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耳图：南唐朝廷图书馆里可以“葛优躺”？耳勺挖出一个大南唐【熙南里街区昇元阁茶书房文化散文系列】

熙南里·昇元阁

午后，昇元阁茶书房。阁主沏了一壶岩茶，案头摊开的是史温所录《钓矶立谈》——那是他父亲史虚白在落星湾的钓矶之上，口授的南唐旧事。看着看着，便走进一处线装书的世界，有人正校书。白衣，袒胸，赤足，跷腿据床，一手执卷，一手拿耳勺，正大幅度左右上下地挖动。神态闲适，旁若无人。旁边童子捧茶侍立，屏风尚绘着董巨山水。

我愣住。这不是王齐翰的《挑耳图》么？

那人忽然抬眼，与我对视一笑。我猛然惊醒，手中还握着茶盏，耳勺竟在案头——原是走进南柯。

哈。整日南唐六朝的，活在那时，那时自然会走进你的生活。更何况，我的昇元阁符号，本就是书香雅境，与勘书人对话，也在情理之中。

今日茶话，就说这幅《挑耳图》，说说它背后的南唐，说说那个“逸格”的时代，说说那个北宋文人政治的预演舞台。

一、图，怎么来的？

画中那人，耳勺入手，轻轻一转。

这一转，转动了南唐三十九年的清风。韩熙载在夜宴上听见了，手底羯鼓忽而急促，那是文人以逸格避祸的心跳；史虚白在落星湾听见了，翻个身继续醉眠，那是隐士拒绝权力召唤的心跳；黄保仪在崇文馆听见了，笔尖一顿，在目录页上留下一滴墨晕，那是女子在经纶中偷得半刻闲的心跳。

谭峭在庐山炼丹，炉火正旺，他忽然睁眼，说：“化形。”那是道家从拘束中解脱的心跳。李煜在御案前，正要批阅奏章，瞥见王齐翰呈上的这幅画，朱笔一悬，钤下“建业文房之印”——那是帝王在艺术面前放下权力的心跳。

九百年后，苏轼在汴京的冬夜里，对着此画题跋，笔尖蘸墨，写的是友人耳疾，藏的是自己“胸中萧然”的渴望——那是北宋文人回望南唐的心跳。

又过了千年，1934年，美国收藏家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在上海寓所摩挲此画，决定无偿捐赠金陵大学。这位在中国生活了六十余年的美利坚老人，曾任南洋公学监院、清末邮传部顾问，晚年认定这些东西该留在故土。《挑耳图》就在这批捐赠之中。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金陵大学部分科系并入南京大学，画随之一并移交，由南京大学永久收藏。合法捐赠，有序传承，脉络清晰可考。

从南唐宫廷到金陵大学，这幅画的每一步，都踏在南京的地脉上。

轻轻挑耳，却挑动了千年的余响。

二、图，怎么画的？

王齐翰，五代南唐翰林待诏，此画是其唯一传世孤品。绢本设色，纵28.4厘米，横65.7厘米，尺幅不大，气场极足。

王齐翰你也是的，什么人物不能画，南唐才子佳人多了去，要画这题材？画面中心是一位白衣文士，袒胸、赤足、跷足据床，一手拿书卷，一手拿耳勺，正在挑耳。神态闲适，甚至有些慵懒——注意，不是正襟危坐，是箕踞，双腿岔开，形如簸箕。身后三折屏风，绘董巨青绿山水；案上摊着书卷；旁边童子捧茶，静静侍立。

这姿态，在朝堂是大忌，在书斋是逸格。

何谓逸格？唐代朱景玄首提此品，北宋黄休复列其为“逸、神、妙、能”四品之首，谓“笔简形具，得之自然”。在南唐，逸格不止于画论，更是一种文化态度——超脱法度，自然率真，不拘形迹。

南唐虽立国仅三十九年（937–975），却在五代十国乱世中独树一帜。李昪、李璟、李煜三代崇文尚贤，为文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文学上，韩熙载、徐铉以散句入对，简洁质实，开北宋欧苏古文之先河；词学上，冯延巳、李璟、李煜摒弃花间浓艳，转向清丽疏淡，被陈廷焯称为“词中逸品”；书画上，李煜自创“金错刀”“撮襟书”，董源开“江南画派”水墨氤氲之宗，顾闳中、周文矩人物画工细中见自然，暗含“心隐”之趣。原来王齐翰沉静内敛、技艺精湛，是淡泊名利的文人型画家，追求超然意境，《宣和画谱》多收其画，本就是当时有些另类的宫廷画家。

