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在国统区建立了若干的办事处。如八路军驻西安、太原、南京、上海、兰州、乌鲁木齐、武汉、长沙、广州、香港、衡阳、桂林、重庆、洛阳、豫北等,一共是15个。新四军在南昌、武汉、福州、桂林、上海、长沙、平江留守处、竹沟留守处,一共是8个。<br>驻洛阳的八路军(后为18集团军)办事处,简称“洛八办”就是其中之一。 《图》“洛八办” 《图》“洛八办” 1938年11月,朱德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写信,谈到并确定在洛阳设立办事处之事。随后,原红五军团保卫局科长刘向三率50余人(包括长征干部、抗大毕业生和一个警卫排)携电台从延安到洛阳。程潜怕办事处名声太大对他不利,勉强同意暂设立通讯处。为缩小目标,将警卫排改派渑池,办事处也暂定为通讯处。 1939年1月,卫立煌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于他比较务实,对八路军还算友善,所以这段时间洛八办的工作环境是比较好的。 按照中央规定,洛八办的职能为:宣传抗日主张、联系友军、采购转运军需物资、接待中央过往人员、掩护中共地方组织活动、营救被俘的中共和进步人士,当然还有情报工作。 洛八办建在洛阳南关的一座清代建筑物中,它有三个并排且互通的三进四合院,面积大概4200㎡,150间房。院子不是北京那种四四方方的,它是东西窄、南北长的长方形,与我们在山西、山东见到的相似。开始时150个房间仅住了十几个人相当宽裕,后来扩充到120个人。 《图》“洛八办”狭长的院子 从1939年11月到1942年1月,洛八办开展了如下工作:<br>第一,与延安党中央、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西安办事处、建立了无线电联系,24小时值守。它有一个小功率电台,天线架房顶,为避开特务的干扰只在夜间工作。电台由手摇发动机供电,平均每天处理30余件电报,紧急情况下1小时直达延安。 《图》“洛八办”电报室 第二,开辟了四条交通线,保证人员、物资安全。这四条线是,<br>东线,洛阳—蒙城新四军彭雪枫部;<br>南线,洛阳——到竹沟中原局李先念部;<br>西线,洛阳——西安——延安;<br>北线,洛阳——武乡八路军总部这条线(彭德怀、朱德往返延安与总部均走此线)。<br><div>1938年11月到1942年1月期间,协助过往军政干部70余批1400余人,进步青年2700余人,及大量药品、弹药、电台、被服、文件过境。由于物资多为零散分批伪装运输只记批次不不计数量,为解决交通问题,洛八办还配有两匹马。<br></div> 第三,在关键地点如洛阳、郑州、潼关、伏牛山建立12个秘密情报站<br>它们是:洛阳办事处、渑池兵站、孟津王庆渡口站、济源站、临汝站、确山竹沟站、陕县三门峡站、晋南垣曲阳城两个,伏牛山山区两个。(还差一个) 第四,在卫立煌机要秘书处(赵生荣)、国民党第38军司令部(赵寿山)、国民党一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部(魏凤楼),第九军军法部(戴子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70分队(郭绍兴)等建立起了由地下党员组成的秘密情报网,提供日军中原兵力部署,黄河渡河计划,扫荡时间线路,一战区卫立煌部编制布防,弹药补给,反共阴谋、国民党高层动态、摩擦预警、友军驻洛渠道、陇海线黄河渡口封锁/放行情报等等。 <div>洛八办部分情报人员。</div><div>赵生荣(1915~1995)安徽省太湖县人,燕京大学毕业。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1938年2月,组织派遣到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比如:获得卫立煌不赞成对中共军事进攻,愿意出面调解两军摩擦,对江南新四军提出缓期北撤,对国共两党领袖的评价等等。还有蒋介石准备肢解38军及逮捕赵寿山,国民党反共军事行动等。<br><br></div><div>白树屏(白羽)(1902~1968)。河北省献县人,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任第一战区游击第一纵队驻洛阳办事处主任,组织关系转入洛八办。白树屏多次向洛八办传送情报,并负责该部司令魏凤楼(中共特别党员)与洛八办的联络。<br><br></div><div>杨公素(1910~2015),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政治研究院,抗战时期在国民党第93军做地下工作。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通过工合的刘群向洛八办传递情报后,因身份暴露隐蔽在洛八办。