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与选择》（十九）——百位人物人生之路及家庭之命运

关注

编者按：

刚写完郑毓煌教授一家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逆袭成功的教育故事。

突然发现身旁还有比他更精彩的故事，所以决定把它写出来。

主人公李骏君（化名），原为初中二年级学生，因文革中断学业。他从18岁至27岁当工人，拉了10年平板车做劳力工。

在此期间他虽身处逆境，却坚持8年，依靠自学补齐了初中至高中的全部课程，终于在1978 年如愿考入大学。

他通过一生的拼搏奋进，逆袭成为校长、教育专家与教授，励志人生值得品读。

    

作者感言（一）：

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有志者事竟成。

    

作者感言（二）：

感谢伟大的时代，为平民百姓提供了人生成功的机遇。

    

作者感言（三）：

感谢那些为他人做善事的人们，好人一生平安。

    

第十九篇 从拉平板车的劳力工逆袭成为校长专家教授的故事

　李骏君（化名）是我的好朋友，他经常给我讲他的故事。他说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是在文革中的十年间。

第一节 童年的回忆

   李骏君说：他的童年主要是在爷爷、奶奶的照看下长大的，尤其是爷爷。他的爷爷是前清殿试进士，山西大学堂首届法律专业毕业生（相当于今天的法律博士研究生），山西省辛亥革命的元老之一。 解放后被委任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和文史馆馆员。

李骏君说：据大人们讲，爷爷最亲我，每天推着我玩。爷爷在五十年代除了每周去1-2次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基本都在家。可能是由于我是他最小的孙儿（当时），也可能是他当官一生，辉煌一时，到最后财产全无，寄宿在儿女亲家里，倍感苍凉，我可能是他痛苦和无奈中的唯一乐趣吧。

   我对爷爷感情很深，以至于他去世后，我不敢看他的棺材，不敢穿孝服，不敢去他的坟地。家人都不理解，这个5岁的孩子怎么了？其实，我是恐惧、害怕，我不能理解自己最亲最爱的人怎么会死，会装进棺材里。

   他说： 多少年来我一直是死亡恐惧症者，怕死人、怕棺材、怕孝服白花。后来，上了医科大学，学习了医学，情况才有所好转。

奶奶是我和小妹童年时代最依赖的人。爷爷去世后，奶奶第一次离开我们去大姑家，当时我5岁，妹妹4岁。奶奶走的时候，假说是去厕所，把我和小妹锁在家里，我从家里窗户上看到奶奶悄悄地从厕所走出来，在父母陪同下，出了小院大门。

   我知道奶奶走了，妹妹等了很长时间不见奶奶的面，就不停地问“奶奶去哪里了？”“奶奶去哪里了？”，我告诉她：奶奶出远门了。结果，妹妹撕心裂肺的哭声整整地响彻了三天，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奶奶第二次离开时是1958年，我们就印象不深了。以后，她好多年没有回太原，主要是给叔叔们看孩子。

与奶奶第三次见面，也就是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文革中的1970年，她从包头去西安，路过太原，只停留了一个晚上。

   当时，父亲住“牛棚”，母亲被下放，家里只有我和小妹。许多年过去了，我们也长大了，已经没有了童年的依恋，但我们还是希望奶奶留下来和我们一起生活，我们还是很需要她。奶奶只是抱歉地摇了摇头，她得了重病不想连累我们，也无法照顾我们。

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身患晚期癌症，这时的她只想去西安五叔五婶家（五婶是她的亲侄女），她只想在那里渡过她一生最后的时光。

一年后，1971年7月，奶奶病逝于西安，享年73岁。

　李骏君说：我的童年与少年能回忆起来的事情不多，鸡毛蒜皮的小事，年代久远没有什么印象了，但有几件事终身难忘。

  1、第一次做饭

他说，我第一次做饭是在六岁时，是在奶奶第一次离开太原。我学着大人的样子煮挂面。家里在院里搭了个小厨房，垒了个很大的灶台，我登上小板凳才能爬上去。面煮好了，作料出了大问题，错把胡麻油当酱油，毁了一锅面，只好和妹妹饿了一顿。

  2、第一次自己上幼儿园

他说，我是5岁时上的幼儿园，那时爷爷去世不久。幼儿园离我们家较远，在杏花岭体育场附近，大约离家3.5里的距离。大人们都很忙，有时没人接送，我就和同住在南街的同一个园的小朋友结伴同行或自己去。

记得，6岁时一个冬季的早晨，我一个人去幼儿园，寒冷的风扑打在脸上，昏暗的路灯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地乱响，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无数个灯光下，树叶形成的黑影在晃动，我恐惧极了，我也不知道最后怎么走到幼儿园的了。此次经历为我以后走南闯北留下终身难忘的体验。

  3、第一次吃食堂

他说，记得1958年，我刚上小学，我和妹妹中午、晚上就在街道食堂吃饭。那时，食堂伙食还不错，但需要自己拿饭票买。拿上一张小票就能吃上饭，饭菜非常丰富，比家里吃得好，当时觉得很神奇。

总想，要是一辈子都这样，是不是就是共产主义了，多幸福呀！

  4、第一次坐火车

他说，我的家离太原火车站很近。早年，没有修新火车站时这里全是铁道。我和小朋友们经常到这里玩，看火车，但从没有坐过火车。

1960年的一个秋天，我和五哥花五毛钱，从太原站到榆次的鸣李站，去我五哥曾经劳动过的一个乡村田地里捡胡萝卜缨子（胡萝卜叶子），拿回家里腌菜吃。

记得，这一趟获得大丰收，不但捡了不少胡萝卜缨子，还捡了不少地里丢弃的小胡萝卜和小红薯。

回到家后，全家大喜，饱餐一顿。要知道，这在“三年灾荒时期”，这简直是太令人兴奋的事了。

  5、第一次闯大祸

他说，记得1961年儿童节，我和小妹都在小五台小学吃食堂，当时我10岁，我们班吃食堂的同学大约有20多人。

那时候，我们吃饭是由每个班的值日生将饭菜打回教室，再由值日生分给大家吃。

他说，“六一”儿童节，小学食堂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粉条烩菜，那香味和半年没有吃过肉的值日生的我，兴奋到极点，我捧着菜盆奔跑起来。不幸，摔了一跤，一盆香喷喷的菜全被我倒在地上。尽管，老师帮我把能吃的肉，捡起来洗了洗分给了大家。但我还是被处罚半年，每天扣一半的饭菜分给其他同学，这是我人生最痛苦的童年回忆。每当我领到别人一半的饭菜，本来一份饭就不能填饱肚子，何况半份呢，其教训终身难忘。

  6、第一次认识社会

他说，1968年夏季的一天，我和当大学老师的三哥拉着平板车去100里外的榆次煤矿买碳。我们第一天到达大舅帮助联系的榆次煤矿，他曾经在这里工作过很多年。在矿上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清晨，我和三哥拉着满满一小平车碳（大约1000多斤），从煤矿返回太原。

