。

O 傀 儡 戏 开 场 O

（原著的小标题）

（第六章第一节）

正文

　　一九三二年二月的最末一天，在关东军第四课的导演下，沈阳的所谓“全满洲会议”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拥我出任“新国家执政”。上角利一和郑孝胥告诉我，这个会议的“代表”们就要来旅顺向我请愿，须先准备一下答词。答词要准备两个，第一个是表示拒绝，等“代表”们二次恳请，再拿出第二个来表示接受。三月一日，张燕卿、谢介石等九人到达旅顺。郑孝胥先代我接见，拿出了第一个答词【内容从略】

　　然后由我接见。彼此说了一通全是事先别人已嘱咐好的话，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二十分钟，各自退场。三月五日按关东军第四课的计划，“代表”人数增到二十九名，二次出场“恳请”。这次“代表”们完成了任务。我的答词最后是这样的:【内容从略】

　　走完“过场”，我于次日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回到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等人早已在此等候，表示“恭迎”。我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

三月八日下午三时，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我在张景惠、熙洽，甘粕、上角利一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我不禁激动起来，心想我在营口码头上没盼到的场面，今日到底盼来了。我在队列前走着，熙治忽然指着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给我看，并且说:“这都是旗人，他们盼皇上盼了二十年。”听了这话，我不禁热泪盈眶，越发觉得我是大有希望的。

　　我坐上了汽车，脑子里只顾想我的紫禁城，想我当年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城的情形，也想到“东陵事件”和我发过的誓言，我的心又被仇恨和欲望燃烧着，全然没有注意到长春街道的景色是什么样子，被恐怖与另一种仇恨弄得沉默的市民们，在用什么样的眼色看我们。过了不多时间，车子驶进了一个古旧的院落。这就是我的“执政府”。

　　这所房子从前是道尹衙门，在长春算不上是最宽敞的地方，而且破旧不堪，据说因为时间过于仓猝，只好暂时将就着。第二天，在匆忙收拾起的一间大厅里，举行了我的就职典礼。东北的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等重要人物都来了。参加典礼

的“旧臣”除了郑孝胥、罗振玉、胡嗣瑗、陈曾寿等人外，还有前盛京副都统三多，做过绍兴知府以杀害秋瑾出名的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和他的儿子凌升以及蒙古王公齐默特色木不勒等等。此外还有旧奉系

人物张景惠、臧式毅、熙洽、张海鹏，在天津给我办过离婚案件的律师林廷琛、林柴。曾给张宗昌做过参谋的金卓这时也跑来做了我的侍从武官。

　　那天我穿的是西式大礼服，行的是鞠躬礼。在日本要人的旁观下，众“元勋”们向我行了三鞠躬，我以一躬答之。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代表“满洲民众”献上了用黄绫包裹着的“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其文曰【从略】

　　典礼完毕，接见外宾时，内田康哉致了“祝词”，罗振玉代读的“答词”。然后到院子里升旗，照像。最后举行庆祝宴会。

当天下午，在“执政办公室”里，郑孝胥送上一件“公事”:

“本庄司令官已经推荐臣出任国务总理，组织内阁，” 他微躬着身子，秃头发光，语音柔和，“这是特任状和各部总长名单，请签上御名。”【各部总长中国人，次长日本人，次长会议决定大事】

我默默地拿起笔，办了就职后的第一件公事。

O 尊严与职权 O

（原著小标题）

（第六章第二节）

正文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外面去逛逛，便带着婉容和两个妹妹来到以我的年号命名的“大同公园”。不料进了公园不久，日本宪兵队和“执政府警备处”的汽车便追来了，请我回去。原来他们发现了我不在执政府里，就告诉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宪兵司令部便出动了大批军警到处搜寻，弄得满城风雨。事后执政府顾问官上角利一向我说，为了我的安全和尊严，今后再不要私自外出。从那以后，除了关东军安排的以外，我再没出过一次大门。

……

　　我每天早起，准时到勤民楼办公。从表面上看来，我是真够忙的，从早到晚，总有人要求谒见。谒见者之中，除少数前来请安的在野旧臣或宗室觉罗之外，多数是当朝的新贵，如各部总长、特任级的参议之流。这些人见了我，都表白了忠心，献纳了贡物，可就是不跟我谈公事。我每次问起“公事”时，他们不是回答“次长在办着了”，就是“这事还要问问次长”。次长就是日本人，他们是不找我的。

……



　　“国务院”的真正“总理”不是郑孝胥，而是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其实，日本人并不隐讳这个事实。当时日本《改造》杂志就公然称他为“满洲国总务总理”和“新国家内阁总理大臣”。驹井原任职于“满铁”，据说他到东北不久即以一篇题为《满洲大豆论》的文章，得到了东京军部和财阀的赏识，被视为“中国通”。他被军部和财阀选中为殖民地大总管，做了实际上的总理，他眼中的顶头上司当然是关东军司令官，并不是我这个名义上的执政。



　　我和郑孝胥是名义上的执政与总理，总长们是名义上的总长，所谓国务会议也不过是走走形式。国务会议上讨论的议案，都是“次长会议”上已做出决定的东西。次长会议又称“火曜会议”，是总务厅每星期二召集的各部次长的会议，这才是真正的“内阁会议”，当然这是只对“太上皇”关东军司令官负责的会议。每次会议有关东军第四课参加，许多议案就是根据第四课的需要拟订的。

　　（文中照片采自原著）。

（孙相适 2026.5.23 制作美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