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不开口 ——献给临川先贤晏殊

邓建强9120632

七年不开口 ——献给临川先贤晏殊 邓建强临川县衙后街，晏家的小院缩在巷子最里头，毫不起眼。 晏固每天下衙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厢房看他的儿子。七岁的晏殊躺在床上，睁着两只乌黑的眼睛，不言不语，不哭不闹。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那双眼睛深得像两口井，看不见底。 “殊儿，爹回来了。” 没有回应。 “殊儿，今天县里来了个新教谕，姓王，听说是从南昌府下来的。” 还是没有回应。 “殊儿……”晏固叹了口气，声音里满是疲惫。他今年四十五了，鬓角已经白了大半。在县丞这个位子上熬了十几年，升不上去也掉不下来，同僚们私下叫他“晏不动的晏”。他不怕被人笑话，他怕的是——他百年之后，这个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的儿子，该怎么办？ 晏固的妻子姜氏比丈夫更急。她急得不说话，只流泪。早上起来给孩子洗脸，眼泪滴进水盆里；中午喂饭，眼泪掉进饭碗里；晚上哄睡，眼泪打在孩子的被面上。她流的泪，有人说，怕是能装满后院那口老水缸。 周郎中是晏固请来的第十三个大夫。 据说此人在太医院当过差，告老还乡后轻易不出诊。晏固咬咬牙，送了五两银子的诊金，才把人请到家里来。周郎中把了半天的脉，又翻了翻孩子的眼皮，看了看舌苔，捻着花白的胡子沉吟了许久。 “晏大人，令郎脉象与常人无异，神智清明，非病非疾。” “那为何——”晏固急了。 “老夫行医四十年，只见过一例。”周郎中看着躺在床上一声不吭的晏殊，眼里有一种说不清的神情，“有些孩子，不是不会说话，是在等。” “等什么？” “等一个他觉得值得开口的时候。” 晏固差点气笑了。值得？一个七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叫值得？他送走了周郎中，看着那张开了些安神补气的药方，苦笑了一声。这药方不过是些甘草、茯苓之类的东西，吃了跟没吃一样。 那年冬天，临川下了罕见的大雪。 雪从腊月二十三一直下到除夕，没有停过。屋顶上的积雪压得瓦片咯吱作响，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枝桠被压断了好几根。晏固在县衙里忙到天黑才回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推开院门，满院子的白，月光照在雪上，亮得晃眼。 堂屋里没有点灯。 “人呢？”他皱着眉喊了一声。没人应。 正要再喊，黑暗里忽然传来一个声音。 “爹。” 一个声音。稚嫩的、清亮的、一字一顿的。 “爹，你回来了。” 晏固手里的公文包“啪”地掉在地上，纸张散了一地，被风吹得满院子都是。他猛地转过身，看见堂屋中央站着一个人。 是他的儿子，晏殊。 七岁的晏殊，穿着一件靛蓝的旧棉袄，头发乱蓬蓬的，脸上还有午睡压出来的红印子。他站在那里，两条腿微微发抖，像一头刚刚学会站立的小鹿，但脊背挺得笔直，像是有人在他背后绑了一根竹竿。 姜氏从厨房里冲出来，手上的水还没来得及擦，在围裙上胡乱抹了两把。她看见儿子站在地上，嘴巴张了张，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然后她扑过去，蹲下来，两只手捧着孩子的脸，上上下下地看，看了又看，眼泪像决了堤的水一样涌了出来。 “殊儿！殊儿！”她的声音是抖的，嘴唇也是抖的，“你能走了？你能说话了？” “能。”晏殊说。 然后他笑了。 那是一个七岁的孩子，第一次对母亲展露的笑容。窗外的雪还在静静地下，月光穿过雪雾，把一家三口的影子投在地上，长长的，歪歪的，像一幅没画完的年画。 晏固站在门口，看了很久很久。他忽然转过身去，假装在挂墙上那顶旧毡帽。他的手抖得厉害，挂了三次才把帽子挂上去。 后来的事情，快得像一场梦。 晏殊开口之后，像是要把亏欠的七年全部连本带利地补回来。他拿过书，只看一遍就能倒背如流；五经里的句子，随口就能引用；七岁能写文章，字迹清秀端正，连县学里的老学究看了都拍案叫绝。 临川城的风向一夜之间就变了。以前那些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晏县丞家那个哑巴”的人，现在改了口，毕恭毕敬地称“晏家那个神童”。晏固走在街上，脊背挺得比以前直了三分，嘴角也有了笑意。 晏殊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他每天鸡鸣即起，读书读到日上三竿。读累了就到院子里站一会儿，看看天，看看树，看看墙角那丛他母亲种的指甲花。那双乌黑的眼睛里，有一种老人才有的沉静。这种沉静出现在一个孩子脸上，怎么看怎么不协调。 有一回，县学的周夫子问他：“晏殊，你读了这么多书，将来想做什么？” 晏殊想了想，说：“做一个对得起这些书的人。” 周夫子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出来了。他用袖子擦了擦眼角，拍了拍晏殊的肩膀，什么话都没有再说。 大中祥符元年，朝廷下了一道旨意，命各地举荐神童入京，参加殿试。 消息传到临川的时候，整个县学都炸了锅。几个秀才争得面红耳赤，差点在课堂上动起手来。晏固回到家，在饭桌上提了这件事。 “殊儿，你想去吗？” 晏殊放下筷子，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母亲。姜氏正给他夹菜，筷子停在半空中，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打转。 “去不去都一样。”晏殊说。 “什么叫‘去不去都一样’？” “能中便中，不能中便回来。”晏殊端起碗，扒了一口饭，嚼完了咽下去，才慢悠悠地说，“中不中，我都是我。” 晏固瞪大了眼睛。