刚开始，由于山路全是下坡，虽不是太费力，但驾驶技术要求高。我从小就和发小们给家里拉烧土（黄土），拉破砖头、拉煤，驾驶技术强，所以全是由我驾驶。

可是到了平原处，全是沙滩地特别费力，但容易驾驶，就改由三哥驾驶，我在后面推。几十里的河滩地，又赶上大夏天，烈日高照，使我们俩筋疲力尽。

就在这个当儿，一辆空马车经过。三哥说，把我拉车的绳子拴到马车上，我们省点劲。

于是，我们没有跟马车夫打招呼，就把绳子栓到马车上。

结果，被发现了。马车夫一扬鞭，马儿飞快的跑起来，三哥也只好驾车跟着跑。见状，我赶紧解拴在马车上的绳子，并高呼马车夫停下来。但马车夫不但没有停止，还继续快马加鞭。这样，我们一直跑了2里多地，我才用小刀割断绳子，与马车分开，马车扬长而去。

我和三哥瘫在地上，碳也撒了许多。当我们把丢失的煤碳捡回来，把车重新装好时，三哥才说了一句：“怎么贫下中农会这样，这么没有阶级感情呢！”。

这怪谁呢？假如，我们尊重一下马车夫，征得他的同意；或者说点哀求的好听话；或者给他一包烟等等，其结果绝不是这样。

这件事让我知道，现实社会绝不是“阶级情感”能解决问题的，它需要世俗规矩，违背规矩是要吃苦头的。

当快到深夜，我们回到家时，跟母亲说起此事，母亲大笑道说：“你三哥就是个书呆子，没把你们撞伤就是万幸了。”

    

第二节 中学的时光

李骏君说：我是1964年9月入中学的。一入学就被委任为班长，从1964年9月-1966年9月我一直是学校里的学习楷模，干部模范，老师最爱。

但是，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变了。

李骏君说：1966年8月我所在中学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当初，主要是教职员工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教师，红卫兵组织是学校组织的，人数不多，学生在学校红卫兵总部组织下，参加“破四旧”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打砸庙宇、天主堂；抄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分子）教师的家；批斗“牛鬼蛇神”，给他们戴高帽子、挂牌子、剃阴阳头。

当时，我属于“狗崽子（即黑五类子女）”，不参加行动，但必须去参观。有一次我看到街上一位过去非常时髦的女士被剃了阴阳头，身穿旧旗袍，脚穿高跟鞋，脖子上还挂着两只旧鞋，挂着写着“大破鞋、资产阶级小姐××”的大牌子，被红卫兵押着游行，其热烈、激昂、亢奋、凄惨的场面，至今难忘。

当时，红卫兵还有一个重大活动就是遣送黑五类分子回农村，在当时的火车站广场，站满了被红卫兵遣送回乡的老老少少。

我们家没有被遣送，实属我人生的一大幸事，其原因是因为我父亲在外地工作，我母亲不是黑五类分子，因而才躲过了这样一次大灾难。

现在回想起来，假如我随母亲被遣送回了农村，那我的人生又是怎样呢？不堪想象。

李骏君说：命运呀！命运！你的命运自己能主宰了的吗？……。

李骏君说：虽然，我母亲躲过了被遣送，但没有逃过被抄家。1966年 9月的一天，母亲工作的医院红卫兵抄了我的家，收走了一些“四旧”东西，主要是爷爷、奶奶留下的民国时期的字画、书籍、委任状等等，这些成了母亲的罪状。

李骏君说：回想起当年抄家的情景，场面历历在目。当时，我和小妹正在家，我在桌子上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并认真地做笔记。母亲医院的红卫兵领着母亲来到家中，来了这么多带红袖标的人，我和妹妹都很惊讶！当时街上抄家的情况很多，没有想到轮到我们家。母亲脸色非常难看，看到我们，平淡地说，他们就看看家里有没有“四旧”东西。一个红卫兵阿姨，看到我正在学习毛选，还称赞说“你们看，XXX的儿子还挺要求进步呢。”

李骏君说：抄家结束后，拿走许多东西，装了一卡车。家里一片狼藉。记得，当时医院红卫兵对母亲还算客气，带走母亲时，母亲说，可能短时间回不来了，叫我把小哥哥叫回来，自己安排好生活。 街上围观的人很多，许多人指指点点。街坊邻居们非常关心我们家的两个孩子，问寒问暖，使我们很心暖，她们都说，你妈是个好人，不会有事的。过了些天，母亲回来了。原来，一是医院的牛鬼蛇神太多了，像母亲这样的还算是个小人物，顾不上管母亲，就把她放回来了；二是医院医疗工作岗位严重缺人，工作拉不开栓。

李骏君说：1967年年初，一件事情改变了母亲的命运。父亲单位拉着父亲又一次抄家，还联系母亲医院，说母亲保留父亲的旧社会的东西就是反攻倒算，想复辟。接下来，母亲被关进“牛棚”，每天打扫卫生、扫厕所，然后是无休止的批斗，时间大约半年左右，这对母亲精神上造成极大的伤害。

李骏君说：红卫兵抄家后，我和小妹把家里所有的带有“旧”色彩的东西，包括字画、书籍、花瓶、漆器、工艺品和抄家退回来的部分东西，统统砸烂、烧毁，整整“革命”了一个多月，多少民国时期的珍贵文物被我们毁于一旦。现在我回想起来十分懊悔，这些东西可能价值千万，悔之晚也！

李骏君说：1966年8.18以后，全国掀起了大串联的热潮。开始是红卫兵徒步到革命圣地参观或到北京等待毛主席接见，以后演变成全国性的大串联（大旅游）。我妹妹是10月底徒步到北京的（实际上也是半路坐火车去的），等了20多天，终于赶上11月26日最后一次接见。为什么去的那么晚呢？主要原因是开始不让“黑五类子女”去，后来，党中央发表社论，称“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黑五类子女”中愿意革命的列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放松了管制。

李骏君说：我是11月中旬出发的。当时，我联络了班里七个同学，5个男生2个女生，带队的是学校工会的籍老师， 这时我们的年龄也仅仅14、5岁。籍老师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个性比较强与领导不太融洽，文革初期被批判。我是班长跟他比较熟悉，当我邀请他带队时，他立刻答应了。籍老师带队是我们的幸运，由于他的超强社交能力，我们用了不到20天的时间，就去了石家庄、西安、成都、重庆，坐船游了三峡，到了武汉。由于停止串联没有去成长沙，只得到郑州，而后返回太原。

要知道，别的同学外出串联，最多去了俩个地方，由于人太多，被困在某地就走不动了，而我们走了这么多地方，实在是籍老师的功劳。

他说，外出期间我和籍老师负责吃、住、行和参观的所有事务，要知道这可是旅行社导游专职工作才能完成的，对于这些事情多数是由我完成办理的，这个生活锻炼，为我以后的生活和社会交往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原始积累，也为我以后从事领导工作奠定了基础。

