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心斋杂谈之《“敬佩”一颗山药蛋》

田李福（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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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田李福拍摄

敬佩一棵“山药蛋”

田李福 （山西）

我敬佩赵树理先生，是从骨子里敬佩。

这些年读过的作家不算少，能让我用“敬佩”二字的，只此一位。不是客套，不是同乡情分，是真觉得这个人把文章写到了根上，把命活进了土里。我说敬佩，头一桩敬的，就是他从不把自己当“文学家”。

他自己说得明白——“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你听听这话，“文摊文学家”，五个字就把自己的身段放到了泥地上。什么是文摊？就是老百姓赶集的时候蹲在路边翻翻捡捡的便宜书摊，不是什么文坛，不是什么殿堂，连门槛都没有。他心甘情愿往那儿一蹲，跟那些粗糙的小唱本抢读者。因为他心里太清楚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十个人里有八个不识字，你写再好的小说，人家看都看不懂，你算什么人民的作家？

于是他干了一件文学史上许多人想干却没干成的事：把小说写成“能说”的。你看他的句子——“阎家山有个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有个农村叫张家庄，张家庄有个张木匠，张木匠有个好老婆，外号叫个‘小飞蛾’”——这哪是写，分明就是村头槐树底下老汉在讲古。全是短句，全是口语的节奏，不带一个形容词的生疙瘩，不识字的老太太坐在炕头纳鞋底，耳朵听着就能听进去。这就是他发明的“可说性文本”，是他给中国文学留下的一份独门遗产。他不要评论家夸他文笔好，他要的是村里老汉听完能咂咂嘴说一句“不赖”。

但你要是以为赵树理就是个会说土话、会逗乐子的“农民作家”，那就把他看扁了。我敬佩他第二桩，是因为他敢说实话，敢在那个浮夸风吹得人站不稳的年月，把“真实”二字死死攥在手里，宁折不弯。

你看他那篇《“锻炼锻炼”》，主角不是什么高大全的英雄，是两个满身毛病的落后人物——“小腿疼”和“吃不饱”。一个装腿疼偷懒不干活，一个满脑子算计怎么占便宜。这种人物，要是搁在当时的创作教条里，叫“中间人物”，是“不典型”的、不该被当作主角来写的。可赵树理偏写，还写得活灵活现。他解释过这个理儿：农村里中间人物占大多数，你要硬把他们都拔高成英雄模范，那就是说假话。他又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这话放在今天看，稀松平常；放在五六十年代，每一个字都是往枪口上撞。

别人都在写颂歌、放卫星的时候，他在《实干家潘永福》里写一个不喊口号只埋头做事的老头。别人都在天上飘着，他偏在地上蹲着。这哪儿是文学趣味的不同，这是骨头重量的不同。

说到骨头，就绕不开最难讲的那段了。文革来了，因为说实话，因为“中间人物论”，他被打成了“黑帮”。肋骨被打断，髋骨也跌断了，人都站不住了，还要被架到批斗会上。他在台上实在撑不住，造反派就让他用双肘撑在桌面上，胸部抵住桌沿，用手托着脑袋“认真听取批判”。每一个批斗者上台第一句都是“赵树理站起来”，然后是“抬头示众”，然后是“低头认罪”。他被折磨得浑身发抖，满头大汗，一头栽倒在地。1970年9月23日，这个为农民写了一辈子的作家，死在了牛棚里。死之前，儿子赶到跟前，看见的是父亲一脸惨白，浑身颤抖着滚在床上，抖索着伸出左手，铁钳似的抓住儿子的手拼命摇晃，嘴张了几张，翻出白沫，嗓子里呼噜呼噜响——却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这些细节我每读一次，心里都像被钝刀子割。可更让我难受的，是另一件事。1968年，一个山西大学的学生偷偷去看望他，他用发颤的声音问：“农家子弟，你说，我的小说在农村到底是毒害了还是教育了人？我最怕农村人也说我是黑帮；我一辈子都是为他们写作啊！”

你听听这句话。他被斗成这样，他最怕的不是死，不是疼，是怕那些他写了一辈子的庄户人也跟着说他是有罪的。他的文学信念是从农民身上长出来的，要是这个根子被否了，他这一辈子就真的塌了。这就是一个把命揉进土地里的作家，临终前最深的恐惧。这种恐惧里，有委屈，有不解，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虔诚——他把农民对他的认可，看得比命重。

