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公渊传（十一）

孙老师

——身世浮沉雨打萍

十一 余热与归去

退休之后，孙公并没有像旁人那样闲下来，过含饴弄孙、莳花弄草的日子，他骨子里那股闲不住的劲头从未消退。让他欣慰的是，那本该早就拿到、却因种种缘故迟到了多年的高级工程师证书，终于补发了下来。抚摸着那本盖着鲜红大印的证书，孙公知道这是国家对他大半辈子技术工作的认可，是对他一生心血的肯定。

经相关组织的介绍和推荐，孙公作为技术专家多次被邀请到省内外多地帮做城市规划设计，把他积攒了几十年的实践经验奉献出来，当时说法是“发挥余热”。甘肃的定西、天水，陕西的宝鸡，甚至远至青海、宁夏的一些县城，都留下过他的身影。人家请他去看工地、审图纸、提意见，他从不摆架子，也不讲价钱，不计报酬，认认真真地做事，一如当年在宝天段的工地上画图、算土方一样一丝不苟。每次出门，他都要换上正式服装，把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皮鞋擦得锃亮。虽然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如从前利索，可精神头却好得很，走在工地上腰板挺得笔直，目光炯炯，说话中气十足。也很享受这个被尊重的过程。

他还做了一件大事——他把自己一生珍藏的几千册技术书籍，全部捐赠给了兰州铁路职工学校。那些书是他大半辈子的心血，是他从一个流亡的穷学生一步步成长为高级工程师的见证。其中有他在西北工学院啃过的教科书，有他省吃俭用买下来的中外专业著作，有他工工整整手抄的技术资料，还有他在几十年的实践中积累下来的笔记和图册。有些书页已经泛黄发脆了，有些书的边角被翻得起了毛，可每一本书都保存得完好无损。那些书就像他的老战友，陪他走过了多少风风雨雨。

他把它们一本一本地从书架上取下来，用软布轻轻擦去灰尘，按门类码整齐，装箱的时候，眼里分明满是不舍。可他还是捐了，没留一本。他说：“书是要给人看的，放在我这里有什么用？我一个人看，只能我一个人受益。送给学校，让年轻人去看，去学，一代一代传下去，那才有真正的价值。”这话说得很平淡，声音也不高，却透着一个老知识分子对学问的虔诚、对后辈的深深期望。

退休后的孙公和康姨，住在兰州铁路西村的一幢二层小楼单元房里。房子不大，苏式建筑，但很结实，木地板，被周围住破平房的邻居们羡慕着。门口空地上有几棵槐树，春天的时候槐花飘香。离五泉山公园也不远。夏天的时候，小孩子们在楼下下棋、跳绳、跳房子、打沙包，热热闹闹的。孙公有时候也下去走走。

康姨一直陪在他身边。从一九四五年在清水县城那碗面开始，陪了他将近六十年。六十年里，跟着他在铁路上从宝鸡到定西，从定西到武威，从武威到兰州，搬了无数次家，吃了无数的苦。他被打倒、被关进牛棚的那些年，康姨一个人与五个孩子，相依为命过日子，她也曾埋怨过，也曾后悔过，深夜里不知流过多少眼泪，可她终究没有离开，没有抛弃这个家。她是他在这个世上为数不多的、始终握在手里的温暖，是他在最黑暗的日子里还能咬牙撑下去的那盏灯。

晚年的孙公，更多的时候喜欢一个人待在屋子里。那间小屋紧临着铁路，不时就有“轰隆轰隆”的列车经过。他常常坐在窗前，手里捧一杯清茶，看着窗外的世界。有时候会想起六十多年都没回去过的浑源老家，想起自己父亲母亲的面容，想起古路坝的洋芋米饭，想起工地上那些艰苦岁月，想起住牛棚的不堪日子……想着想着，有时会笑一下，有时会叹一口气。他很少跟家人提起这些往事。有些记忆过去太久了，说出来像别人的故事；有些记忆太痛了，说不出口，像结了痂的伤口，一碰还会疼。

进入新世纪之后，孙公的身体开始明显地走下坡路了。年轻时在工地上风里来雨里去落下的老毛病，全都找了上门来。更要命的是，那六年牛棚生涯给他身体和心灵上留下的创伤，也在晚年一齐爆发出来。浑身没有劲，身体日渐虚弱。孩子们看在眼里，疼在心上，轮流请假回来照顾他。

二○○二年一月五日，隆冬时节的兰州，天寒地冻。孙公在兰州铁路中心医院安详离世，享年八十三岁。临终前，五个孩子都守在了身边。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终究没有说出来，轻轻地闭上了眼睛。病房里很安静，只有窗外西北风呼呼地吹过，像是给这位老工程师送行的挽歌。

他走了，走完了自己沉沉浮浮、波澜迭起的一生。他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横亘在西北大地上的铁路和桥梁，不仅仅是一箱子泛黄的技术书籍，更是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激流中挺直脊梁、默默前行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