<br><br></div><div>曲茹(张志强)(1915~2005),河南省孟县人,北平师范大学毕业。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3月任八路军政治部宣传干事。1939年6月,北方局派曲茹到国民党三十军做地下工作,组织关系转入洛八办。他多次向洛八办汇报国民党第五战区及国民党第30军情况,完成了洛八办交给的八路军高级代表与30军军长池峰城的会晤。1940年2月身份暴露,通过洛八办转移到西八办,后回延安。<br><br></div><div>罗新(罗之光)(中共地下党员),抗战初期在伤兵慰问组工作。罗新常利用到各地巡视的机会搜集情报。洛八办通过罗欣提供的证章、信笺、车辆等以该组织名义外出联络和到各地巡视的机会搜集情报了解国民党军队布防情况。1941年7月罗新调入洛八办改名罗之光。<br><br></div><div>朝鲜义勇队第二分队长文正一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朝鲜义勇军第二支队分队长。国共关系紧张时,洛八办经常以朝鲜义勇队的名义转送过往人员。1941年9月,洛八办20多名工作人员在义勇队的掩护下安全撤回总部。<br><br></div><div>第一战区平汉铁路破坏队政训主任。中共地下党员蓝田(黄明鉴)。<br><br></div><div>郭绍兴,湖南长沙人。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第70队队长。<br><br><br></div> “洛八办”先后有三位处长:<div><br></div> <p class="ql-block">第一任刘向三(任期1938.11~1939.3):1909年生,1931年入党,曾任红五军团无线电大队队长、军团保卫局科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二任刘子久(任期1939.5~1939.10):1901年生,1924年入党,中共豫西省省委书记兼洛八办处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三任袁晓轩(任期1940.5~1942.2):1898年生,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原东北军军官。1936年2月在天津加入共产党,为张学良亲信。长期在东北军中从事地下联络工作,参与西安事变整个过程。1937年任八路军115师联络参谋。</p><p class="ql-block">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八路军总部任情报科长。1938年春,他在垣曲与卫立煌相识,因工作关系与卫交往较多。1940年5月,为协调一、二战区国军与八路军关系,派袁为洛八办主任。</p> 撤退 1941年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接密报“卫有通共嫌疑”,遂对卫立煌产生怀疑。1941年12月,以中条山战役失利为名,撤掉了卫立煌一战区司令长官及河南省主席的职务,由顽固反共反共分子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接任。<br>1942年1月,蒋鼎文一到洛阳上任后立即通令洛八办于一个月内撤销,否则就强行改编。同时,特务包围洛八办,对出入人员跟踪、监视。洛八办已无法开展工作,经请示决定自行撤退。<br>撤退的组织工作是时任处长的袁晓轩负责,但袁的思想已经动摇,1941年秋他已丧失立场,把共产党的一些内部情况透露给了卫立煌。随后于1942年1月31日被蒋鼎文策反投敌,并答应扣留洛八办机要人员的要求。<br>1942年1月31日晨,洛八办派人护送由重庆八办介绍来的两名女同志过黄河去八路军总指挥部。出门后不久,即遭特务拦截,护送人员开枪赶走特务后返回洛八办。当天下午,已叛变的袁晓轩开会布置撤退计划,大部分人员(80~90人)由秘书罗之光带队,公开从洛阳乘火车去西安,然后回延安。少数机要人员(5人)秘密从孟津渡口北渡黄河去八路军总部。<br>这5人由国民党一战区第一游击纵队驻洛阳通信处主任白树屏(地下党员)担任护送,按照袁晓轩指定路线前往黄河渡口。行至孟津县海资村村口时,遭遇特务伏击全部被捕。另,当天洛八办还派两人骑马赶去护送,也同时遭埋伏,其中饲养员李海清逃脱,洛八办党支部书记李泮溪受伤被捕。 袁晓轩叛变造成的损失为:<br>1、洛八办6人加1儿童被捕,其中包括吴正修(译电员)可能还有密码本、呼克云(女,报务员带一儿童)、赵增祥(警卫排长)、苏俊才(文书)、白树声(国民党游击纵队通讯处长,地下党员,负责护送),李泮溪(洛八办党支部书记,护送)。<br>2、将卫立煌与中央秘密接触的证据交予戴笠。<br>3、8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被出卖。<br>4、洛八办领导的11个秘密情报点被破坏。