所以我总说，赵树理的骨头，不是那种咋咋呼呼的硬，而是山石缝里长出来的野荆条——看着不起眼，风刮不倒，火烧不死，宁可从中间折断，也不打弯。

说完了骨头，再说味道。赵树理的文学，有股子别的作家学不来的“山药蛋味儿”。这味儿是怎么来的？就用一个比喻你就明白了——“像驴粪蛋上下了一场霜”。这是他写三仙姑搽粉的句子。三仙姑四十五六岁了，还当自己是年轻闺女，脸上的粉搽得跟糊墙似的。他不说“她妆容俗艳”，不说“她老来俏”，他就用驴粪蛋和霜。庄户人谁没见过冬天的早晨，那冻得硬邦邦的驴粪蛋儿上头蒙着一层白霜？远远看去倒也光溜，走近了一踢，底下粗粝、难看，还带着臭气。就这一句，三仙姑那张搽着厚粉、透着刁钻的老脸就活了，再没有比这更准确、更有力的刻画了。

这就是赵树理的本事。孙犁说得妙，说读他的小说好比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饭菜极简单，可很适口，很解馋，放下饭碗，余味还在口”。他没用什么形容词，几乎全靠白描，小说里连心理描写都少见。人物的心思不是作者替你分析出来的，是靠动作和对话“演”出来的。他的句式短，节奏明，你念出声来试试，会发现那是可以“说”的文字，带着评书的话头扣子，带着快板的韵律节奏。他把民间的快板、鼓词、民谣化进小说叙述里，不是生硬地插进去，而是水乳交融地捏成一团。

还有他起绰号的本事，也是独步天下——“气不死”“小腿疼”“吃不饱”“常有理”“惹不起”“铁算盘”“糊涂涂”——每一个绰号就是一个人物的性格浓缩，老百姓一听就记住，看完了还能拿去当口头禅用。现在山西沁水的派出所民警，在处理乡亲纠纷的时候，居然把他小说里这六个人物形象提炼成一套调解话术，号称“赵树理调解法”。你想想，跟农村老汉讲大道理他可能听不懂，但你说一句“您老人家别学那‘常有理’，咱讲理好不好”——他可能噗嗤就笑了，气就消了大半。这套工作法2023年还入选了全国的先进典型。文学的实用价值能到这份上，赵树理要是地下有知，大概又要嘿嘿一笑。

这就说到了他给我们留下的一桩更大的遗产。如今大家重读赵树理，不是要去模仿他那套评书体的写法。学形式没用，得学他那股子精神。他在一篇文章里总结自己的创作体会，说的是“久则亲、久则全、久则通、久则约”。这十二个字，就是他的全部秘诀：在生活里浸泡久了，才能跟百姓产生骨肉相连的情感；浸泡久了，才能看到事情的全貌，不片面；浸泡久了，才能贯通事理，不浮在表面；浸泡久了，才能从万千现象里提炼出最简约、最深刻的东西。他给我们的最高启示，不是语言技巧，不是人物塑造，而是一个字——“久”。现在的作家，还有几个人愿意在生活里“久”泡？都是下去转一圈，叫“采风”，十天半月回来了，一大本素材，写出来还是隔着一层。赵树理不是下去“体验生活”的，他就活在里头。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搬回山西，十几年间他有一多半时间待在晋东南农村，跟农民吃一锅饭，睡一铺炕，操心的不是稿费版税，是庄稼的收成、社里的账目、谁家婆媳又闹了矛盾。他是农民里的一个，不是蹲在农民边上的观察者。所以他才敢说真话，因为他知道地说谎骗不了庄稼人，也骗不了自己的良心。

说到底，赵树理的“山药蛋味儿”，是两样东西搅在一起的：一是对老百姓语言和审美习惯的刻骨尊重，二是一个作家面对现实时雷打不动的诚实。没有前者，文学就没有根；没有后者，文学就没有魂。这两样搁在一起，就是那颗圆实、顶饱、带着泥土星子的山药蛋。

这些年会写文章的人越来越多，能玩技巧、造概念、制造话题的人满大街都是。可像赵树理这样，把心掏出来搁在地垄上，用一辈子的命去兑换“为农民写”这四个字的，几乎找不见了。所以我敬佩他。不因为他是“山药蛋派创始人”这些虚名，只因为他活得像个真正的山药蛋——土里生，土里长，把自己碾碎了化在土里，养活的还是一方庄稼人。

写到这里，窗外正落着雨。我想起他那句“像驴粪蛋上下了一场霜”。雨过天晴之后，霜会化的，露出来的不管是粪也好，土也好，总归是实在东西，不是涂脂抹粉的假面。赵树理的文学，就是这东西——粗粝，扎手，不漂亮，但有温度，有生命，有那股子倔强的、不会随年月消散的“人味儿”。这就够我敬佩一辈子了。

乙巳年仲秋写于古黎半心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