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析“太白纯以气象胜”之判

公木(松)

　　——读王国维《人间词话》之气象论

如果没接触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绝对不会认为李白之《忆秦娥》是千古巅峰之作，甚至不会以词人评价他。在人们的心目中，谈到古代词作家，指定是斤斤乐道于豪放派苏辛，婉约派李煜，晏殊，柳永等。还有一大溜词作家也会成为众人仰慕对象，如范仲淹，欧阳修，秦观，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吴文英，…直至纳兰性德等。至于李杜，颂之以诗仙诗圣当是领受的。可不经意间翻开《人间词话》(原未在意此著)，却发现了如下一段话:“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是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此判断令人一震，李白竟然以《忆秦娥》中之八个字而冠古今之顶，而范仲淹以《渔家傲》，夏悚以《喜迁莺》免为其后，而且气象差得远了，于是其他词人，可能大多难随其后了！啥，以“气象”之势定李白为词之圣位？那气象是何物？以气象为排序之据，有理么？索其源，是如下所诉么？

先按王氏“气象”论评鉴他所列三人三词之次第排序何由？王国维先生可能受西方哲学家叔本华之文艺理论影响，认为中国以门户之见，文辞之雅，音韵格调之精致…等来评价古来词界对宋词及其后的评价不甚科学，当以文辞之内涵境界及外延格局等来界定，方可打破固化之局，重审千百年诗词审鉴之优劣，于是就先提出了“气象”论(后来又进发为境界论:这是后话)。他此论一出，立即视为新视角，引起当时诗词界评议家们的高度关注，认为有其独到新颖之处。于是王氏“气象”论即暂露头角，首先受约的即李白，范仲淹，夏悚三人各一首词作。我下面先俗解王先生这段评鉴文: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己不逮矣。

本人俗绎。李白以气象之高居顶。其“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即让其成为登临怀古千秋笫一人。至于后来者，只有范仲淹的《渔家微》，夏竦的《喜迁莺》勉强可以垫后，但气象就差远了。这就是王先生首度用“气象”观评词。他之目的是创新词评体系，是用世人对词作反映出来的“气象”来鉴定词之地位与优劣，不认同传统的评价体系。下面以王氏“气象”论分鉴此三词

太白之气象:雄浑，苍凉，宏阔。审美格局在历史变迁，千古兴亡。是以小见大，以景拟情，不述议不肆情，自显宇宙洪荒之势。即太白之视角是高瞻千古之旷达，这就是李白之气象。

范仲淹之气象。他作为朝廷领军西征主帅征战西北，至深秋依然烽火硝烟弥漫，天象与战事均令人忧郁悲壮。这是将军之家国安危的边塞视野，时空局限。显然其气象不及太白之高远宏达。

按照王的“气象”论，夏悚之气象仅是宫庭风月，个人抒怀，连家国之念亦无。

由此观之，王国维先生是仅从词人的阅世境界之高度来界定词人词作品阶的。他认为李白之视野是不但出离个人情怀，而且出离家国情怀，是站在世宇时空之高度的世界观，历史观与宇宙观，是所有词人都不可企及的气象致高点。那范仲淹只看到了边塞秋瑟战乱之凄，只是家国情怀之气象。那夏竦更是连家国高度都没有，只是个人所见之宫庭阁楼，何来时空之气象。若是按王先生此论来评鉴史上所有词人，只怕确实无人超越了。

我之俗议:首先气象是何物，王先生没给出内涵定义，姑且以上文之论定为审世眼光吧，比如李白视及千古及世宇洪荒之变，范仲淹只看到家国边塞之凄。是不是只有以气象论词作之高下呢？其实史上所有诗词名家，专用此“气象”之论去排位当不是公平的，因写诗或词的人在创作诗词时，不是有意识地会怀着个人对世宇时空，江山，家国，私己的既有观念去表达的。诗词多是有了意向与景物描述，再抒个人之观感与情愫的，于是就出现了千差万别的词作。肯定不是所有诗词涉入意向与物象时，都用何种既有“气象”(即审世眼界)去表达。况且古之诗词家及评论家亦从未有用此意识去写作或评判(当然王氏气象论可能即针对此)，不然何来气象万千之经典？比如李白本人，所写的几千诗词决不是固定气象，是各俱气象的。所以我对王先生之“气象”既有新奇之感，亦存疑虑之虑。

