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冲突论”到现实战争的逻辑投射—— 亨廷顿思想及当代影响（下）

禅如

四、“亨廷顿的魅影”：其思想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持续影响

亨廷顿的思想远非书斋里的学术空谈。有研究明确指出，亨廷顿冷战后的著作应被理解为他为重新定义美国国家身份所做的努力，这一努力后来深刻影响了小布什和特朗普两届政府。有学者甚至称亨廷顿为“冷战结束以来为美国外交政策与战略设计的‘策士’”，其“文明冲突论”的核心目的在于为美国寻找新假想敌、巩固西方统一战线及重塑全球新战略。

4.1 “界定敌人以认识自我”：从小布什到特朗普

亨廷顿的核心建议可概括为“通过定义敌人来定义自己”——这一逻辑在“9·11”事件后主宰了美国政治生活。小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时，将“文明冲突”的话语嵌入全球反恐叙事，将“恐怖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质上强化了西方与伊斯兰世界的二元对立。有学者专门探讨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反恐战争。尽管“文明冲突论”从未被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正式采纳为官方理论，但它提供的认知框架——即用“文明”单位来理解世界政治——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思维方式。

特朗普政策思想则更直接地体现了亨廷顿思想的政治效应。研究表明，亨廷顿对美国失去国家身份的担忧——“在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和大规模移民的压力下，凝聚性的美国认同正在被侵蚀”——以及对解决方案的构想，几乎预言了特朗普政治成功的核心逻辑。特朗普关于移民、边境安全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言辞，与亨廷顿关于碎片化和认同丧失的警告如出一辙，而他的“美国优先”主义则体现了一种以“内部人与外部人”严格区分为基础的世界观。

4.2 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亨廷顿回响

亨廷顿思想的魅影在2025年达到了一个新的可见高度。2025年12月发布的最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甚至将欧洲描绘为身处“文明被抹杀”的危险边缘，渲染一种迫近的“文明危亡”感。报告强调：“欧洲的经济衰退，同它的文明被抹杀这一真实而严峻的前景比起来，倒不算什么了。”这种措辞在思想上延续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基本逻辑：通过不断追问“我们是谁”，重新界定敌我边界，试图以文明认同整合分散的政治力量。

与此同时，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025年西方情人节当天公开批评欧洲盟友：“我最担心的欧洲的威胁，不是俄国，不是中国，也不是任何其他外部势力。我担心的是内部威胁。欧洲正背离一些最基础的、本与美国共享的价值观。”万斯之言“不过是重述了过去几十年美国保守派的一贯表达，而且话里话外都带着隐隐的历史回音”，而这历史回音正是亨廷顿的魅影。万斯不断提醒欧洲，“多极化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术语，掩饰了‘文明间的冲突’”。

4.3 “文明冲突”话语的战略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文明冲突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并非体现为具体的政策条文，而是以一种更深层的方式发挥作用——它提供了一套话语资源和认知框架，使决策者能够将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转化为“我们vs他们”的文明叙事。这种话语转换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它能够绕过繁琐的利益权衡和技术分析，直接诉诸选民的情感认同和文化归属感，从而为强硬的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支撑。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文明冲突论”的解释力虽然有限，但亨廷顿的论断却解释了“为什么美西方主导的全球军事联盟，如北约、五眼联盟……对乌克兰、中东和阿富汗的武力干预，还有对中国的打压遏制，都是美国地缘政治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换言之，“文明冲突”的话语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干预和战略竞争提供了一个简洁而有力的意识形态包装。

五、美以伊战争：“文明冲突论”的现实检验

5.1 冲突概述

2025年6月，以色列以“伊朗突破60%铀浓缩技术”为由发动大规模空袭。2026年2月28日，美以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身亡。此后冲突进入多维度对抗阶段，涵盖军事行动、经济战以及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缘政治施压。2026年4月8日，美伊达成临时停火协议。4月12日，伊朗与美国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第三轮谈判宣告结束。尽管双方专家团队出席并再次交换了文本，但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海外资产解冻、铀浓缩等核心议题上分歧尖锐，万斯说，经过21小时谈判后，双方没有达成共识，美方已向伊方明确说明自身“红线”，但对方“选择不接受美方条件”。他说，美方核心诉求是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美国参议院于2026年5月19日以50∶47推进一项法案，要求特朗普对伊朗动武‌必须事先获国会批准‌——这是首次跨党派（4名共和党倒戈）突破程序障碍，该法案仍需众议院通过并可能遭总统否决，‌尚未生效‌，但至少对结束战争带来利好。