他说，文革初期，虽然学生大串联，但干部、工人、农民、社会各界都坚守工作岗位，社会秩序并不乱，非常安全。

他说，现在回想起来，感到我们这一代能享受到国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免费旅游，真的是感到非常荣幸。

他说，我在出发前，母亲拿出她一个月的工资（她的工资每月76元，在当时也是高工资）给了我，我坚决不拿这么多，但母亲坚持让拿，母亲说“穷家富路，用不了再拿回来”。在她认为，走这么远的路，这点钱根本不够。最后，在我的坚持下，她留了6块钱，给我带了70元。母亲在我的裤衩里缝了个兜，用手绢把钱包好，放进去再用别针卡住。这个生活习惯，让我保留了好多年。

他说，母亲的70元，是我终生的怀念。它不是钱的概念，是一个伟大母亲的爱……。 永远的母爱！

他说，这次串联，我实际只花了5块钱，还是给母亲带回的各地特产。当我把剩下的65元交给母亲的时候，她惊讶的神情和笑声使我终身难忘。

他说，60多年的时光过去了，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每当回想起来，总是在流泪……，伟大的母爱，我的一生的最爱。

他说，2005年寒假，他已经是教授级学校校长。有一段时间没有回家看望母亲了，母亲知道我要回来，拖着病老的身子，老早就张罗准备上了——我爱吃的麻花、枣馍……。

回去的当天，母亲老早就站在了大门口，我从车窗里远运地就看到了母亲期待的身影。当我向母亲走来的时候，她像小孩子一样笑着，脸上充满了喜悦……。

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没有能多呆几天就得返回省城，临别的当晚，母亲又为我准备了很多带回去的东西。

     清晨，一夜未眠的母亲带着疲倦的眼神送我走出了大门。“多会再回来？早点再回来。自己一定要多保重！”，母亲不停地重复着。

      看着母亲那衰老的面容和饱经风霜的眼神，我的眼泪流了下来。

      “回去吧，妈妈，过段时间我就回来看您，千万保重！”，我也不停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车开动了，母亲还是依依不舍地一直看着我渐渐远去。远处，我看到母亲那日渐消瘦的身影，弯曲的脊梁，深陷的双眼，满头的白发。汽车走远了，她还在不停地摆动着那骨瘦如柴的右手，不停地招手。    

     李骏君说：凄凉、悲伤涌上我的心头，泪水在我眼里打转。再回来我还能见到母亲吗？一种不祥预感涌上我的心头，我终于忍不住悲痛的心情，顿时痛哭起来，……。

     李骏君说：这是我和母亲相见最后一面的场景。几个月后，母亲病逝，终年91岁。

李骏君说：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初二年级的班长。文革之初，被我们班造反派赶下了台，其原因有三，一是出身不好，二是修正主义的黑苗子，三是管理班里的学生太严格。

班里给我的大字报是“捣蛋鬼们站起来，讨伐修正主义的黑苗子——XXX”。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担任学生干部，从小学时期的副班长、少先队中队长到中学班长，一直是受老师喜欢的学生，其原因主要是学习好、听话、懂事。

我从六岁起，就自己做饭、料理家务，可以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

1958年奶奶去了远方叔叔家，父亲、母亲白天上班很晚才能回来，午饭、晚饭都是我和妹妹一起弄，学校没有食堂，自己做饭实属无奈。就是这个原因，我在同龄人中显得成熟、稳重，嫣然一个小大人。

大串联回来后，我和班里几个同学成立了革命造反组织“造反团”与班里另一派相对抗，我们这一派是由班里原来的班干部、学习好的、积极要求进步的同学组成，而另一派则由班里不爱学习、爱捣蛋的同学组成。

令人可悲的是在学校站队，我们站到了学校的“造反派”——反对学校书记的一派，而我们班里的对立派，则站到了学校的“保皇派”——拥护学校书记的一派。

我们和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成了对立派。说起来也很可笑，我们是班主任老师的心腹，却成了对立派。其原因主要是他想把我们班两派都拉进他们那一派，是他先拉对立派到学校保皇派的。

在我们的队伍里多数同学不愿意和班里的对立派共处，因而我们就到了学校造反派。派性造成了同学之间的隔阂，我以及几个主要骨干和班里另一派至今没有来往。

李骏君说：后来尽管我担任了校长、我们造反团的领导后来有的担任了法院院长、有的担任了国家某部计划司司长，有的担任了研究所的所长。班里另一派同学曾经多次邀请我们参加聚会，但都被我们拒绝。一来考虑党风廉政建设，二来也考虑他们的人品有问题，不值得来往。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感觉更没有来往的必要了。

回想起台湾的著名学者、国学大师曾仕强教授在总结人际关系时说，人际关系“就像玻璃瓶一样，一旦有裂痕，修复是不可能的”，现实确实如此。

  回想起来，在那幼稚的年代和幼稚的行为，觉得非常可笑！也非常可悲！但愿历史不要重演，要永远接受这个深刻的教训。

    

李骏君说在这个时期，有三件大事终身难忘。

1、1967年初，我们造反团组织了一次批斗“学校走资派—校党总支书记XXX”大会。当时，学校老师同学有100多人参加，我是大会主持人。由于会议进行中，学校的个别非我团成员，上台殴打了书记，造成混乱，会议被迫停止。我觉得很对不起书记，没有把控好，让他受到伤害。书记是个和善的领导干部，我和他也不熟悉。

  但一把手不好当，文革中抓走资派当然非他莫属了，这在当时各单位基本都一样，我们的行为实际上纯属一种无知、无法无天、革命狂热的表现。

2、1967年初夏的一天，我和我们的团员正在办公室写大字报，我们班对立派里的一帮人突然冲了进来，对我拳打脚踢、痛打。据说，是班里的对立派看到我们的组织搞得红红火火，产生嫉妒。他们凝聚力差，许多同学脱离他们那一派或不参加派性组织或到了我们这一派。看到他们被瓦解的局面，对立派头头认为我是主谋，早就放出话来，要收拾我，借此打击我们这一派。打我的几个都是我们班的几个捣蛋鬼，我在当班长时经常批评他们，就此留下恩怨。

当时的场面是凄惨的，我差点被打成脑震荡，是我们后来当了法院院长的同学奋不顾身用他的身体护住我的头，才免于灾难。为此，我终生难忘他的救命之恩。后来，我还曾想找人报复，出这口怨气，是法院院长同学劝我不必和他们计较，他们本身就是一群少有教养的可怜之人。

李骏君说，好多年以后，我担任了校长，对立面同学多次托人找我，希望聚聚，我都借故推掉了，我始终过不了那个受屈辱事件的坎。后来，听说打我的人因病因祸去世，也算是老天爷对他们的惩罚吧，愿他们在天堂里忏悔吧！