逸格，是南唐人对乱世最优雅的反抗。

宋徽宗赵佶观此画后，深会其意，遂以瘦金体题写“勘书图”三字，左侧又题“王齐翰妙笔”。从此《挑耳图》又名《勘书图》。这一改名，恰恰暴露了帝王与文人的微妙博弈：徽宗要强调“勘书”的儒家正统与工作属性，而王齐翰笔下的“挑耳”，才是文人内心真正向往的私生活与真性情。

苏轼、苏辙、王诜均有题跋。苏辙写得最好：“羽衣丈夫据床剔耳，胸中萧然，殊可喜也”——“胸中萧然”四字，点出了这幅画的灵魂：不是懒散，是清空；不是失礼，是自在。

明代董其昌注意到屏风山水“不用皴法”，是唐代“没骨山水”的遗法，可见王齐翰上追唐人，下启宋韵。

轻轻挑耳，却挑动了逸格的命脉。

三、图，怎么传的？

画上鉴藏印与题跋，就是一部微型收藏史。每一次转手，都是一次余响的传递。

南唐：后主李煜钤“建业文房之印”。那一印，是帝王对文人闲适的默许。

北宋：经王诜、王定国收藏，入宣和内府，徽宗题名。那一题，是艺术家对艺术家的懂得。

元明清：赵孟頫、柯九思、项元汴、耿昭忠、乾隆、端方等递藏。每一方印，都是一次“胸中萧然”的共鸣。

清末民国：福开森得之于中国，1934年捐金陵大学。那一捐，是一个异国老者对中国文化的心跳。

今：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那一藏，是金陵文脉的延续。

2012年，此画列入第二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名录。真迹极少展出，恒温恒湿库房待着，重大庆典才短暂亮相。日常展出的是1960年代南京博物院复制的高仿品。2024年5月，南京大学“积厚流广 鼎盛南雍”展，真迹曾现身仙林校区。悄悄告诉你，展出品曾遭失窃，时为警官的阁主助手一日内破案，有惊无险，这是秘事，不表。

轻轻挑耳，却挑动了千年的传承。

四、图，怎么看？

今人叫这姿势类“葛优躺”，古人叫“箕踞”。《礼记》明言“坐毋箕”，孟子因妻箕踞欲休之，刘邦踞床见郦食其被骂“不宜踞见长者”，荆轲刺秦失败“箕踞而骂”——那是赴死前的轻蔑。

但在私人书斋里，在非正式的艺术空间中，这种姿态被赋予了新的意义：逸格——超越规矩，直抵精神自由。

王齐翰画的不是朝堂礼仪，是南唐文人理想中的生活：勘书累了，挑个耳，喝杯茶，看看屏风上的山水。袒胸赤足不是失态，是“解衣般礴”的道家境界；跷足挑耳不是懒散，是“胸中萧然”的生命状态。

而这“解衣般礴”的境界，在南唐绝非孤立。彼时道家内丹修炼正盛，北有陈抟，南有谭峭。

谭峭，字景升，泉州人，五代著名道教学者，师事嵩山道士十余年，后云游南唐，著《化书》六卷。其学融儒道，主张“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以“道之委也”阐释万物化生的内丹理路。据说他与南唐大臣宋齐丘有段公案——宋齐丘欲窃《化书》为己有，谭峭不与之争，遂使此书一度署宋名。真人淡泊，于此可见。

谭峭著《化书》，讲“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不是因为他看见了市井繁荣，是因为看见了太多形骸的毁灭。五代乱世，人如草芥，“化形”之说，是对无常的回应。南唐文人追求逸格，亦非因为有钱，是因为知道这钱、这官、这国，都未必长久。

韩熙载，字叔言，后唐进士，奔吴入南唐，历事三朝，官至中书侍郎。他不仅是文坛领袖，更是文人参政的典范——以文章气节立身，以宴游自晦避祸。韩熙载夜宴图中，他头戴高纱帽，身形魁梧，与周围纤柔乐伎形成对照。那顶帽子，是他刻意保持的士人标识——在声色场中，不忘自己是参政的文人。传李煜疑其结党，遣顾闳中夜窥其宴，绘成《韩熙载夜宴图》。画中韩熙载或击鼓、或观舞、或休憩，看似奢靡，实则是以逸格之姿，行政治自保之实——对内演给李煜看以避相位猜忌，对外演给北宋赵匡胤看以麻痹刀锋，是归政前夜的地缘政治博弈，而非简单的君臣猜忌。

