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游10 __ 邯郸博物馆

景新

邯郸博物馆

五月初，我终于踏进了向往已久的邯郸市博物馆。这座位于人民东路上的文化殿堂，外形如一座巨大的青铜鼎，远远望去便觉庄重肃穆。

　　邯郸博物馆，国家一级博物馆。新馆始建于2008年，2020年11月13日正式开馆，展厅面积15000余平方米展厅主要设置在二三四层。大厅中央置有一组以赵王陵出土的青铜马为原型而创作的青铜马群雕，气势恢弘，突出了光辉灿烂的赵文化精神。

　　二层为临时展厅；三层为《“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基本陈列》，展示了邯郸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全面反映了邯郸历史文化、社会变迁过程，是一个全面了解邯郸、认识邯郸的文化窗口；四层为磁州窑展、古代佛教造像石刻展、古代钱币展等三个独具特色的专题陈列展厅。

　　拾级而上来到三层，《“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就在这里。“甘丹”二字，是邯郸最早的地名，甲骨文中已有记载。三千年来，这座城市的名字从未更改，仅此一点，已堪称中国地名史上的奇迹。整个陈列分四个展厅，以时间为轴，将邯郸从远古到明清的文明演进铺陈开来，如四幕宏大的史诗。

三层展厅布局

甘丹风华：一部邯郸的千年史诗

从旧石器时代的石器陶片，到战国的青铜礼器，再到汉魏的鎏金瑰宝，绵延三千年不曾断绝。我穿行其间，仿佛听到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金戈铁马，看到了邺城宫阙的飞檐斗拱……

　　第一展厅讲述远古至商周，磁山文化证明这里早在八千年前就已进入农业文明——那是中国北方最早的粟作农业遗址之一，先民们用石磨盘和石磨棒碾出金黄的粟米，开启了太行山东麓的人间烟火。

　　第二展厅聚焦赵国的崛起与辉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革故鼎新，让邯郸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国都。

　　第三展厅讲述了邯郸在隋唐五代时期的发展，以及在宋、辽、金、元时期邯郸的更迁。

　　第四展厅则是黎明的曙光，民国时期对邯郸的洗礼，革命火神使邯郸成为全国建党较早和革命活动卓有成效的地区之一。

战国青铜马（国宝）——中国写实雕塑的源头

在展厅中央，二匹小巧的青铜马静静地伫立在展柜中，高不过15至18厘米，却是邯郸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国家一级文物。它们1997年出土于赵王陵二号陵，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具有写实艺术风格的青铜马，比闻名遐迩的“马踏飞燕”还要早整整400年。

　　俯身细看，二匹马的姿态各不相同：一匹昂首嘶鸣，仿佛即将冲锋陷阵；一匹低头觅食，神态安详温驯。它们没有后来汉代铜马那种浪漫主义的夸张飞扬，而是以严谨的写实手法，忠实记录了赵国战马的骨骼结构与肌肉线条。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这正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后的时代印记——赵国人对马的熟悉与热爱已深入骨髓，所以才能将战马的形象刻画得如此精准传神。

　　更让人感慨的是它们的命运。1997年，青铜马被盗墓者从赵王陵窃走，辗转流失海外，直到1998年才从英国追回，重返故土。望着它们，我不禁想象那一段颠沛流离的旅程——两千多年前陪伴赵国王侯长眠于地下，又在千年之后远渡重洋，最终幸运地回到了自己真正的家。

　　在2005年邯郸十中汉墓中出土的战国铜鎏金嵌玉三龙形饰（公元前475一前221年）和1995年邯钢战国墓中出土的红玛瑙带钩（公元前475一前221年）。

铜鎏金嵌玉三龙形饰（国宝）——方寸之间的王者气度

紧挨着青铜马的展柜里，陈列着一件精美绝伦的小物件——铜鎏金嵌玉三龙形饰，同样是国家一级文物。它由鎏金铜质龙、虎和青玉龙三部分构成，造型极为精巧。

　　最下方的铜龙昂首曲颈、拱背卷尾，体表饰以细腻的卷云纹；居中的玉龙用青玉雕成，表面满饰谷纹，温润雅致；最上方的铜虎则昂首挺胸，四蹄伸张，口中还含着一颗红玛瑙珠，造型极具张力。