保护我的这个同学后来参了军，又上了大学。他从小就有大度，有做大事的气魄。所以他后来能担任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也是和他的自身素质分不开的。

3、我们造反团在社会上参加的是“山西省红联站”，1967年9月4日，我和另一个同学去红联站总部（当时在太原十中）联系工作，当晚由于家里要求晚上必须回家，我们于晚上回到了家里。

    第二天，就发生了山西省震惊中外的“九五事件” 死了两个人，伤者无数。

    这件事，震惊了我们幼小的心灵。这难道就是我们要的革命吗？至此，我们大多数同学家长都不让参加文革活动了，我们组织就此解散，停止了所有活动。

    李骏君说：

    1968年全国进入军管期，前半年我们都留在家里，我跟五哥学习画画、练毛笔字，这在我以后的工作中都派上用场。这是我们兄妹3人最快乐的时光，母亲因为科室缺人，从牛棚也返回工作岗位每天能回家，全家人在这个特殊时期能有这样平静的日子真是难得的其乐融融。

我记得，五哥为改善我们的生活，精心策划，把肉票分几次购买，每次三两（约150克），炒成肉炸酱，把红面（高粱面）、玉米面外皮包上一层白面做成包皮面，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多么好的美味佳肴呀！。

    五哥中学有个同学，在太原市饭店当厨师，他常去他家学习厨艺，偶尔在饭店买“过油肉”，能打回很多油水，使我们的生活改善了许多许多。

    五哥还给我们试做各种粗粮细作，伙食大大地改善。要知道，自我小学起，就一直吃食堂或自己胡乱瞎做饭吃。母亲不会做饭，小时候是奶奶做，奶奶走后，就是由我做。能吃上正宗的可口家常菜的美好时光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五哥在家的半年多。

但幸福的时光没有多久，1968年6月中央对高校毕业生分配做出新规定。五哥走了，他是工学院67届毕业生，被分配到XX市一个工厂，这是个100多人的国营小厂。本来，他想留在太原，可分配政策，只有独生子女可以留下，其它的都必须分到外地。我们全家都不愿意让他去，但没有办法，那个年代不服从分配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

五哥虽然去了XX市，后来又去了XX市，担任过市经委、科委主任，他的个人发展比起他们其它同学都要好，真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

    李骏君说：19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我们学校也开始了上山下乡运动。

他说，首先，学校开始招工人，主要是煤矿招矿工，他也报了名。结果，政审不合格，被退了回来。他们班有几个同学被招上了，后来，有一个同学死于矿难，其余的都跑回来了。

他说，后来，又有几个单位招工，我均被打了回来，我失望到顶点，留给我的只有上山下乡一条路了。

    李骏君说：

    1969年初，我的好同学润生告诉我，只要拿上户口本、毕业证就可以在劳动局找到临时工，让我去试试。于是我就找到南城区劳动局打听，工作人员告诉我，每天早晨8.00点钟去“南城区劳动局劳动介绍所”去排队。 劳动介绍所位于解放路宽银幕电影院后面的小巷子里，是一条宽5米、长100米的小街道。

记得，第一天我是七点多去的，结果那里人山人海，有几百人，以后几天基本都一样，根本排不上。于是我就半夜5点去排队，好不容易排到第10名，结果窗口一开，后面的人一拥而上，立刻把排队的队挤散了，这样一连几天我连个窗口的边都没挨上。我没有气擂，索性头天下午就去排队，而且就站在窗口下，为了避免被挤走，我找了条绳子把自己和窗口的铁防护栏连在一起，这样又坚持了半多个月。

豆包根据文中场景制作的类似图片

　　1969年4月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在连续20多天都挂牌没有招工单位后的一天，建材厂招收40名开山临时工，工作地点在离市区60多里的西山矿区，离西山“西铭电石厂”还有10里山路。

我终于拿到了劳动介绍信，到厂里报到时才知道，这是个从事开山、烧砖、烧石灰的集体所有制小厂，老工人多是郊区的农民，设备简陋，工作就是原始的体力劳动。

为什么这个厂不招收农民工，而非要招城里的小年轻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一来当时的郊区农民很富，每天能挣2、3块钱，这个每天挣1.5元的活又远又苦又累，没人愿意去；二来政府要求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要求这个小厂招收城镇青年。

我每天5点起床，5.30分从火车站附近的家中出发，骑自行车约1.5个小时，把自行车存放在西山电石厂，然后在爬1个小时的山路，8.00前到达工作界面。

我们的工作是包干制，每人每天拉50平车山渣土，自己装车自己倒，倒渣土的地方离工地有200米远，平板车能装500多公斤，必须装满，否则工头罚加车。中午自己带饭吃，没有食堂，只有一个看工地的老头用大锅给烧开水，捎带给大家蒸热饭。为了早下班，大家中午都不休息，吃口饭就继续干。

我从没有干过这样的重活，每天全工地只有我一个人最后下班，工头很生气，有时没有完成任务，天黑了，就只好让我下班了。

豆包根据文中场景制作的类似图片

     最后我们这批临时工评级时，大家都评为3级工（月薪45元），唯有我评为2级工（月薪38元），但工作量和大家一样还是50车。我找厂里领导说理，无人理睬。

      工地上有个好朋友，告诉我，你就磨洋工，每天不完成任务，看他们解决不解决。后来，厂里把我调回厂部工作。我以为能有个轻省点的活干，结果是更大苦力在等着我。

      李骏君说：我被安排在砖厂工作，任务是拉土，就是把炸药炸下的黄土用平车装上倒在搅拌机里。工作不实行包干制，实行8小时工作制，我们必须满足制砖搅拌机的原料供应。我们这个班组共有10多人，组长郑师傅是个老退伍军人，人很直爽。大家干多干少无所谓，只要团结一致就行，不要偷懒，他一个人带头干，所以我便在这里待了下来，还算是幸运。郑师傅老婆多年不孕，我介绍他去妈妈医院哪儿看病，妈妈是治疗不孕症的高手，所以郑师傅对我很是照顾。

     我在砖厂除了拉土以外，有时还要干其他的活，主要是装窑和背窑。

     装窑就是工人将砖坯背进去，码好后再用火烧。装窑一天下来，腰都直不起来，但比背窑好多了。  

    背窑又叫出窑，就是把烧好的砖从砖窑里背出来，夏天的时候，窑里的温度有60-70度，每天干完活，往往汗水和工作服融合到一体，皮肤被考得红红的，10天就得换一层皮。

豆包根据文中场景制作的类似图片

    在砖厂工作虽然累，但比起在西山开山挖石头强多了，最重要的是离家近多了，不用爬山，上班骑自行车30里路1个小时的路程。

    

