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哥

木易

出北京城二环往东50里有一条河，叫小中河，小中河东岸有个村叫张家坟，我的故乡在那里。

我们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爷爷的勤俭和会持家在村里可是出了名的。

我爷爷有四个儿子，我父亲是最小的一个。

1943年，我父亲 15岁，那年，父亲结婚了。母亲进门那年也是15岁。

1948年4月20日，我大哥出生了。我父母生下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老儿子，大孙子，老人命根子，我爷爷65岁喜得大孙子，太高兴，我父母亲，也很高兴，他们对我的大哥，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我大哥在爷爷奶奶和父母的宠爱中长大。

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我的大哥勇敢向前！

大哥右手少了两个手指。

那时候，我们农村家有土坑，天太冷了，就把一个火盆装满了燃烧的木炭，放在炕的最里边，炕角子。

大哥九个月，自己在炕头躺着睡觉。他醒了，睁开眼，见不着人，就又闭上眼，大哭，哭了半天，也没人抱他，他又睁开眼，接着哭，一边哭，一边翻过身来，在炕上爬了起来，一边爬，一边哭，哭着，爬着，向着炕角子，向着火盆，爬去。

就在这个时候，我母亲从外边回来了，听到孩子哭，也没在意，他平时哭的时候，母亲就不怎么惯着他，可爷爷奶奶听不得孩子哭，老为这事说我母亲。忽然，孩子一声尖叫，哭声抬高了，我母亲预感不好，掀开门帘子就冲了进来，看到孩子爬到火盆边，小右手搭在了火盆上。

送到通州医院，医生做了处理，无名指和小指的指甲部分已经无法保留，医生说，等大一点再做节指吧。大哥的手被烧伤后，他很痛苦，于是老哭，老闹，老发脾气。我父亲、母亲感觉很愧疚孩子，对他就很娇惯，孩子犯了错，也很迁就。

新世界来了！

1949年1月，解放军围住了北京城，我家也住满了解放军。

这时候我大爷建议分家。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都分出去过日子，我父亲留下跟爷爷一起生活。

我大爷跟爷爷说:“您老四还是分家过吧，马上土改了，那样会定为“富农”成分”。爷爷火了，骂了我大爷一顿，坚决要跟老儿子一起生活。解放了，由于我家在村里是最富的，村里又必须选出两个富农，于是我爷爷和我二大爷的成分定为“富农”，我父亲是富农子女。我家我们这一辈儿被认定为“富农子女”的子女，我们被“富农子女”帽子压抑得喘不过气来，感谢党的“有成分不为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让我们在被专政下始终看到希望的曙光。

大哥辍学。

1963年，我出生了。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家里真的很穷，于是母亲毅然决然的让我姐姐辍学回家看孩子，也就是我。

我妈还让念初二的我大哥回村里务农，真的家里太穷了，没有办法，大哥必须辍学。大哥辍学的时候，他的班主任老师来我家跟我母亲谈，说我大哥特别聪明，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不念书可惜了。我母亲有什么么办法呢，大哥不辍学，家里就没法过了。大哥不想辍学，他据理力争了好长时间，这件事成了大哥一生的痛，每当想起这事，大哥都会埋怨父母。大哥辍学了，就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

大哥不长个。

那时候，我家屋里有一个大水缸，由于我父亲身体不好，大哥很小的时候就去挑水，开始挑不动满桶，就挑半桶，大哥是家里老大，他付出的当然比其他兄弟姐妹要多，他是永远我们的老大哥，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大旗。

1966年，我大哥18岁了，他身高是150公分，有一天，他跟我母亲嚷嚷:“妈，就是您老让我挑水，您看，我现在个子都长不高了”。

1968年，我大哥20岁的时候，个子终于长到了170公分。

我们被抄家。

1968年年10月，我们家被抄了，我们一家七口和同是富农的二大爷家被轰到到三间土坯房里，我们一家四口七口人占一间10多平米的东屋，二大爷家一家三口住西屋，中间那间房是灶间各占一半。

我们家住不下，我们就在院里搭了个棚子。

1970年，大哥22岁，他小时候被烧过的右无名指和小指又发炎了，医生把他无名指和小指彻底第一关节以上部分截掉，大哥的手终于治好了。

大哥搞对象太难了。

1973年，我大哥25岁了，村里一般大的小伙子们都搞对象结婚，有的孩子都有会打酱油的了，我大哥又去找我母亲，说:“妈，您看我都这么大了，还娶不上媳妇，都是因为咱家出身不好，家里穷，我的手又有残疾，怎么办呀”。

那个时候，地主富农的孩子搞对象是很困难的。我们邻村有一个地主的儿子和地主的闺女要结婚，到大队去开介绍信。大队不给开，说:“我们就是要你们地主富农断子绝孙”。

我母亲硬着头皮去找我们村大队书记李如，把我们家的困难述说了，李书记说:“你们一家七口住一间半房子的确是困难，儿子大了该搞对象我支持，行，批你家一处能盖五间房的房基地”。

感谢我们村党的基层干部。1973年，村里批给我家一处宅基地，就是现在我二哥住的院子。

1974年，大哥要搞对象了。

一个富农的孙子要搞一个对象的难度可以想象。感谢姚四叔四婶，是他们帮我大哥介绍对象。

第一次，姚四叔给我大哥介绍了个对象，见了面以后，邻居姚德山的父母去了女方家里，说我们家如何不好，他儿子如何好，请让女方跟他儿子搞对象，女方尴尬了，就说跟谁都不谈了。