　　这件饰物据考证应是剑首，是战国时期贵族佩戴于腰间的礼仪等级象征。让我惊叹的是它的复合工艺——在那个没有精密机械的时代，工匠竟能在方寸之间将青铜、玉石、玛瑙三种材质完美嵌合，金银交错、玉铜辉映。两千年过去了，那颗小小的玛瑙珠依然鲜红如初，仿佛时光从未在它身上留下痕迹。

红玛瑙带钩（国宝）——一抹穿越两千年的深红

这枚战国红玛瑙带钩由整块红玛瑙雕琢而成，长11厘米、宽8厘米，体型之大极其罕见，是国家一级文物。正面呈深红色，天然纹理如斑状、枝条与水波蜿蜒交错，灯光下仿佛有暗流在其中涌动。钩首呈鸭嘴形，短颈、双层肩，腹部半圆微鼓，背面齐平，正中是较大的圆柄状钮，整体造型属典型的战国“琵琶形”带钩。

　　我不禁想，两千多年前，是哪位王公贵族将这枚带钩系于腰间？研究者推测，如此体量和重量的玛瑙带钩，可能并非日常生活所用，而是特殊场合中佩戴的礼仪之器。它曾经见证过多少庄严的典礼、多少风云际会？而当主人逝去、王朝覆灭，它沉睡于地下两千余年，醒来时色泽依旧鲜艳如初——这便是宝石的沉默与永恒。

透雕螭龙纹金牌饰（国宝）——草原与中原的文明交融

目光移至下一个展柜，一件金光灿灿的牌饰映入眼帘。这是1997年同样出土于赵王陵二号陵的透雕螭龙纹金牌饰，长7.2厘米、宽4厘米、重约80克，含金量达40%。金牌饰呈长方形，四周边框勾勒涡纹，中央有一朵云头状花朵，两侧各透雕一只螭龙相对而立，昂首腾空，姿态矫健。

　　这件金牌饰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它的文化密码。它的形制属于我国北方草原地区流行的“鄂尔多斯式”矩形双兽纹牌饰，与中原传统的玉佩文化截然不同——中原崇尚玉德，游牧民族则偏好金属装饰。一件赵王腰带上的装饰品，竟融合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双重基因，这正是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吸纳草原文化的有力见证。如今邯郸市博物馆的馆徽，正是以这件金牌饰为原型设计的。

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及承盘（国宝）——东汉的流光溢彩

转过拐角，一组体型硕大的青铜酒器赫然呈现。这件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及承盘出土于邯郸市张庄桥汉墓，通体鎏银、纹饰鎏金，在灯光下银光流转、金彩熠熠。樽高28.3厘米，承盘径47.7厘米，分上下两部分——下方承盘用于盛放热水温酒，上方酒樽用以盛酒，相当于东汉时期的高级温酒器。

　　绕着展柜细细观摩。酒樽盖隆起，上面三只朱雀展翅欲飞；樽腹两侧透雕蟠龙铺首衔环，威仪赫赫；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是酒樽壁面，工匠以细线镂刻的手法，描绘出流云缭绕、瑞兽奔腾、羽人起舞、西王母端坐、侍者奔走、奇花异草绽放的神仙境界图景。酒樽底部以熊饰为三足，与承盘的熊足相呼应，熊身和铺首上还镶嵌着玛瑙、绿松石、水晶等宝石，极尽奢华。

　　站在它面前，我仿佛闻到了两千年前醇酒的芬芳，听见了觥筹交错间的丝竹之声。这件酒樽采用的细线镂刻与鎏金错银工艺，代表了东汉铜器制作的巅峰水平。那些流云瑞兽之间，寄托的是汉代人对仙境的向往和对永恒的热切渴望。