<br>至此,八路军(18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正式停止工作。<br> 后续: 袁晓轩:后加入军统局,任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副主任、策反委员会上校,重庆特区重点小组少将组长。解放战争期间任保密局东北特种技术组组长,保密局长春站军事组组长兼吉黑地区人民剿匪义勇总队队长。<br>1948年周恩来下令缉拿,1949年在营口捕获。没有进功德林,而是作为共产党的高级叛徒单独关押。1975年被特赦(关押28年)。1983年病死在陕西泾阳,活了85岁。<br>至于为什么不杀他,要几种解释:<br>1、他是张学良旧部,西安事变时做了很多工作。<br>2、解放后对国民党高级将领以不杀为主,侧重改造。<br>为什么关了28年,估计他的态度不太好吧。 刘向三:解放后任广东工业厅厅长、煤炭部副部长、水利部副部长。2007年11月5日逝于北京,享年99岁。<br><br> 刘子久:解放后任劳动部副部长。1988年逝世,享年87岁。 李泮溪:1942年,李泮溪正担任同浦铁路游击总队队长、中共山西中条山地委常委、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党支部书记。1942年2月1日撤退时,大部分人去延安,原定李为负责人之一。另一批去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出发前一天,已叛变的袁让李将他的行李送到黄河渡口。这是袁的一个陷阱,主要是要捉拿他。李与饲养员李海江骑马到了渡口时,发现有一排兵力向他们围来,随即开枪还击并撤退。李海江成功逃脱,李泮溪负伤被捕。<br>被捕后,先押烧沟集中营,一个月后作为要犯转押西安集中营。期间李成功逃脱,先到西安八办,然后回到延安。<br>解放后的1959年,李泮溪任铁道部戚墅堰车辆所所长。 白树声、吴正秀、胡克云、赵曾祥、苏俊才一直被羁押,直到1944~1945年才先后被营救返回解放区。<br>新中国成立后,白树屏曾任天津市粮食局印刷厂党支部书记,1968年逝世,享年66岁。其他人没有后续消息。 新中国成立后,赵生荣任工人日报副总编等职务。1995年逝世,享年80岁。<br> 新中国成立后,杨公素任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副司长、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中国驻希腊大使、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等职务。2015年逝世,享年105岁。 曲茹:1940年2月身份暴露,通过洛八办转移到西八办,后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任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务。2005年逝世,享年90岁。 罗新(罗之光)新中国成立后,罗之光任中央组织部办公厅主任等职务。 魏凤楼1945年8月,率部起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豫皖苏军区副司令员兼豫东纵队司令。解放后,先后在农业部、林业部、农林部工作,担任国营芦台农场场长,华南垦植局机务处处长,河南省政协常委等职。<br>1978年2月3日,在郑州病逝,享年82岁 。 文正一: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运输处处长、志愿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回国后,历任中央民委财经司副司长,国家民委副主任、顾问。中共第十一、十二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2003年3月14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郭绍兴:建国后历任杭州市军管会卫生处副科长、科长,宁波市柴桥镇副镇长,宁波市卫生局局长,浙江人民卫生实验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中华医学会浙江分会秘书长。期间1978年10月至1981年6月任浙江人民卫生实验院(现浙江省医学科学院)院长。 “洛八办”1938.11建立,1942.2停办,3年多时间,没有轰轰烈烈,却有一个悲戚的结尾。3年多的时间不长,但这已是八路军在国统区中存活最长的4个站之一了。有关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国统区办事处的整体情况有专门的文章论述,我没有看,估计也是跌宕起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