他当了二十多年的官，见过形形色色的人，还从来没有从任何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嘴里，听到过这样的话。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孩子用了七年的沉默，去想通一件事——我是谁，我来这世上要做什么。七年想明白的道理，比很多人一辈子想的都多。 殿试那天，崇政殿外的广场上，黑压压地站了一千多个举子。 他们穿着各色的袍子，绸的、缎的、棉的，五颜六色，像一片花花绿绿的湖。晏殊站在其中，个子最矮，年纪最小，穿着一件半新的蓝布袍子，袍子的下摆上沾了一点灰，是来时在路上蹭的。 “这就是临川来的那个神童？”有人故意提高了嗓门，好让周围的人都听见，“看起来不过十来岁，怕是连毛笔都拿不稳吧？” “听说七岁才开口说话，别是有什么隐疾——” “嘘，小声点，寇相最不待见江南人……” 晏殊听着这些议论，嘴角微微勾了一下。他没有回头，也没有争辩。他把手拢在袖子里，安安静静地站着，像一棵种在乱石堆里的树，风吹不动。 太监那尖锐的声音从殿内传了出来：“宣——各地举子，入殿！” 一千多人鱼贯而入。晏殊走得很慢，步子不大，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从殿门到御座前，他默默地数过，正好是九十九步。他跪下去，磕头，起身，动作不急不缓，像是练过无数遍。 宋真宗隔着珠帘，看不清面目，但那道威严的目光像一张无形的网，罩在殿中每一个人的身上。 殿试的题目是：以“岁寒”为题，赋诗一首，限时一炷香。 晏殊提笔，几乎没有片刻的犹豫。 他写松，写竹，写梅花。他写大雪封山，万物凋零，唯有这几样草木不折不挠。他笔下的松不是松，是君子；竹不是竹，是气节；梅花不是梅花，是风雪中不改其志的人心。 一炷香还没有烧完，他就已经搁下了笔。 宋真宗看完了他的诗，沉默了片刻。殿里安静得能听见远处宫墙外传来的叫卖声，模模糊糊的，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声音。 “这个晏殊，今年几岁？”真宗问。 “回陛下，十四岁。” “十四岁……”真宗又看了一遍那首诗，忽然轻轻笑了一声。 宰相寇准站了出来。他穿着紫袍金带，面如冠玉，声音洪亮得像敲钟：“陛下，臣有一言。晏殊是江南人。江南人善写诗词，不足为奇。且臣听闻，此人七岁才学会说话走路，发育迟缓，恐非什么神童。陛下若破格录用，传出去，天下人会议论。”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可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听得出来，他在排挤晏殊。不是针对晏殊这个人，是针对他的籍贯——寇准是北方人，一向看不上南方的文人。满朝文武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到了那个跪着的少年身上。 晏殊缓缓地抬起了头。 他跪在那里，脊背挺得笔直，像他笔下写的那棵松。他望着寇准，声音不大，但是清清楚楚，一个字一个字地送进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寇相，臣请问——孔圣人十五而志于学，甘罗十二而为上卿，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臣虽然晚开窍了几年，但臣有一样东西，不输给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宋真宗来了兴趣，微微前倾了身子：“什么东西？” “臣有一颗读书的心。”晏殊说，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水，“那七年不说话不走路的功夫，不是白费的。臣把别人用来玩耍、嬉闹、到处跑的时间，都用在了‘想’上。想明白了，才开口，才动笔。陛下若嫌臣是江南人，臣无话可说；若嫌臣晚开窍，臣以为——开花早的不一定结果，结果的不一定要开花。” 满殿寂然，落针可闻。 宋真宗忽然笑了。那笑声不大，但在安静得像一座空坟的大殿里，那笑声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深潭，一圈一圈地荡开去。 “好一个晏殊。”真宗从御座上站了起来，“朕赐你同进士出身。” 消息传回临川的时候，整个县城都轰动了。 晏固正在县衙里批公文。一个小吏跌跌撞撞地跑进来，连门都忘了敲：“晏县丞！晏县丞！你家公子中了！殿试钦赐同进士出身！” 晏固手里的毛笔掉在了地上，墨水溅了一裤腿。他弯腰去捡，手抖得根本握不住笔杆。他索性不捡了，直起腰，仰起头，看着县衙大堂上那块“明镜高悬”的匾额，眼泪无声无息地淌了下来。 他擦了擦脸，走出县衙大门。临川城的主街上热闹得很，卖馄饨的、卖糖葫芦的、卖年画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汇成一片嘈杂而又温暖的声浪。他站在街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忽然想起了七年前那个冬天的夜晚——黑暗里，一个稚嫩的声音喊了一声“爹”。 那一声，他记了一辈子。 很多年后，晏固已经不在了。临川城里的人也换了一茬又一茬。而那位曾经不会说话、不会走路的少年，已经成了大宋朝的宰相。 他写过很多词，很多句子。有一句写得最好，也最像他自己——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花落了，燕子回来了。有些东西会消逝，有些东西会一直都在。 就像当年临川城那个小院子里，一场大雪过后，一个七岁的孩子站在月光底下，对这个世界说了第一句话。 那句话只有两个字。 “爹。” 简单得像一声叹息，又响亮得像一道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