    李骏君说： 在我们组里有一个工程师，和我们一样劳动。他老婆是个日本人，他每天在工休期间给我们讲很多国外的事，他认为学习文化知识很重要，他建议我回家自学文化，将来一定有用。他说，他就不让两个女儿找工作，在家由他妻子悄悄地教日语。他说的一口南方话，很幽默，爱抽烟，时不时卷个旱烟卷，讲述我们没有听到的故事。

     许多年以后，我遇到建材厂的一个工友，告诉我，郑师傅因工伤去世了。工程师后来平反了，全家移民日本，两个女儿大学研究生毕业很有成就。     

     他说，建材厂是藏龙卧虎之地，飞出了许多大凤凰，这当然也包括我。

 

     李骏君说：他的童年、少年、中学的回忆是苦涩的，它留给我的记忆太深刻了，每当回想往事不堪回首！但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我的意志，它鼓舞着我要奋斗、奋斗、再奋斗！！！为了新生活，我要努力、努力、再努力！！！

第三节  找到了正式工作

     李骏君说：1970年年底的一天，他的小妹告诉他，XX厂招收正式工，问他愿意去不去。听到这个好消息，他非常高兴，当然愿意去，尽管是熟练工（简单劳力工），但毕竟是正式工作。

      原来，小妹在母亲走后，也找了个临时工，在轨枕厂做水泥工。她倒两班，白天上午或下午有时间去街道办事处打听招工情况。她说，街道可以照顾家里一个人就业，她让我去。

       可问题来了，正式工要求政治审查。如果父母单位出政审材料肯定会被打回来。好心人给出了个主意，让哥哥单位出个证明材料也可以，因为母亲下放没有单位，不能出证明。在那个年代，大红章可是个非常管用的东西，不管什么单位有个证明就管用！

      我给哥哥们打长途电话求助，那个时候打长途需要到电报大楼，需排队，而且价格很贵。

      四哥为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他开好证明并派人从山区（当时他在山西X县一个山区中学当老师）走了100里山路赶到县城用加急挂号寄给了我。

      李骏君说，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四哥和小妹的功劳，没有他们的帮助，我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

      李骏君说，1970年12月20日，我正式到XX厂报到。尽管这个厂在太原市南郊，离市区我的家还有20多里路，骑自行车需要40分钟至1个小时，但比起上西山挖石头、北郊区砖厂背砖离家近多了，而且劳动强度也减轻了很多很多。

      李骏君说，现在XX厂已经不存在了，先是破产后，厂区开发了房地产，现在是回迁安置小区。我1983年大学毕业后再没有回厂里，一来是工作忙，二来是也不想回顾往事。

      李骏君说，我在学校工作期间，帮助原同一工厂的一个同事调到学校工作，他在厂里待的时间长。他女儿结婚时，许多厂里的老同事来参加婚礼。许多年没有见过面，大家见面后都感慨万千。

      李骏君说，许多人都赞美我，羡慕我的妻子小红，说她有眼光。九十年代，许多工友下了岗，生活拮据，现在好不容易才熬到了退休。

       而学校自九十年代起就发展的很好，收入也非常好，而且我们的地位也不一样，怎么能不让人羡慕呢！……，

      李骏君说，谁又知道我们艰苦奋斗的苦难生活是怎样渡过的呢？

      所以，人生选择特别重要。其次，改变与奋斗也特别重要，安于现状，不求进步与发展，终究会被淘汰的。

      李骏君说，我在XX厂工作的8年期间，主要工作是将在流水线上成箱的成品装上平车，再用平车拉到库房，装满一车大约1000多斤而后在库房卸下来码成跺，每20分钟左右一车一个人干，每班大约20车周而复始。      

豆包根据文中场景制作的类似图片

     工作比起当临时工强多了，但8个小时下了再加上往返上下班路途，也是筋疲力尽。在XX厂的8年，除了装箱入库，我还干其它苦力活。

     当然，也有清闲的时候，遇上机器检修、原料供应不上，我们就在车间休息。别人都在打扑克下棋，我在看书。

    有的工友看不惯，善意地说，别费劲了，没有用，我们的命就是做苦力，别做白日梦了。但我笑笑，丝毫不做理会。

   我心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乎”。

   李骏君说，许多年以后，那个劝我的工友见到我说“我们平民百姓一辈，确不识天神也”，其实，我也是平民百姓，只不过是思想境界比他们略高一筹罢了。是环境逼出来的，这也是所谓“逆境出人才”的道理吧。

   李骏君说，我初到工厂时，积极参加厂里的各项活动。我在文革中练出的绘画写毛笔字起了大用场。我们车间的黑板报和宣传栏成了我和工会郭师傅的专项任务，有时需要脱产干。这在青年工友中有了很大反响，我被称为“文化人”，再加上我在厂里爱学习，被人称为“秀才”。

   秀才读书，顺理成章。我在厂里的读书活动也引起了厂里部分工友的青睐，我的妻子小红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在XX厂的初期，我的自信心增强了。

   1971年1月春节，母亲回到太原，迎来一个大喜事。五哥结婚了，带着五嫂第一次回家过年，这是一个欢乐的春节，我有了正式工作，五哥成家了，母亲在下放地也站住了脚，她工作的开展受到当地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心情也变好，身体也恢复了许多，这对于我们这个饱经苦难的家庭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第四节 在孤独中学习文化知识

      李骏君说，1971年春节过后，母亲坚持要带着小妹回到她下放的乡镇，她的理由是小妹是个女孩，还是在父母家长跟前比较好。

      小妹回到母亲下放的乡镇后，很快在当地政府帮助下找到正式工作——一个属地方国营企业，有母亲的名气和面子，厂里对小妹也很好，这些因素使小妹下决心留了下来。

      李骏君说，小妹走后，太原就留下我一人。自1902年爷爷考入太原“山西大学堂”，建立大家族，最多时家庭成员多达30余人，而现在这个家族成员都到了外地，我成了家族中唯一留在太原的成员。

      李骏君说，春节虽过，但天气还是非常的冷。春冬交集的夜晚，我坐在书桌前台灯下，演算着一道道数学题，物理题、化学题，火车站深夜的钟声早已敲响，但我丝毫没有一点睡意，几乎每天都要坚持到深夜2−3点。

      在XX厂工作的这8年里，除了76−77年我的孩子出生，受些影响没有学习外，我基本是除了工作、吃饭时间外，时时刻刻都在学习，上班时间，拿个小本本背语文、背外语、背数理化公式，回到家，就做练习题。

      李骏君说，“头悬梁锥刺股”就是我的座右铭。

      李骏君说， 我的这个学习计划是从1969年母亲病重，二哥从天津回来，和我探讨将来干什么的时候开始的。二哥是历史学教授，他说，纵观古今中外，没有知识是不行的。现在，大家都不学习，认为知识无用是不对的，迟早一天会改变，一定要学一门技术。你现在还年轻，可以先从初中高中课程自己自学学起，起码达到高中毕业水平，到时再做选择。我也喜欢历史，也读了不少历史书，我觉得二哥的话很对。

