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后的中国（七）1915：一本杂志的诞生与一个民族的觉醒

烨煜森（原创作者）

题记1915年，上海法租界一间小屋里，36岁的陈独秀伏案写下《青年杂志》的创刊词。他没什么钱，没什么后台，只有一个信念：中国需要改变。他喊来了两位“洋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一个叫民主，一个叫科学。这两个词，像两颗炸弹，炸开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铁幕。北大红楼的灯光亮起来了。胡适带来了白话文，李大钊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鲁迅带来了《狂人日记》。一群读书人用笔做武器，向旧世界发起冲锋。更重要的是，他们影响了一代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那些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人，都是读着《新青年》长大的。一本薄薄的杂志，点燃了一个民族的觉醒。记住：思想的解放，是一切变革的起点。 第一章：上海，一个36岁男人的选择 1915年的夏天，上海闷热得像一个巨大的蒸笼。 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的一条弄堂里，一个36岁的男人正伏在案头，埋头写作。他叫陈独秀，安徽怀宁人，刚从前一年的“二次革命”失败中逃出来，流亡至此。 几个月前，他还在日本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那是一个知识分子们讨论国家命运的阵地，但陈独秀觉得不够。回国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自己办一本杂志。 他没有什么钱。没有人投资，没有后台支持。但他有一样东西——一腔孤勇。 妻子在老家照顾年幼的孩子，他一个人住在法租界的小屋里，白天写稿，晚上校对，饿了吃一碗阳春面，困了趴在桌上打个盹。身边的朋友劝他：“独秀，你这是何苦？”他抬头看了一眼，只说了一句：“中国需要改变。” 1915年9月15日，一本薄薄的杂志在上海出版了。封面朴素得近乎寒酸，只有四个字——《青年杂志》。 发刊词中，陈独秀写下了一段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意思是：这本杂志的主要任务不是批评当下的政治，而是改造年轻人的思想。 这句话意味深长。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一连串失败之后，陈独秀和那一代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一个问题：政治制度的变革，如果没有思想文化的支撑，注定是空中楼阁。 中国人之所以一次次失败，不是因为枪不够多、炮不够强，而是因为脑袋里的那根“辫子”还没有剪掉。 这本薄薄的杂志，就是剪辫子的那把剪刀。 第二章：德先生与赛先生——两个“洋名字”改变中国 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1916年更名）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题为《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这篇文章写得杀气腾腾。他在文中公开宣称：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罪。他写道：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德谟克拉西”是Democracy（民主）的音译，“赛因斯”是Science（科学）的音译。从此，“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最响亮的两个口号。 这不是简单的翻译游戏。在那个年代，敢把“民主”和“科学”这两个词堂而皇之地摆出来，本身就是一种革命。 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里，没有“民主”——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皇帝是天子，圣人说了算，普通人只需要听话。 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里，也没有“科学”——只有“之乎者也”，只有“八股取士”，只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读书人寒窗十年，背的是四书五经，写的是道德文章，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是可以被观察、被实验、被理解的。 陈独秀的喊声，像一记重锤，砸在了中国知识界的脑袋上。 第三章：北大，钱与书的相遇 1917年，陈独秀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 蔡元培是一个真正懂教育的人。他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把北大变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他请来了陈独秀，陈独秀带来了《新青年》。他请来了胡适，胡适带来了白话文。他请来了李大钊，李大钊带来了马克思主义。 北大的红楼里，群星璀璨。 胡适，26岁，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他说：“活人要说活人的话，不要学死人的腔调。”他的文章像一阵清风，吹散了文坛上几千年的陈腐气息。 李大钊，28岁，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青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一系列文章，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他写道：“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之一。 鲁迅，36岁，教育部佥事。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小说最后一句写道：“救救孩子……”四个字，像一把刀子，剜出了旧礼教“吃人”的本质。 还有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一群人围在《新青年》周围，用笔做武器，向旧世界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冲锋。 北大红楼的灯光，常常亮到深夜。那是中国思想界的烽火台。 第四章：白话文革命——让老百姓读懂文字 在新文化运动的诸多成就中，有一项影响最为深远，但也最容易被后人忽视——白话文运动。 今天我们用白话文写文章、发微信、看新闻，觉得天经地义。但在当时，这是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 传统中国，文言文是统治阶级的特权。读书人十年寒窗，才能勉强读懂一篇古文。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小商贩，一辈子不识字，或者只能认几个简单的字。这就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局面：精英和大众之间，隔着一道文字的鸿沟。 精英们在书斋里高谈阔论，老百姓在田地里低头干活。两边各说各话，谁也不理解谁。这种割裂，是旧中国一切问题的深层根源。 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喊出了一句口号：“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他认为，只有用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写作，才能真正唤醒民众。他写了一首白话诗《两只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今天读来像儿歌，但在当时，它是投进文言文世界的一颗炸弹。老派文人气得跳脚：“这也能叫诗？”