史虚白，字畏名，山东人，避乱入江南，以诗酒纵横于李昪幕府。李昪建国欲授官，史虚白固辞不受，归隐九江落星湾，自号“钓翁”。李璟即位召之入朝，赐酒食赠金帛，史虚白醉赋“风雨揭却屋，浑家醉未知”，飘然而去。这是真正的逸格——不是韩熙载式的“吏隐”，是彻底的“身隐”。

韩熙载与史虚白，一仕一隐，一显一晦，构成了南唐文人政治的两极模型。北宋欧阳修、苏轼、王安石们，走的正是韩熙载的路——以文人身份参与政治，以文化资本平衡权力；而林逋、魏野们，则延续了史虚白的传统——以隐逸姿态保持精神独立。

南唐三十九年，太短，短到来不及完成这场预演。但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太长，长到把南唐的试验变成了制度——科举取士、文人治国、诗酒风流，这些北宋文人政治的核心特征，都能在南唐找到雏形。

南唐，是北宋文人政治的预演舞台。

苏轼题跋里还藏着一段文人幽默。他借挑耳调侃友人王诜的耳疾，说“老婆心急频相动，性难只得三日限。我耳已较君不割，且喜两家总平善”——我老婆也急着想让我治，但我这性子最多忍三天；好在咱俩耳朵都没割，各自平安。这种对身体小毛病的坦然、对“不完美”的接纳，和今天年轻人用“葛优躺”自嘲疲惫，精神气质上其实一脉相承。但苏轼更懂这幅画的灵魂：他题“胸中萧然”，不是赞懒散，是赞清空——把官场、声名、得失，都挑出去，像挑耳垢一样。

而我每看此画，总想起一个女子，黄保仪。李煜妃嫔，《南唐书》记其“工书札，善笔札”，或曾出入崇文馆，与图籍相近。她不能袒胸赤足，不能箕踞于榻，不能拿耳勺旁若无人——但她的“胸中萧然”，若在，也只能在笔墨间、在目录里，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画中的男子可以袒胸赤足、箕踞挑耳，享受身体的绝对自由；而她的“逸格”无法通过姿态释放，只能通过笔墨流淌。这种性别带来的“不自由”，反而更能衬托出南唐文化在压抑中开出的自由之花——自由从来不是人人有份，是有人替所有人承担了不自由。

当年在崇文馆整理图籍的女子，可曾见过这幅画？或者，她见过的，正是画中人挑耳前放下的那卷书？

轻轻挑耳，却挑动了南唐文心。

五、图，怎么活的？

我想在昇元阁挂一幅《挑耳图》复制品。

来人喝茶、看书、累了便歪着。不是学古人，是续一个女子可能做过、也可能没做完的梦。黄保仪，《南唐书》记其“工书札，善笔札”，或曾出入崇文馆，与图籍相近。我的昇元阁，本就该是她的样子。

画里画外，古今同境。屏风山水在墙上，童子奉茶在案边，白衣文士的耳勺——就搁在茶盘旁，谁想挑，自取。

谭峭说：“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我看这挑耳的文士，正是从“形”的拘束中，化出“神”的萧散。一杯茶，一卷书，一个懒腰，一次挑耳——这便是南唐的逸格，这便是昇元阁的样子。

韩熙载在夜宴中击鼓，史虚白在落星湾醉眠，黄保仪在崇文馆校书，白衣文士在画中挑耳——他们都在同一个舞台上，预演着北宋文人政治的千秋大梦。

而今，我在昇元阁，茶烟袅袅，耳勺在案。恍惚间，挑耳老兄又在那儿了，眯着眼，咧开嘴，惬意极了。

我问他：“老兄，从南唐惬意到今天，累不累？”

他笑：“你试试？”

我拿起耳勺，没有挑。画中人挑耳不过是一种南唐范儿，有东西千年前就挑空了。我若挑，只能挑出一不雅浮灰。再说了，南唐三十九年，岂是一幅画、一支耳勺能挑尽的？能挑的，是耳垢；挑不尽的，是那个时代文人胸中，萧然与焦灼的交织，未必是垢。

阁主呷了一口茶：南唐文人真能，不仅能诗善画，从政习武，还会葛优躺，掏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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