      于是，我开始做准备工作，先借到初三至高三的所有课本，先初步浏览了一遍，然后根据内容多少和难易程度分成60份，就是每月完成一份每年10份6年完成，从1970年3月开始至1976年8月间，我用了6年多时间基本自学完了初三至高三的全部课程。虽然学的很初浅，但基本过了一遍。

       这6年多的学习生活是艰难的，首先回到家里要先做饭，吃饱肚子，有时在食堂买点带回来吃。

      最难过的是冬天，回到家里火炉是灭的，还得生火。有时没有煤和劈柴生不着火，索性就饿一顿。我一般不敢吃饱，怕吃饱了瞌睡。那些年我非常瘦。

      李骏君说，我永远忘不了那些年润生妈给我做的热气腾腾的面条和小红的炒菜大米饭。

     李骏君说，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没有英语基础。英语是找我们中学的财会室会计佘老师学的，我非常感谢她，她是香港人，丈夫是国民党起义飞行员，曾是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时的专机驾驶员，在太原航校当老师。

      她口语非常好，是学校唯一懂英语的人，我跟她从ABC学起，在1978年高考时居然还考了25分（满分按50分计），当时英语试卷只要考20分以上就有资格参加外语类院校面试，也就有考上某外语大学或外语专业的可能。

       根据网络资料，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参加1978年的高考，英语却只考了33分。1978年英语考试不计入高考成绩，仅做参考，能考25分也实属不易。

      当然，英语功底不扎实是我的短板，再加上年龄大，大学英语我学的非常艰难。

       李骏君说，我在中学的政治老师有高老师和薄老师，他们对我都非常好，尤其是薄老师，在我考大学时帮我复习政治，提供给我中学课本，给了我很大帮助。薄老师在文革期间，跟我们是一派，她正直、善良、遇事很理性，是一个好导师，她教会了我很多做事的原则，处事的方法，对青少年时期的我有很大影响。

      她后来长期担任老年大学教务主任，直至退休。她自己的孩子都非常优秀，都是大学生，都发展的不错。

     李骏君说，2021年5月，当我终于打听到她的住处并和几个同学去看望她时，大家都很激动。她80多岁了，很健康，也很健谈，回想起当年，我们才14、15岁，薄老师才24、25岁，大家共同回忆了55年前的事情，都记得那么清楚，大家都十分感慨！能见到薄老师是我几十年的一个心愿，这也是退休后才有时间能办到的事。

      遗憾的是，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我的初中第一任班主任贾老师，另一位就是高老师，在我打听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去世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愿他们在天堂一切安好。

     所以，天下所有的老师们，你们献给孩子们的爱，孩子们不会忘记的，她（他）们都永远记得你们呢！！！

第五节 获得了爱情和儿子

      李骏君说，1973年我到XX厂工作已经两年多了，厂里的同事们纷纷谈起来恋爱。那个年代，婚姻多数是同事结伴，主要原因是年轻人社交范围窄，除了同学、邻居只有同事可以选择。

      我由于家庭出身不好，父母又不在太原，自然是不被看好的人。我当时也不在乎，因为我有远大理想，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心目中的她一定要优秀，万一我将来发达了，再换妻被人骂“陈世美”，很不好。

      可现实是残酷的，年龄在增长，许多人都结婚了。自己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

      李骏君说，我在厂里也有粉丝，小红就是一个，她和我一起学习英语，我们有了共同语言。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使我成了厂里的大新闻。和我搞宣传栏工作的郭师傅，非常喜欢我，认为我是个才子，将来有大出息。有一天，他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他说，“我看我们车间的XXX不错，我跟她说说”。我当时就拒绝了。因为，XXX是工人家庭出身，根红苗正的红五类，而我是黑五类狗崽子，她当时是厂里我们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在厂里红的很，又是入党培养对象，这怎么可能？虽然，当时她和我因为厂里宣传工作常在一起，很熟，被人误解也很正常。但郭师傅的提亲，却引起她剧烈反响，大哭大病几天，还不与我与郭师傅说话，一时造成厂里一大新闻，令我费解，也使我迷茫了好一阵子。

      而这个时候，小红向我抛出了橄榄枝，给了我许多安慰。小红的家庭和我一样，有太多的共同语言，我们的关系进一步加深了，但我们始终还保留着同志间的关系。

      李骏君说，1973年6月的一天，我生病了，小红到家里看望我，并给我做了大米饭炒菜，这是我有生以来，除了母亲、奶奶，唯一给我温暖的女人，我心动了。

      1973年8月的一天，我正式邀请小红到我家，表白了我的心愿。当时她没有答应我，但我们的关系进一步深入，了解也更多，命运把我们联系到一起，直到1973年10月，我们正式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1974年9月小红哥哥-和平来到太原办理他的返城手续，住在我家，他的到来给我减轻了不少家务劳动，使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学习。他还帮助我修缮房屋，改造了小厨房。

      李骏君说，从那时起，我与和平就成了一生的发小和朋友。

      同时，我和小红也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也获得她家人的认可。

     1975年4月我和小红正式领了结婚证，6月又一起回了趟老家见了见我的父母亲。

     李骏君说，1976年元旦我们在太原家中摆了几桌饭，请了请单位同事、邻居、同学；母亲、四哥也来太原祝贺。

     元旦过后，我们又去了北京、天津各亲戚家走了走，就算正式结婚了。

     李骏君说，1976年，我的儿子出生了。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唐山大地震刚刚过，我们晚上不敢睡在家里，在院里搭了个棚子。为了保证小红生育不出意外，我的发小润生和二小连同二小家的三轮车随时待命。

      一天晚上，小红突然腹痛，我们赶紧把她送到医院，这是母亲工作了十几年的地方。母亲的老同事们还是很照顾，一切顺利。小红经过一个晚上的剧痛，终于在凌晨4点55分分娩了，是个男孩。对生男生女我们也早有准备，大夫们早就预测是男孩，所以，我就直接把早就取好的名字填在病历卡上。

      李骏君说，儿子出生前，姥姥已从湖北老家来到太原帮忙照顾。儿子的幼年基本上是姥姥照顾的，她的功劳我们永生难忘。

      小红生孩子后，奶路不通，乳房涨的像皮球，可就是不下奶，孩子吃不上奶嗷嗷地不停地哭，大人的乳房胀痛的一晚一晚地睡不着觉，全家急的团团转。

      最后到医院作了乳腺切开术，才有缓解。总之，整个哺乳期，乳腺炎折磨得小红对生孩子极端恐惧，所以本来我们还可以生二胎，结果我们早早就放弃了。

     李骏君说，我们是厂里最早报名响应计划生育号召的，别人为我们惋惜，错过了机会。可我们也是无奈。

     儿子的婴幼儿时期，营养没有跟上，一来是母亲患乳腺炎，奶水不够质量差，二来是当时牛奶、鸡蛋、肉类供应严重短缺。这样的状况对大人和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儿子从小就胃不好，整体发育差。

