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嘉陵：北京的潮湿里

五哥放羊

北京的潮湿里 文/ 刘嘉陵 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和单位的另一个同事来到北京，为一次会议做筹备工作。我们的刊物遇到了麻烦，大家挖空心思，终于想出个我们自己觉得不坏的主意：请北京有关行业的专家开个评刊会，借机把从前的大好形势再弄回来。 星期天，北京下起了毛毛细雨，那个同事到朋友家赴宴去了，我闷在马甸桥的辽宁饭店客房里，瞥着正在吸尘的服务员小姐的丰乳肥臀，想不出该干些啥。客房的电话铃模拟着蛐蛐儿的叫声非常可人，但都与我无关，全是找那位同事的，几十年前他曾在北京读戏剧专科，还登过几天舞台。 不停响起的蛐蛐儿叫声撩拨了我，我从包里翻出一本通讯录，开始跟在北京的同学和朋友联系。陈松带着排球队到京郊训练去了，刘晓锋还没有从日本回来，谢涛和刘友宾正分别在西安和南京组稿，好几个女同学都在家里奶孩子呢。这个阴雨淅沥的日子让人没着没落。 忽然我的呼吸急促起来，为啥不去看看栗呢？我恍惚记得，曾经有本学术刊物登过栗的评君特•格拉斯的文章，文末括号里用仿宋体排出了作者的工作单位：北京外国语学院。 我对着洗手间的镜子把自己弄得人五人六，大步流星上了路，乘公共汽车向外院方向进发。 我和梦一直没要孩子，为了尊重梦不想当娘的独立性，我也放弃了当爹的权利。我习惯了这样无牵无挂的生活，没人喊爸的日子逍遥自在。但我们的日子也并未因为非世俗化而变得多么有诗意。到北京的头天晚上，我给家里打电话，没有人接。估摸着，梦准挎着BP机和朋友喝酒，唱卡拉OK去了。我倒挺高兴她能这样拿得起我，也放得下我。第二天晚上我又打电话，这回她懒洋洋地接了电话，我们的对话简短低沉，谁都不超过仨字。我说怎么样？她就说还那样。我说我挺好，她就说她也是。 我到外国语学院了。树木绿油油的，柏油小道上跳跃着亮晶晶的雨滴，我的皮鞋和裤脚都湿了。我打着从沈阳带来的黑色布伞，从一个系走到另一个系，一路问下去。那些京腔老人和南腔北调的年轻人全都摇着头，他们从未听说过还有一个名叫栗的女教师。 最后我按照一位退休老人的指点，来到校园院外的一幢公寓，和收发室老头聊起来。老爷子一口一个“您”，还客客气气请我进了屋。我和他说了半天来龙去脉，就像在说一个绕口令。老爷子费劲巴力听了半天，最后说，东北人啊？会不会是那个个儿挺高的杨未名？他走到走廊上，问着远处的什么人，一个画外音答道：杨未名啊？她个儿可不算高，穿高跟鞋也就是一米六三六四。是个京腔老妇的声音。老爷子又问：她是不是东北人吧？画外音答：哟！这我说不好，她的口音好像没什么东北味儿。收发室老爷子回过头对我笑一笑，就像在劝自己眼光过高的儿子：按说女同志有个一米六三六四的，也不算矮啦。我谢过他，支起雨伞，把自个儿又弄进北京的潮湿里。 我又找了三四幢宿舍楼，栗还是没有下落。一下午一再重复着同一种问询，早知如此不如像倒车令那样，把问句录制下来，一遍一遍向人们播放。从一幢灰楼上往下走时我已打算鸣金收兵，可恰在此时，水房对门的一间西厢房里走出一高个儿女人，梳着短发，衣着随便，模样介于美丑之间，岁数介于中青之间。我想，我再费次口舌吧，最后一次！我把那个见鬼的问询又使了一次，她目光如锥地打量着我，问：您是......我说，我是她的沈阳老乡，我姓刘......她转着眼珠，冷不丁“哦”了一声，推开她的房门道，进屋说吧。 我有些发懵，她说她就是栗，她也想起我是谁了。声音异常平静，仿佛我们每天都在同一个水房刷洗碗筷，低头不见抬头见一样。更让我发懵的是，眼前这个女学者和当年栗留给我的模糊印象并不吻合。 