5.2 冲突中的“文明冲突”表征与修辞

从表面上看，这场冲突为亨廷顿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伊朗方面，哈梅内伊遇害次日，什叶派大阿图拉发布“法特瓦”，宣布对美国与以色列发起圣战；美国方面，特朗普则在多名基督教福音派牧师的祈祷下发动战争。正如有论者所观察的：“你可以奉阿拉真主之名号召穆斯林打圣战，我也可以因耶和华上帝之名开战，这场军事冲突蒙上了宗教战争色彩。”特朗普更曾脱口而出伊朗人是“动物”，轰炸他们的桥梁或发电厂“并不算违反国际法”，随后又在社交媒体上加码威胁“今晚，整个文明将消亡，且将永无复返之日”。

然而，这些言辞本身恰恰印证了亨廷顿思想的深层功能——“文明冲突”的话语已成为一种可以被战略性地调用和强化的政治修辞。当特朗普刚发出“一个文明今夜会死去”的极端威胁，数小时后却又宣布与伊朗达成停火，这种戏剧性反转说明：“文明”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极限施压的外交工具，而非驱动决策的真正逻辑。

5.3 中伊关系与“儒家-伊斯兰联盟”命题

亨廷顿所担忧的“儒家-伊斯兰联盟”在此次冲突中呈现出复杂的面貌。冲突期间，伊朗被曝出向中国采购歼-10C战机、红旗-9B防空系统和CM-302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伊朗外长阿拉奇公开表示中国与俄罗斯正与伊朗维持“军事合作”。然而深入分析即可发现，中伊合作更多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互需而非文明认同的共鸣。中国是一个以无神论和实用理性为主导的国家，与伊朗伊斯兰政权的神权体制在价值观上存在根本差异。中国学者早已指出，中国式无神论、实用理性及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的利益驱动，与中国同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不同选择和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构成了双方结成“反西方联盟”的障碍。中伊合作的逻辑与其说是“儒家-伊斯兰联盟”，不如说是“被西方边缘化的力量之间的战略重组”。从当前局势看，中国并未在此次美伊冲突中明确选边站，也没有直接介入美伊战局的打算，中国的策略显得相当巧妙：通过战略合作伙伴巴基斯坦作为中间人介入斡旋。这一选择并非源于中国不爱和平或惧怕引火上身，而是因为巴基斯坦在此角色上更具适配性。

六、结语：超越“文明冲突”的思维定式

亨廷顿的学术生涯跨越半个多世纪，他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冷战终结后全球政治可能发生的范式转移，并勇敢地提出了一个至今仍被争论的分析框架。然而，“文明冲突论”既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不是全然的谬误。它是对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一种特定解读，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立场预设。

亨廷顿思想最为深远的遗产，或许不在于他对文明关系的“诊断”有多准确，而在于他揭示了文化认同如何被政治力量战略性地调用和建构——而美国政治精英正是通过调用这套话语，将复杂的全球地缘博弈转化为一场“西方文明存亡”的圣战叙事。在这个意义上，“文明冲突论”的真正指导意义或许不在于它预言了什么，而在于它让世界看清了：当战争被包装成“文明之战”，真正的牺牲品往往不是文明，而是那些被困在断层线上的普通人。

亨廷顿生前曾引用小说家迪布丁的话：“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句话揭示了“文明冲突论”最深层的悖论：它既是一种对现实的描述，也可能是一种对现实的建构。在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普世价值与文化认同相互交织的当代世界，如何超越“文明冲突”的思维定式，在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下寻求共存与对话之道，仍然是摆在所有人类文明面前的重大课题。而这，也许正是亨廷顿留给后世最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