刻度天禄驾铜熨斗（国宝）——古人的巧思匠心

与酒樽同出于张庄桥汉墓的，还有这件刻度天禄架铜熨斗，通体呈翠绿色，器形高大厚重，重约9公斤。支架柄细长，中部有孔可插置熨斗，支架顶部雕饰一只“天禄”神兽——天禄是传说中的瑞兽，汉代人相信它能祛邪避灾。

　　但让我真正感到惊叹的，是熨斗柄面上那套精密的刻度设计。柄面以圆圈组合标注尺寸：3个小圆圈表示一寸，9个圆圈呈菱形排列表示五寸，11个圆圈呈菱花形表示十寸——这是一把嵌入了12寸刻度的量尺。一件日常生活中的熨斗，竟兼具了熨衣与测量的双重功能，东汉工匠的实用智慧令人拍案叫绝。

“关中侯”金印（国宝）——一枚金印里的权力密码

在展厅接近尾声处，一枚小巧的金印陈列在聚光灯下。这枚西晋时期的“关中侯”金印出土于邯郸三堤村，虽尺寸不大，却在灯光下金光灿烂。

　　“关中侯”是东汉末年曹操立魏王时设置的爵位，位列十七级，用于封赏军功者，封号始自建安五年（公元200年）。

　　有意思的是，“关中侯”只是借用关中这个地名作为封号，受封者并不实际拥有关中的封地——这是一个虚封的爵位，是曹操用来笼络功臣的工具。历史书中关于官制与爵位的记载，在这一刻忽然有了温度和质感。

　　我望着那枚静静躺在展柜中的金印，想起展厅里一位游客的感叹：“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朴实的话语，倒是给这枚古老的金印做了最好的注脚。

　　除了这些国宝级的文物外，展厅里还有大量的其它文物同样值得我们去关注、去欣赏，各有名的精彩，各有各的故事。

附加堆纹侈口鬲 商代（公元前1600一前1046年）

　　三羊首兽面纹铜尊 商代（公元前1600一前1046年）

　　素面鸭形陶尊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

　　莲罇盖带座陶豆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

　　方形座陶盖豆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

　　高柄三枝铜灯 东汉（公元25一220年）

　　凤鸟形青铜灯 汉代（公元前206一220年）

　　绿釉陶楼 汉代（公元前206一220年）

　　高圈足双耳铜鍑 十六国（公元304一439年）

　　湾漳墓陶俑 北齐（公元550一577年）

　　按盾武士俑 北齐（公元550一577年）

　　四个展厅走下来，从磁山文化的粟作农耕到赵都的胡服骑射，从邺城的建安风骨到宋元的窑火市井，仿佛穿越了邯郸这漫长的文明长河。这座三千年来未曾改名的城市，见过霸业兴衰，历过兵枪沧桑，却始终保持着开放包容的气度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走出展厅，心中涌起的不仅是对历史的敬畏，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敬意。

邯郸古代石刻艺术陈列：太行山麓的佛光

离开三层，我们来到四层的《邯郸古代石刻艺术陈列》展厅，这里将我带入另一个精神世界。邯郸地处太行山东麓，自东魏、北齐以来，便是北方佛教石刻造像的重镇。响堂山石窟开凿于北齐，与云冈、龙门并称，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重要节点。常乐寺、娲皇宫等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石刻佛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冀南石刻艺术体系。

红砂石笑面罗汉头像（国宝）——穿越千年的“邯郸微笑”

在展厅众多佛像中，有一尊小小的红砂石罗汉头像格外引人注目。它高仅8.3厘米，来自唐代的峰峰矿区常乐寺，虽然只是一件三级文物，却拥有一个响亮的名字——“邯郸微笑”。

　　我蹲下身子与它平视，那罗汉面颊上带着两个深深的酒窝，无论我从正前方、左侧还是右侧看过去，它都在对我微笑。那微笑不是庄严超然的神性之笑，而是一种温暖的、发自心底的人间之乐，像一个慈祥的长者在宽慰远道而来的旅人。