姚四叔和四婶怒了，不争馒头争口气，马上动用所有力量帮我大哥介绍，四婶的亲妹妹从韩家疃介绍一个过来，就是我现在的大嫂子。

大哥搞对象好难呀。大嫂子家出身也不好，家里的经济状况比我家还差很多，她家还有一个大龄男青年待婚，于是提出女方从相亲、定亲到结婚所以费用包括女方的嫁妆都要男方出，成就继续，不成拉倒，反正女孩不愁嫁。应了，我母亲咬牙同意了，于是借钱，我母亲几乎把村里所有家都去了，借钱给我大哥筹备婚事。

那年春节，说好了初二大哥接他对象来我家，我母亲说，今年春节就不炖肉了，等初二未过门的儿媳妇来了一起在吃肉吧，家里人都没事，只有我父亲，跟我母亲干架，说过年了也不让他吃肉。那个年也没过好。

没想到，那是我父亲的最后一个春节，第二年7月，47岁的父亲突发心梗，去世了。

好日子总会来的。

1976年春节，大哥和大嫂子的恋爱经过九九八十一难终成正果，国庆节大哥结婚了。为了大哥的婚事，母亲吃了多少苦，我知道，受了多少罪，我看到了，花了多少钱，有账。

1976年，我二哥结婚了。

大哥、二哥三年生了三个孩子，我母亲乐坏了，也累惨了，一个人哄三孩子，我一放学就看孩子，我母亲还要给他们做饭，两个儿媳妇到一起没有不打架的，妯娌之间打，也跟婆婆闹，我母亲生活在忙碌与受气之中享受着天伦之乐！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宣布，农村不再有成分，不再有地主富农了，所有人都是村民了，这使我们家所有人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同时政府承认，抄家是错误的，所抄之物返还，由于房子已经没了，所以每间房赔80元钱，加之当时没收财物比如还有当年的一垛草共赔480元，母亲说这笔钱不能动，让大哥二哥再出200元，盖五间房给老三，因为老三生下来就是个实心眼。

改革开放，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

1978年年底，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就在那一年，家里的粮食够吃了，我家富分子帽子也摘掉了，我们家和广大的贫下中农一样，成为人民公社社员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律了我国的大江南北，我们家被改革的大潮裹挟着。

农村改革，首先是打破大锅饭，要包产到户，我们村社员竟然没有人种地，好多人都是搞运输了，大队没办法，只好把地包给个人承包，于是很多北京之外的人来了，他们和我们村里的社员一样，给承包人打工。

后来，我们草寺村大队改成草寺村，徐辛庄公社改成了徐辛庄乡，后来又改成了徐辛庄镇，后来我们徐辛庄镇又和宋庄镇合并了。

我的大哥和三哥，在大队当社员，在承包组里给人打工，后来又去给村里先买车搞运输的人当装卸工，我大哥还去火车站做装卸工，我见他每次回来都很疲惫，话都懒得说；我二哥，先在大队开拖拉机，后来又给村里搞运输的当装卸工，后来学了汽车本，给搞运输的人家开车。

我的母亲，仍然操劳着，她给三个儿子带孙子，她累并快乐着。

1987年，脑子比较活跃的大哥来找我母亲，“妈，您说，咱家老二有车本，我能跑业务，老三现在给别人做装卸工，到年底车主还老拖着工资，咱家要是买一个车，自己干，多好”，母亲笑了，“好呀，你把老二叫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

母亲和大哥、二哥在一起，母亲说，“老大、老二，你们哥俩一起买车搞运输是好事，但有些话我要说到头里，首先，你们都结婚成家另过了，我年纪也大了，你们这次干的事，我就不管了，老四不在家，他也不参与，以后你们哥俩有什么事自己商量，老三心智稍差，他给你们当装卸工，你俩要善待他”。最后母亲再三叮嘱，“哥俩有事好商量，俩媳妇都不是有准主意的人，你们要是总听媳妇的，会很麻烦”。

方向定了，于是紧锣密鼓干起来。那时候，买一个‘江淮车'牌汽车要8万，大哥二哥俩人手里的钱凑一块也就5000元，缺口太大。于是大家分头借钱，借钱要给10%的利息，大哥还给我打电话，让我找同事借钱，我费了很大的力，才借了6000元，我也算出了了力。

1988年初，汽车提回来了，我家也有车搞运输了。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大哥负责跑活，管账，二哥开车，三哥当装卸工，还顾了一个装卸工，活很多，车轮一转，钱就源源不断地来了。那时候，全家一起同心协力，全家其乐融融，一片祥和。有了钱，大哥二哥都换了新彩电，大家还是各自过日子，谁需要钱就去大哥那里支。

1988年，我结婚了，1989年，我儿子出生，母亲也要看关门大孙子。老太太美，四个儿子，每家一个孙子，大哥还给老太太生了个孙女，家里有车，活钱不断，老太太不管事，可家里人都围着老太太转，有什么事都爱跟老太太商量，老太太总说，我就是敲敲边鼓，大主意你们哥俩商量。没办法，老太太一直是家里的主心骨。

我父母一共生下我们5个孩子。老大是大哥！大哥在这个家是老大，他对家庭的责任是最大的，他应该扛起家庭的大旗！

我们家，这杆大旗一直是我母亲在扛。大哥结婚后，他就分出去自己单过去了。

大哥经历了很多，他被时代的洪流裹挟向前，他为这个家做了很多，为弟弟妹妹遮挡了不少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