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名教而任自然

贺承德

身处封建社会的旋涡，你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身份。身份，即名称。名称，即责任。在家庭层面，你是父，还是子？在国家层面，你是君，还是臣？利用名称展开教化，这就是所谓的名教。若无名教，家庭秩序就会混乱，社会秩序就会动乱。 至少，封建统治者是如此认为的。在名教中，你能看到自己的名称，亦能看到自己的等级，更能看到自己的责任。只有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社会这台庞大的机器才能够有序运转。

封建社会，衡量人性的标准是“孝”，衡量人才的标准是“才”。既能在家尽孝，还能为国尽忠，这是完美意义上的人才。而实际情况，大抵忠孝不能两全。此情此景，颇有“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的意味。

孝和忠，从理论上来讲，是和谐统一的。但在实践当中，忠与孝是矛盾对立的。曹操看出了其中的端倪，打破“举孝廉”的选官标准，改判“唯才是举”，这是非常时期的明智之举。

相对而言，曹丕就难以望其项背。在忠和孝失衡的天平上，他的提问，竟然还只是想稳住皇权，以至于抛出这般让人左右为难的话题：“当救君还是救父？”国君和父亲同时遇难，身兼臣子和儿子双重身份的你，只能救其一。若救君，你将落下“不孝”的骂名；若救父，你将落下“不忠”的罪名。这就好比当下，有人刁难：“母亲和妻子同时落水，你打算救谁？”倘若只能救一个，你救谁好像都对，又似乎都不对。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爱你的人，不可能以死设局，使你的泪水追悔莫及。因此有人三缄其口，拒绝回答如此不尽如人意的假性问题。理智告诉你：“我会好好守护他们，一个都不让落水。”倘若落水的话，也只能是你一人落水。那两个爱你的人，都会来拯救你。

不管怎么样，司马氏大力推行“名教”政策，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把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论落到实处。名教打着孝父的旗号，却行使着忠君的。孝父的矛头所指，皆为虚；忠君的盾牌所挡，均为实。这也侧面反映出当时皇权趋弱的历史变故。

君王被宦官所裹挟，又被士族所威胁，但他仍希望士族保驾，为家国的巨轮护航。其实士人并不糊涂，他们的学术造诣和家族地位，足以让他们精神独立和个性觉醒。世俗的礼教，试图把士人的思想，囚禁于无形的桎梏，只是美酒不答应，清谈不允许。

皇权本想以名教约束世人，使士族忠君救国。不曾想，名士竟然纵情山水，反倒落个“清谈误国”的差评。清谈倒也雅致，既没误良辰美景，也没误哲理玄学。

司马氏的政权更迭，依托的是朝堂权变和禅让礼制。身为臣子时，其行为早已违背传统道义。他又何德何能，要求自己的臣子一味地效忠于他？

孝道是忠义的阶梯。司马氏为树立威信的丰碑，号召士人高举孝道的大旗，并将它作为官职晋升的筹码，重构着以家驭国的政治逻辑。

名教有名，实则无名。道法自然，才是人类与万物的根本所在。这种观点认为，繁复的礼教是封建束缚。顺应自然，方为风调雨顺的盛世奇观。“越名教而任自然”，是竹林七贤提出的政治主张，更是他们倡导的生存法则。

越名教越虚伪，越自然越真切。自然不以假面具示人，却以真性情恪守本心，无愧过往。化僵硬为柔和，是它主张的生命回归。任自然，不是肉体的放纵，而是灵魂的放松。它能使动荡社会的痛苦神经得以舒缓。当然，这个“度”需恰到好处，否则就会走火入魔，误入堕落的歧途。

历史的瞳孔，首肯曹操开创的伟业，只是对曹丕的权术行事有所非议。曹冲尚且能够称象，曹植也能七步成诗。与曹操的远见卓识相比，曹丕的格局分明有些狭隘。本该彰显德行传承的禅让礼制，反倒沦为粉饰争权夺势行径的外衣。

为名教正名，则英名。负名教大义，则昏庸。部分掌权者，他们不是真心拥护名教，而是利用名教，践踏名教。名教沦为他们排除异己、巩固政权的工具。他们其实都是名教的叛徒。士族不上名教的当，这一步棋算是赌对了。在生死存亡关头，谁都想为劫后余生留下一些精神火种。生命本应在自然中痛快地成长，不应沦陷，成为被名教肆意践踏的玩物。

以孝治天下，极易催生愚忠。以忠治天下，往往难以尽孝。名教重在强调规则与秩序，而自然贵在强化精神与自由。有道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名教若能邀请自然加持，在两者之间，我们或许还能看到两全的胜境。归根结底，名教为立身之体肤，自然是立心之筋骨。二者相辅相成，方能共筑人间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