      李骏君说，小红生完孩子刚过一周就患急性乳腺炎，我几乎天天带她去医院。我们家离人民医院比较近大约4里地，好在我们倒三班，我每天上夜班，白天好照顾她们母子。

      我们常去医院认识了一位好大姐叫王XX，她在人民医院门诊工作。

      王大姐（可惜没有留下她任何一张照片）出生于1939年，我们认识的时候她37岁，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她的丈夫是工程师，是一个不善言谈的、和善的、知识分子味道十分浓厚的老好人。

      那时我们家住在新城南街，王大姐家住在五一东街。小五台小学旁边的一个大下坡是我们和王大姐上班相遇的必经之路。清晨，大约七点十五分左右我们从家抱着孩子去五一广场的红旗剧场坐厂里的接送车上班，而王大姐走路到人民医院上班。连续几天相遇的一天，王大姐主动和我们打招呼，她非常同情我们，问寒问暖抱怨这么冷的天，抱这么小的孩子上班，太可怜了。她的同情心自然获得我们的共鸣，我们就逐渐熟悉起来。

     以后，我们去医院看病，都是王大姐全程引领，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比如加个号、多开点药、多开个病假条之类的事，都是要靠熟人才能办到的。那个时候，看病难一样困扰着大家，医院有一个熟人都是大家追求的社会关系。

       王大姐在医院可以说是个无所不能的人，她和所有人都很熟，甚至本院人在本院办事，有人还找她。她就是这么个热心肠，帮了这个帮那个，大家都买她的账。有一次，我听到医院护理部一个主任说“小王，我有个亲戚住院，用你的面子帮我找外科主任协调一下。”“哎呀！大主任，你这么大的官还要我这个喽喽兵的面子给你办呀！”“哎！谁让我遇到个铁包公呢，人家不给面子。”

       王大姐就是这样的神奇，她仅是医院里一个小小的门诊护士，就有这么大的能耐！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归功于她待人真诚友善，爱帮助人，才有这样的人脉，这是我最深的体会。

      李骏君说，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王大姐非常高兴，夸我有志气，号召她的子女向我学习。她非常关心我妻子小红的工作，为解决离家太远的问题，她帮助联系了X厂的厂长，把小红从XX厂调到X厂。我们家离XX厂20多里地，而X厂仅2里多地，这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方便。而且小红在X厂又从车间调到供销科，后来小红考上会计学校，毕业后到了财务科工作，从工人变成干部，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切都来自于王大姐的功劳。她给我们的帮助，我们一家人永生难忘！

      李骏君说，我和王大姐最后一次相见大约是1999年，那一次我去人民医院开会，我们没有过多的交谈，因为是工作时间，我们只简单地问候了几句，我听到她自豪地给同事介绍，这是我常说的“小李，现在是校长。”那时，我已搬离新城南街10多年了，我和王大姐已很少见面，我总想有时间看看她，但工作忙一拖再拖……。

      李骏君说，当我知道王大姐离世的消息，大约是2006年。一天，我和小红在街上碰到王大姐大女儿，得知王大姐因患癌症去世好几年了，我无比的震惊和遗憾，震惊的是她那么健康，一向办事精干、雷厉风行、走路都和风一样的人，怎么能年仅62岁就离开人世呢？遗憾的是，我没有在她病重时看望她，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见最后一面……。

      这是我一辈子的痛！！！每当想起王大姐时，我都禁不住默默地流泪……。

     王大姐的女儿后来发展很有成就，给了我很大的安慰。王大姐一生的善良和助人为乐的精神，终于有了回报。这是上天的保佑，愿她们的家人永远平安幸福，愿王大姐在天之灵安息，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李骏君说，小红大约一两个月的光景，产假到期了，我们决定带孩子上班，一来是孩子要喂奶，单位远不可能回家，二来是姥姥白天黑夜看孩子身体也吃不消。

      带孩子上班的过程是惨烈的。冬天，上夜班11点从家出发，孩子早睡着了，我抱着用被子毛毯裹着的孩子，寒冷的刀子一样的风刮在我满头大汗的脸上就像伤口撒盐一样的疼痛，从我们家到厂里接送车上车点有近3里的路程，每次我抱着孩子都是全身湿透。为了避免抱不住孩子，我准备了一根绳子挂在脖子上再拖着毯子。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三年多，在姥姥全家平反落实政策返回太原后才有了彻底改善，这时儿子断奶了住在姥姥家，不用跟父母上班了。

     儿子的婴幼儿时期是悲壮的、痛苦的。

     孩子没有记忆，不知道怎么过来的。可大人终身难忘这永远的痛。

      刚去厂里托儿所那半个多月，每天深夜里刚满2个月的儿子撕心裂肺的长时间的嚎哭声，响彻了寒冷的夜空，它像一把利剑刺在父母的心窝里。

      而我们都在生产线上，哪能去看孩子呢？每当，工友们问这是谁家的孩子，他妈去哪里了？怎么不管？小红的眼泪就伴随着隆隆的机器声不停地落在包装箱上，作为父亲的我更是心如刀绞，怪自己没本事才让妻儿这样受罪。

      李骏君说，当年他暗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奋斗、奋斗、再奋斗，我要让她们过上好日子。

      他说，他大学毕业后放弃了考研，也放弃了出国升造，为的就是让妻儿过上好日子！

第六节 终于考上了大学

1977，1978年高考

　　1977年12月7、8、9日，全国各地570余万名年龄参差不齐的考生在他们人生试卷上勾画着自己的答案，书写着自己的人生轨迹。时隔半年的1978年7月7、8、9日，全国又有610万考生走入高考考场。这两次考试在当时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报考总人数多达1160万人。沉淀了十多年的知识青年组成的1180万高考大军，尽管录取率仅有5%，但它创造了世界上高考历史考生人数之最，这个记录一直到2003年才被打破。

时光苒荏，七七、七八级同学大都过了耳顺之年，有些已经过世。然而，在七七、七八级的同学会上，你依然可以听到忧国忧民之声；在七七、七八级的同学之中，你依然可以看到为国为民奔走的身影。（摘自网络）

恢复高考后，77级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听课

一、迎来了曙光

李骏君回忆说，1977年10月21日，当我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及其招生条件的消息，心情万分激动。

八年苦读终于迎来了希望。我一遍遍听着广播，听着、听着，幸福、心酸的眼泪流了下来……。

十年了，从1967年离开学校，再进校门成了不敢想的梦想，但是今天这个梦想有希望了。

由于时间紧迫，我立即行动起来，把放了几个月未读的书捡起来，积极准备考试。妻子和岳母也非常支持我的行动，家里的活全不叫我干，我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