胡适淡淡回应：“我的诗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能看懂。” 鲁迅的白话文小说更是一把手术刀。他的《阿Q正传》让“精神胜利法”这个词走进了中国人的日常；他的《孔乙己》让“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成了讽刺迂腐的代名词；他的《药》用人血馒头这个残酷的意象，揭露了旧社会的愚昧与麻木。 白话文运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本身。它打破了精英对知识的垄断，让最底层的中国人第一次有了“看懂文字”的可能。这扇门一打开，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就有了接受新思想的机会——而这一点，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最重要的群众准备。 第五章：除了新思想，还有新人 新文化运动最伟大的成就，不在于它写了多少文章、办了多少杂志，而在于它培育了一代人。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时，一个22岁的湖南青年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后来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开始阅读《新青年》这本杂志。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他叫毛泽东。 他告诉斯诺，自己当时最崇拜的人有两个：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胡适。他曾在北大图书馆做助理员时，专门跑去听胡适的讲座。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上每一篇文章，在上面圈圈画画，写满了批注。 同一年，17岁的周恩来正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他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演话剧、办报纸、组织演讲。他在一次作文中写道：“吾人对于国家，尤不可不存一希望之心。”他的国文老师看了，拍案叫绝，批了四个字：“气度非凡。” 16岁的邓小平，此时正在四川广安的老家读私塾。他年纪还小，但已经开始听到“共和”“民主”这些新鲜词。后来他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还有蔡和森——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同学，两人并称“毛蔡”。他后来成为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第一个明确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还有恽代英——五四运动时期武汉学生领袖，创办《互助》杂志，影响了无数青年。 还有瞿秋白——1917年考入俄文专修馆，开始系统学习俄语，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翻译《国际歌》的人。 这些人，都是读着《新青年》长大的那一代。他们的思想启蒙，从这里开始；他们的革命道路，从这里起步。 第六章：黑夜中的灯塔 1915年到1919年，短短四年间，新文化运动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黑暗中的中国。 它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不是要砸烂孔子，而是要把被封建统治者歪曲利用的“吃人礼教”推倒。 它提倡个性解放，主张妇女解放——剪辫子、放缠足、反对包办婚姻，让千千万万中国人第一次有了“我是人”的意识。 它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告诉中国人：你不必跪着，你可以站着。这个世界是可以被理解的，你的命运是可以由你自己掌握的。 更重要的是，它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思想准备，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通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 正如毛泽东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总结的：“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而这场文化革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15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一个36岁的男人，在法租界的小屋里，伏案写下了《青年杂志》的创刊词。 第七章：火种不灭 今天，当我们重新翻阅那发黄的《新青年》杂志，读着那些一百年前的文字，依然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血与激情。 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了六条希望： 一曰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曰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曰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曰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曰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曰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一百多年过去了，这六条依然振聋发聩。 那代人，用笔做刀枪，用文字当子弹，在旧中国茫茫黑夜里，点燃了第一把火。这把火，烧掉了旧的枷锁，照亮了新的道路。 火种一旦点燃，就不会熄灭。 从1915年的上海弄堂，到1921年的嘉兴南湖；从《青年杂志》的创刊号，到《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从“德先生”与“赛先生”，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条路，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猛烈冲击了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旧思想、旧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是的。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这一环扣一环的历史逻辑，就像那条从上海望志路到南湖红船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题记 1915年，上海法租界一间小屋里，36岁的陈独秀伏案写下《青年杂志》的创刊词。他没什么钱，没什么后台，只有一个信念：中国需要改变。 他喊来了两位“洋先生”——“德先生”与“赛先生”。一个叫民主，一个叫科学。这两个词，像两颗炸弹，炸开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思想的铁幕。 北大红楼的灯光亮起来了。胡适带来了白话文，李大钊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鲁迅带来了《狂人日记》。一群读书人用笔做武器，向旧世界发起冲锋。 更重要的是，他们影响了一代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那些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人，都是读着《新青年》长大的。 一本薄薄的杂志，点燃了一个民族的觉醒。 记住：思想的解放，是一切变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