下面说说我们新奇与疑虑。气象论确实打破了传统的门户之见，派系之别或一味推崇格律音韵，辞营俗雍以为雅，给后人鉴古人词提供了新的视角，这是新颖的一面，让词只言情也议志与诗言志平行，不单是是否婉约与豪放。这种论词让人眼前一亮。但仔细一想，气象论也让人存有疑虑。“气象”如何界定？可有统一尺度与评议方式？就如这李白写《忆秦娥》时，他就一定有了立于世宇高度看世界变迁的意识，还是评鉴人从中析出的。我个人臆，认为李白写此词未必有历史视野与宏宇之观。我有两种臆判:

其一是纯粹写怨妇秋思之见。前片言自春别到秋临，秦娥(怨妇)从未安宁过，总在日思夜想中苦熬。下片是李白写此秋思妇人的秋望，他认为无秋思(非秦娥)之人的重阳节是采茱萸以兴团聚游乐，而秦娥之重阳节是去看咸阳古道的音尘如何(即有人车往来否)，于是李白才喻其所见是音尘绝，只剩下“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了，这也许即是写实，是怨妇之忧思，何来历史苍桑之悟，亦无世道变迁之虑，哪来气象之见？有也是个人之悲怨。

其二:因为当时人写诗都是以汉喻唐的，那李白之设中的秦娥也许就是唐女盼远征之人无归，只有西风夕照下的唐家荒陵山野，这样解之，当是李白有借喻安史之乱之后的唐朝，未必不现盛汉之衰亡。所以我臆想李白其意可能是凡史上改朝换代之时节，江山可能不变，但人世沧桑，新陈代谢，故国远去了。他这借喻汉家陵阙之荒没而寓安史之难之后的唐朝也将是西风残照倒也可能有，即此他隐含这种哀叹是一种预测亦为不可。若这是李白有自觉之气象，也仅是家国情怀，何来千古苍桑之见？且历来吟过此词者，甚至怀疑非李白之作，但却被王先生拔高到世宇沧桑之变化境界之见，上升为顶级“气象”了。若是李白真有此境界，那他何写那么多发泄不平之愤的个人忧怨？故李白自己不会突生这宇宙级的气象。而况范仲淹作为陕西安抚征西副使，在征西战场上写悲壮的边塞之景观，抒自己忧虑边疆安危之情也是非常自然的，忧国家边塞之患嘛！难道他要将此思维也认从为轮回变迁之规范么？决不可能，他只能表达时实时情。而夏竦是奉宋真宗之旨填词，作为新任宰相，写应制之词也很正常，难道要他写出谏家国安危而讽真宗，用历史变迁而警当时？好象史上的高官诗词达人对皇帝之旨都是应制而为，包括李白应玄宗之旨写三首清平调。所以写诗与词之境界是因所写意题与作者一贯思维而定的，比如苏轼的江山境界(气象)也不是一首词表达的，比如辛弃疾的家国情怀似乎贯于好多诗词之中，李煜词更典型(后期)。杜甫的诗也很典型。倒是李白只一首《忆秦娥》就被解成了空前高度的气象(当然他也许还有众多诗词有如此之气象)，所以我认为以顶级气象论李白之境界未必切合。当然，李白的其他诗词虽是发泄忧愤不少，正好说明他以诗明情，不愧诗仙之作。但决不是一首词有“气象”，所有作品都同一“气象”的。——这是本人之俗见，肯定不被人接受，只是个人心得而己。

由此个人对王氏“气象”论所议如上三例之见，可能是王先生之首议。而且如上三词之气象不是词人与生所俱，是王先生自己为气象之议而主观臆出的。而且只议某词人一词一气象，不涉此人他作品，故词人之气象如何，当是一词一议，那李白若真如王先生于此词有宏宁之气象，也许只是孤例。同样观念判之，范仲淹写词也当无此中档气象，但家国情怀肯定有，且不会低于李白。

按传统评价，李白是诗仙不假，杜甫是杜圣亦不假。若用气象论二人，杜甫之气象总体应高于李白，因杜甫大部分诗是忧国忧民之作。至于后来词作家，苏辛们之总体气象(若以之论)肯定不输李白。由此我又得到，王氏气象论议词人之气象，也当肯定是一人一词之议，决不是以一首词定人。这“气象”之论词是王先生开始之议，之后再议是何，再往下读。这个人非之议，当无损大师之尚。

由此观之，本人对气象论并非吃透，只是姑枉之议。因见气象论词的断文好象只有此一段，故我视之为初始试议(但上了书又当是定论)。我又看其后有大量用“境界”论论词的论断，那境界与气象当是何等关系，就用心往下读去体会吧！但气象论的确开创了对词之评议的新途，打破了传统僵化评价体系，应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