当时，报名也出了些问题，厂里以我未达到高中（因我仅是初中二年级毕业），不同意我报名。好在中央连续出台配套政策，公开登在报纸上，这样我才顺利报上名。

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不仅仅是一个恢复考试，它连带着太多的政策，为我们这批人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个机会是党和国家给我们最大的恩赐，我永远心怀感激、铭记在心！！！

1977年12月7、8、9日，我参加了77年的高考。我记得那几天天气特别冷。三天的考试，我考的非常糟糕，复习时间太短是根本原因。

下了考场我基本就知道结果了。分析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准备严重不足，复习时间太短，复习方法也不对。对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捡起因结婚生子耽搁了近一年的功课，仓促上阵，出现这样的结果一点也不奇怪，所以我有信心来年再战。

我给在X县当老师的四哥写信求助，他建议我去他那里脱产复习。

     二、去“X县中学”复习备考

李骏君回忆说，1978年春节过后，我向厂里请了几个月的事假，去了四哥工作所在地——X县。四哥原来在X县XX镇中学当老师，后来调到县城教师进修学校，X县就一所高中，和教师进修学校在一个地方，一所学校两个牌子。这时，四嫂已调到她老家工作，四哥、四嫂是分居两地生活。

他们的高三已进入教学末尾阶段，我去了以后，主要跟着上各门功课的复习课。学校发有大量的练习题，我天天做题，不懂的地方就请教老师。

X县中学是个山西省贫困地区的山区学校，教学设施的破烂程度可想而知。但它却聚集了一批好老师，大多数是文革期间下放的大学生。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数学王老师，他是山西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解题技巧，他也经常夸我悟性很高，鼓励我一定能考上。

我在X县中学的几个月里，做了数理化（因为我要考理科）几万道练习题，这为我后来的高考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我终于考上大学了

李骏君回忆说，1978年7月7、8、9日我在太原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考场设在山西大学附属中学（现太原市坞城路校区）。

早晨我骑自行车提前一小时到达考场，中午就在学校操场就地休息，喝点带的水，啃着岳母烙的饼，就点咸菜。

78年高考我感觉比较轻松，每次出考场都非常兴奋，因为都复习到了，题答的非常圆满。可以说，那些天虽然非常紧张、天气又热，但我丝毫没有疲惫的感觉，只觉得浑身都是劲！以至于不计考分只作参考的外语考试，我也参加了，我没有学过英语，初中学的是俄语并且也全忘光了，英语完全是自学的，成绩居然过了面试线，这样的结果已经是好不容易的了。

三天考完了，自我感觉，我成功了！！！

李骏君回忆说，高考后，我赶紧回厂上班，因为我请假时间过长，厂里也不太高兴。

1978年8月26日我收到山西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预选录取通知书，高考总分365.5分，比最低本科理科录取线305分高出60.5分，比全国重点高校最低录取线340分高出25.5分。

我第一志愿填报了北京XX学院，第二志愿填报了XX医学院，第三志愿填报了XXXX专科学校。学医是我的梦想，也是母亲的愿望，我从小就到医院，对医生的环境很熟悉。

李骏君回忆说，学医在当时也是热门专业，医生、司机、售货员被称为社会三大热门职业。可后来，没当成医生改行做了教师，后又干了行政工作，真是……。

填报志愿后，是录取结果的等待时期，我每天一上班首先是去门房看有没有我的录取通知书。

一天，我正在上早班，门房师傅给我送来了医学院的挂号信，全车间的工友们都急切地问怎么样？我打开取出了录取通知书，高呼我考上了，我考上了。工友们纷纷向我和我的妻子小红祝贺，因为她和我在一个车间一个班组。

李骏君回忆说，我在工厂混的很差，有太多的屈辱和无奈，夫妻俩在一个单位，一个人的辛酸成了两个人的，影响太多了。

我离开XX厂时，没有鲜花、没有欢送。留下的只有冷漠、嫉妒和羡慕。听得到的是：他还得回来，毕业后还得回车间，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最多到卫生所当厂医，没有什么可羡慕的。

记得，我离开工厂的最后一个夜班，带班王师傅让我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我就在车间里洗了洗工作服，这在厂里是不容许的。不过，大家都洗，就是别叫车间李主任看见。可我就洗了这一次就被李主任看见了，他恶狠狠地训斥我，我生平第一次顶回他去“我已经考上大学了，我再也不回来了”。听了我的话，李主任没有再说什么，自己走了。

李骏君回忆说，许多年后，李主任的妻子找我，说她的孙女想上中专，求我帮忙。当时，我已是学校校长。这时的李主任也下岗并患癌症，其唯一的儿子车祸死了，媳妇跑了，留下这个小孙女他们含辛茹苦地养大，希望有个前途。我爽快地答应了，并问为什么李主任不来，她说，他不好意思来，我沉默了……, 这该是谁的问题呢？也许这大概就是李主任的悲剧所在吧。

李骏君回忆说，尽管，我是带工资上学，厂里还给我发了五年工资。但我对XX厂没有什么感情，以至于大学毕业后再没有去过厂里。XX厂后来破产倒闭了，工友们全下岗了。

李骏君说，我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邓小平同志，是他们给了我新生，这也是我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奉献于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

李骏君说，1978年10月6日我正式去医学院报到。当时，我27周岁、已婚、有一个二岁的孩子、是一个带工资的在职职工的全日制本科大学生。这样的事在全世界正规大学的新生中也是个奇葩，但这个奇迹就在我们伟大的祖国出现了，它造就了我们国家新一代社会精英——77、78级大学生。

77、78级是一批特殊的一代人， 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雷锋精神的影响下长大，受过最正统的红色教育。他们又亲身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进厂做工，当兵扛枪，在进入大学之前就已经从社会大学毕业。

他们是最勤奋好学的一群人。他们是在最没有书读的年代里读书的，在最没有学习条件的环境中学习的。有些七七、七八级同学，甚至连初中都没有上过，全凭自学考上大学。

他们还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和参与者，因此，77、78级大学生在以后的四十年改革开放里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今天依然在社会发展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李骏君说，大学开学的第二天，他们的第一堂课是在学校小农场劳动，他带着二岁的儿子，带着校徽，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劳动，他说他脸上挂满了无比的喜悦和自豪。

因为，从这一天起，他结束了他艰难的青年时代，迎来了他光明的、奋斗的、辉煌的中年时代……。

      李骏君（化名），教授级主任医师，高级讲师，从事医学生理、心理学教学、教育教学管理近三十年，一直从事医学心理学、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和研究工作，著有多本专著。

      他曾担任学校教师、教研组长、教务处副主任、培训处主任、副校长、校长，校党委副书记。他曾被评为市优秀党员、市特级劳动模范、省职业学校杰出校长。

      他曾是卫生部教材办教材建设指导委员会特聘专家；市委、市人民政府特聘专家；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特约研究员。

谢谢阅读欣赏！

敬请期待观看:

第二十篇 非洲史专家张象教授与世界史专家黄若迟教授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