　　这种“邯郸的微笑”充满了自然的喜悦与通达。一千多年过去了，战火与风沙带走了常乐寺的殿宇楼阁，却带不走这尊小小罗汉嘴角那抹永恒的笑意。它笑什么？笑人世的匆匆过客？还是笑自己终于等到了今天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我不知道答案，但在那一刻，我的嘴角也不由自主地扬了起来。

红砂石菩萨头像（国宝）——博物馆的“封面人物”

紧挨着“邯郸微笑”的另一件珍品——唐代红砂石菩萨头像，同样是邯郸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与“邯郸微笑”的小巧亲民不同，这尊菩萨头像呈典型的盛唐风格，面部线条丰满圆润，眉眼低垂，鼻梁挺直，嘴角含着若有若无的温和笑意，透出一种庄严而雍容的气度。这正是唐代佛教造像巅峰技艺的直观体现——工匠以红砂石为材，却雕琢出了肌肤般柔和的质感，菩萨的慈悲与庄严完美地融合于这一方石刻之中。站在它面前，那种沉静的力量仿佛能穿透千年时光。

　　展厅以幽暗的灯光营造出石窟般的静谧氛围，这里还有许多文物，以北齐至隋唐时期的佛造像为主，兼有部分宋元作品。北齐造像面容清秀、体态修长，衣纹简洁流畅，透露出北朝后期佛教艺术由北魏的雄浑向唐代的圆融过渡的审美特征。

北齐白石四面造像塔 （放大复制景观） 北齐（550一577年）

　　青石鞠抚夫妻三人造释迦坐佛三尊像 北魏太和六年（482年）

　　青石张达磨造释迦坐佛三尊像 东魏兴和二年（540年）

　　白石透雕彩绘闫景哲兄弟造观世音五尊像 东魏武定三年（545年）

　　隋唐造像则渐趋丰满，面庞圆润、眉眼低垂、神情安详，呈现出盛世的雍容气度。展厅中既有佛陀、菩萨的庄严法相，也有罗汉、力士的生动姿态，还有供养人像、碑刻经幢等大量珍贵遗存。这些石刻大多经历了千年的风化与人为毁损，许多佛像缺首断臂、面目漫漶，但正是这种残缺之美，反而让信仰的坚韧与时间的重量有了更加触动人心的表达。

石雕武士立像 唐（618一907年）

　　石雕胁侍菩萨立像 唐（618一907年）

　　须弥座石雕佛坐像 唐（618一907年）

　　砂石菩萨像 唐（618一907年）

　　青石释迦佛坐像 唐（618一907年）

　　从北齐到隋唐，太行山东麓的佛光在此凝驻。常乐寺的罗汉以千年不变的微笑治愈人心，菩萨头像以盛唐的雍容法相震慑灵魂。残缺的肢体掩不住信仰的光芒，风化的石纹刻下了时间的重量。走出展厅，耳畔仿佛仍有响堂山的梵音回响，那是穿越千年不曾断绝的精神回响。

磁州窑瓷器陈列：黑与白的诗意交响

四层的另一侧是《磁州窑瓷器陈列》展厅，共展出早期青瓷、鼎盛时期的白地黑花、剔刻划花瓷，以及明清青花五彩瓷等300余件。磁州窑是中国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体系，窑址就在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彭城镇和磁县的观台镇一带。它不像官窑那样追求极致的精致与稀缺，而是以朴素大方的白地黑花装饰著称于世，将民间生活的趣味与艺术融为一体。

白地黑花“时苗留犊”瓷枕（国宝）——一方枕面上的廉洁寓言

在瓷枕展区，一方元代磁州窑的白地黑花“时苗留犊”瓷枕被陈列在正中位置，是国家一级文物。瓷枕长42厘米、宽18.5厘米、高15.1厘米，整体呈长方体。四面枕墙以多层边框嵌套菱形开光，边框与开光之间填满繁复的缠枝花卉纹饰；枕墙菱形开光内绘有简洁的竹枝与团花纹样；而枕面中央的菱形开光内，则描绘着主题故事——“时苗留犊”。

