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明冲突论”到现实战争的逻辑投射—— 亨廷顿思想及当代影响（上）

禅如

序言：

6、7岁时，家长问我将来要做什么？我回答说要做外交官、当联合国主席，长大后才知道联合国也没主席，头叫秘书长（Secretary General,SG），英文缩写SG，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人了解，联合国秘书长常常被叫做“替罪羊”(Scapegoat,SG)，夹在大国之间，并没多大权利。不过外交官的梦想还是持续到而立之年，当时应该算体系内最年轻的一把手了，又突发奇想要考北大的国际关系博士，当时北大的朱锋教授挺有名气（现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就托关系攒个饭局约教授聊聊，记得当时作陪帮撑场面的还有中建副局长，后来调中交集团的王彤宙。此后又和朱教授单独深谈了一次，他的建议是要考虑好，若要放弃当前，考他的专业熬几年毕业分配，也未必有我现在的职位好，推荐了一本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编著的《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专业课按此书备考，再然后就是各种工作上的忙碌，放弃了。铺垫这些的意思，就是想表明为何我写这类文章的缘由。

摘要：

塞缪尔·亨廷顿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其“文明冲突论”自1993年提出以来，始终是国际关系领域最具争议的理论范式。通过梳理亨廷顿的生平与核心思想，考察其理论如何深刻影响冷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进一步研究表明，亨廷顿的思想并非纯粹的学术预言，而是一种为西方内部危机开出的“诊断书”——通过树立外部“他者”来重塑内部认同，通过制造“敌我对立叙事”来缓解西方社会内部的结构性矛盾。2025—2026年美以伊战争为这一框架提供了新的经验注脚，而2025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及特朗普、万斯等人的政策言辞，更直接印证了“亨廷顿的魅影”如何持续盘旋于美国政治的上空。“文明冲突论”真正的现实意义，不在于它对冲突根源作出了正确诊断，而在于它揭示了文化认同如何被政治力量战略性地调用和建构——而这种调用本身，可能正在催生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一、引言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一场波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战争正式拉开帷幕。战争爆发后，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出骇人警告：“一个文明今夜会死去，永无复兴之日。”伊朗方面则以发布“法特瓦”、号召全球穆斯林对美以发起圣战作为回应。战火之中，双方不约而同地将语言推向宗教与文明的高度。

这一幕将一个诞生于冷战结束之初的理论命题重新推至前台——1993年，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预言后冷战时代的冲突主线将由意识形态转向文明差异。三十余年过去，当人们目睹“两个上帝之间的战争”在中东燃烧，不禁追问：亨廷顿说的应验？

二、亨廷顿生平与学术轨迹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于1927年出生于纽约，16岁考入耶鲁大学，23岁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在哈佛政治学系执教长达58年，2008年12月24日，亨廷顿去世，享年81岁。哈佛荣誉教授罗索夫斯基评价道：“亨廷顿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全世界的人都在争论他提出的观点，我认为他是过去5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

亨廷顿的学术生涯以敏锐洞察力和挑战主流认知著称。1957年，首部专著《士兵与国家》虽引发争议，但后被公认为美国军民关系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1968年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提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的著名命题，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问题作出了深刻分析。1991年出版的《第三波》系统梳理了1974年以来全球民主化浪潮。

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后扩展为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被翻译成39种文字，成为国际关系领域被引用最广也最具争议的著作之一。2004年，亨廷顿出版《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将文明分析的视角转向美国国内，担忧大量外来移民正在侵蚀以英国新教徒价值观为核心的美国传统认同（此观点直接影响着现今特朗普总统对待移民的政策）。

三、亨廷顿的思想体系：以“文明冲突论”为核心

3.1 核心论点与“儒家-伊斯兰联盟论”

“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要义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冲突根源从意识形态转向文化差异。亨廷顿断言：“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其二，世界被划分为七到八种主要文明，文明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冲突的主要爆发地带。其三，他关心的是西方文明如何应对其他文明的挑战。

在这一框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命题莫过于他对儒家文明（实际指中国）与伊斯兰文明可能联合对抗西方的预警。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反复强调，“特别担心的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在他看来，儒家文明在工业实力和军事装备方面具有优势，伊斯兰文明则在石油储量和地缘接近性方面构成对西方的重要威胁，两者基于对西方政治和文化主导地位的共同不满，有理由形成联盟以平衡西方的影响力。

3.2 深层逻辑：为西方内部危机开出的“诊断书”

然而，仅从“文明冲突”的表象来理解亨廷顿是远远不够的。有学者敏锐指出，“文明冲突”的话语本质上是一种“区分敌我”的政治逻辑，其深层目的是为了转移和掩盖西方内部日益激化的文化冲突与国际矛盾，并试图通过树立外部“他者”来重塑内部认同。亨廷顿面临的是冷战之后美国道路的选择：究竟是采取“普世文明”战略，还是立足于盎格鲁新教传统而推动西方文明进步。

亨廷顿既担忧西方内部主体性丧失，又焦虑西方霸权优势地位不保。这种双重思维具有深刻的联动性：一方面，美国及西方内部的认同危机，促使其借“文明冲突论”制造“敌我对立叙事”，试图通过树立外敌来重塑内部团结；另一方面，西方阵营的实力衰退，迫使其基于“文明理由”收窄范围、保存实力，并挑动非西方国家相互冲突以实现分而治之。

这种深层逻辑揭示了亨廷顿思想中一个经常被忽略的维度：“文明冲突论”不仅是一种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更是一套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整合的话语策略。他告诫美国政界：如果继续推崇“普世文明”的意识形态输出，不仅无法征服非西方文明，反而会加速西方自身的瓦解。因此，西方应当放弃普世主义野心，退守自身文明边界，以“文明共同体”的形式应对挑战。这一思路，恰恰为后来“美国优先”式的战略收缩提供了理论合法性。（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