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稀之年再回西安

山高路远（不私聊）

　　我是一名五零后，历经坎坷阅历丰富，是知识改变了命运，从曾经初中毕业插队的知青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正高级工程师，如今定居省城合肥，可以体面地安享晚年生活。1957年5月21日，我降生于古都西安的军营——青砖灰瓦之下，钟鼓楼的余韵尚在晨光里浮动，城墙根下，烽火虽熄，血脉初燃。父母皆出自浙江江山：母亲1937年生于江山县峡口镇商户战乱破落之家，1956年随探亲假的父亲赴西安，在军营里结为连理；父亲1930年生于江山乡野，1949年江山县师范毕业，本欲执鞭杏坛，却逢山河鼎革，恰赶上路过的解放军征兵，掷笔从戎，奔赴剿匪前线，屡建功勋，擢升排长。他读过圣贤书，信仰真善美，亦在反右风急浪高的年代，因一句耿直真言定为“右倾”，被钉上政治十字架。我尚在襁褓，他已蒙尘；1958年转业到安徽省合肥，1965年调赴六安，文革运动中更被诬为“反革命”，而我，亦成“黑五类子女”，稚肩早负霜雪。

幸运父亲在那特殊年代没被政治运动吞噬，相信自己坚守初心挺了过来。文革运动结束后的1979年，父亲的右倾冤案被组织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90年在会计师的工作岗位光荣退休，2013年长眠于六安的龙山墓园。西安，是父亲终生缄口的旧伤，却是我生命启程的胎记——七十载魂梦所系，终在古稀之年，踏上了这场迟到的寻根归途。

　　钟楼巍巍，鼓楼苍苍，我们老两口立于飞檐之下，银发映着朱墙，笑意融进斜阳。自踏入茫茫人世，人生几多波澜？我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受红色教育浸润，少年时红领巾如跃动的火焰，耳畔回响“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铮铮誓言。可谁曾料，文革运动中一句“小反革命”的斥责，竟如寒霜覆心，冷得彻骨。这委屈，唯有亲历者方知其重。我曾拼命证明自己“够红”：抄语录、表忠心……可父亲脊梁挺直、目光清亮，一身正气如松立雪，我始终不信他有罪，更不愿与至亲“划清界限”。

我坚信：“是金子总会有发光时”。毛主席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便把书页读得发黄，草稿纸写得密密麻麻，一心要当工程师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以图纸与智慧，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然而1973年冬，初中毕业榜上，我以各科成绩全优却被班主任定为“资本主义的苗”没能上高中——只因那年“白卷先生”风起，他欲借我立靶，博取政治资本。童年工程师梦，就此碎于一声轻飘的政治宣判。可我不服输，只将屈辱压进心底，化作日后破土而出的倔强，发誓定要为父母争回颜面。

　　夕阳熔金，洒满青砖斑驳的西安古城墙。我缓步而行，手抚垛口，仿佛触到了七十年前父亲驻守时的体温与心跳——那砖缝里嵌着的，不只是秦砖汉瓦的厚重，更有他年轻时未及言说的赤诚与隐忍。游人如织，笑语喧喧，而我静立良久，唯余感恩：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他们以沉默为盾、以坚韧为桥教我如何做人，护我穿越风雨如晦的岁月，终得白发苍颜，重履出生地。

回望来路：1974年春，未满十七岁的我奔赴皖西农村插队成为一名知青，满腔热血欲闯出一片新天地；在泥泞中挣扎，在饥饿里挺立，“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政治口号响彻云霄，却难掩青春筋骨被现实啃噬的痛楚；身负精神枷锁，心有所爱不敢表白，属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苍天眷顾，1977年秋恢复高考制度，政审松动如一道光劈开阴云，我被准入考场，红榜录取终跃出农门，为父母争回脸面。以工程师之志投身改革开放的洪流，以勤为舟苦作帆乘风破浪，圆了童年那张被撕碎又悄悄重绘的蓝图，成为父母晚年的骄傲。古稀回望，西安不只是出生地，更是命运转折的隐喻之城——它见证过父亲的荣光与折辱，也终以温厚的城墙，迎回一个洗净风霜、心怀澄明的游子。

　　退休后的生活，常因“舍不得、放不下”而与自己较劲：舍不得半生奔忙的痕迹，放不下未竟未了的执念，在执念的泥沼中踽踽独行，在心间缠绕的藤蔓里反复撕扯。执于一念，非但解不开困局，反令心愈沉、身愈倦。善待自己，善待他人；感恩感谢一路走来帮助过自己的贵人。

真正的智慧，不是年轻时的硬扛，而是古稀之年的松手——该忘的，让风带走；该放的，轻轻松开。生命至此，方知转身不是退却，而是迎向光；松手不是放弃，而是为晚年腾出辽阔与清欢。西安的明城墙不言，却以七百年风雨教会我：最深的归途，是归来时，心已无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