　　我凑近细看枕面上那幅黑彩绘画：一辆牛车停在道旁，车旁站着一个怀抱小牛犊的人，正将牛犊交还给迎接他的百姓。画面笔墨不多，人物与牛的形象却极为生动。“时苗留犊”出自《三国志》，说的是东汉末年寿春县令时苗为官清廉，赴任时驾着一头母牛，离任时母牛产下的小牛犊他一并留下，认为小牛是吃寿春的水草长大的，不应据为己有。这方瓷枕将一则廉洁典故绘于日常寝具之上，让清廉之训如春风化雨，伴人入眠。

　　磁州窑的匠师用一支毛笔蘸上含铁的黑色釉料，在白色化妆土上勾画——这便是磁州窑最经典的白地黑花技法。画笔如行云流水，挥洒自如，那简练的线条，分明是一幅写意水墨画。

　　宋金元梅瓶分期：

　　白地褐花双凤纹坛 元代

　　白地黑花双凤纹大四系瓶 元代

　　白地黑花：在白化妆土的胎体上，以毛笔为工具，蘸"斑花石"颜料绘出各种纹饰，罩以透明釉料，入窑高温烧成。这是磁州窑装饰艺术的典型风格，为以后的青花、五彩等彩瓷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胎装饰：是指用尖状竹、木工具在施有化妆土的瓷胎上进行划、刻、剔、填等装饰，创造出划花、篦划花、珍珠地划花、剔花、剔刻填黑等装饰品种。

　　白釉器：是磁州窑瓷器中数量最多的一个品种，伴随白釉器出现了各种胎装饰技法，白釉器的大量出现表明了制瓷工艺的进一步成熟，为彩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白地黑花花鸟纹如意枕 金代

白地黑花双鸭图八角形枕 金代

　　白地黑花山水人物诗文长方枕 元代

“猛虎望月”图长方枕 元代

　　“鲍山行孝”图长方枕 元代

鲍山行孝，鲍山（宋金元墓中孝行图榜题多为"鲍山"误）实名鲍出，字文才，京兆新丰（今陕西临潼新丰）人。《三国志·魏书．阎温传》注引《魏略·勇侠传》记载，东汉献帝兴平（公元194~195年）中，三辅乱，出与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县，因饥饿，出与兄弟出外采蓬食，母被贼劫去，鲍出奋勇夺回，因而客居南阳。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关中始开，鲍出来北归，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舆之，出以舆车历山险危，不如负之安稳，乃以笼盛其母，独自负之。到乡里，乡里士大夫嘉其孝烈。

　　"僧稠分虎"图长方枕 元代

僧稠，东魏北齐时期的著名高僧。他先在钜鹿景明寺出家，后到少林寺拜跋陀为师，被赞为"葱岭以东，禅学之最"，后来在嵩岳寺讲经说法，影响很大。"僧稠分虎"讲的是僧稠禅师以禅杖解开相斗咬的两只猛虎，并向它们讲说佛经，从此二虎不再伤人，并跟随僧稠左右的故事。

　　白地褐彩“隆庆五年”酒海 明代

　　白地褐彩“康熙八年”诗文缸 清代

　　这里没有官窑的矜持与稀缺，磁州窑以一支毛笔蘸上黑釉，在白地上挥洒出民间最质朴的诗意。枕上的清廉故事、瓶上的劝世良言、盘中的丰收祈愿，都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与温情。

　　走出博物馆时，回头再望一眼那座青铜鼎般的建筑，从战国的青铜马到东汉的酒樽，从北齐的石刻佛像到元代的磁州窑瓷枕——邯郸三千年的文明史，竟然能在这座博物馆中浓缩成半天时光。那些沉默的文物，有的历经盗掘与流失，有的埋藏千年才重见天日，有的至今带着残缺行走于世。但它们终究汇聚在了一起，共同讲述着这座三千年来未曾改名的城市，以及它背后那个辽阔而深邃的中华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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