房间里一片混乱，到处散放着书籍，磁带，打字机和锅碗瓢盆，房间右侧的天花板下有两条非常结实的金属横杠，高高悬挂着一排排厚呢外套，里三层外三层的足有二十多件，就像一队整装待发的兵士。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可以推测呢子外套的主人不只她一个，但还没来得及彻底切断与此室的关系。 我想从速逃离，她却尽起老乡的义务，要为我用电热杯烧一杯牛奶。我忙说别客气别客气，她笑道：这话应当由我来说。她穿着一条藕合色长裙，领口是莲花形的，开得很低，因此她不时要往上提一提领口。我宁愿把那认作她的睡袍。 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鼻子底下长着嘴呢。你好像不叫栗了? 三年前就改了名字。 你有篇文章前年被我读到了，这才有了你的线索。 什么文章? 就是研究君特•格拉斯的。 我没写过他呀，我不喜欢这个德国男人。 　　我倒真希望栗是个记仇的女人，夹枪带棒地跟我翻翻旧账，之后拉开房门向走廊歪歪脑袋，把我“请”出去。可她没这样，很有兴致地问了我许多沈阳市的发展变化，南运河，带状公园，商业城大火，国际秧歌节等等。在这个细雨霏微的下午，这个女人准和我一样孤寂，都巴不得有个人一块儿说说废话。 你丈夫? 咱们不提他。 你母亲? 她还好，就是有点高血压。你在《XX月刊》上班？ 是啊。 你们的发行量怎么样? 一万三四。 天哪，才一万三四？(我还多说了一万呢。) 那你们看病怎么报销? 一年给六百块。 这么点钱？要是得了大病怎么办？ 我们那儿没人得大病。(你才得大病呐。) 和她对话十分累人，我仿佛又回到1984年盛夏那个相亲的黄昏，我呆头呆脑，呵欠不断，她谈起德国古典文学色舞眉飞，滔滔不绝。 临走时，栗在宿舍楼门口和我握了握手，说，你来北京一次，我应当请你吃饭。我又说起了那句文不对题的话：别客气别客气。——还有更糟的呢，我把再见说成了你好。 重新走进北京的潮湿里，我的心情一下子美妙起来。我在街上胡乱吃了碗面条，又乘公共汽车去了颐和园。黑云低垂，雨下得有些大了，偶尔还滚过几阵雷声。颐和园里几乎没什么游人，佛香阁和谐趣园那些抢着取景照像的人们早都倦鸟归林。我打着伞，哼着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向昆明湖边走去。我上衣的下半部和后背处都湿了，脚趾头之间的地方也不再干燥，皮鞋咕叽咕叽发着古怪的声音。我真想把鞋袜都统统抛掉，光着大脚丫子噼啪噼啪走下去。 昆明湖边有一张花伞在舞动，红绿黄蓝色块都像掺了荧光粉一样醒目。风很大，那玩意儿总像要撇下主人自己去空中飞舞，鼓鼓胀胀的像一张降落伞。伞下面是一对父子，男孩五六岁，父亲四十出头。他们远远地看看我，都友好地笑了一下。只有面对雨雪雷电时，人们才会对自己的同类这样友善。我也还之以微笑，之后倚在栏杆上远眺着玉带桥。 那位父亲始终蹲着，两只手在一只红色皮兜里忙着什么，他的儿子高高擎着花伞，身穿蓝色牛仔背带短裤，白色高腰长袜，上身是一件黄色的圆领半袖衫。虎头虎脑的，用北京妇女的话讲，怪招人“疼”。 男孩说，爸爸，再叠一只。 他爸爸便说，好的好的。 过会儿男孩又说，爸爸，再叠一只。 他爸爸还是那句话：好的好的。 他穿着米色半袖衬衫和灰裤子，衬衫下摆塞进了裤腰。棕色皮鞋很光鲜，里面是亮崭崭的白袜子。这个爸爸早上领儿子出来时一定像个绅士似的，干净规整一丝不苟。可是现在，他只顾着应付儿子的要求啦，头发披散在额前，衬衫后摆也从裤腰里撅了出来。 父子俩一直在说着什么，但风声雨声使我的听力打了折扣。 幼儿园...... 晚饭...... 创可贴...... 你妈说什么...... 我就一个人在大屋子睡...... 老师叫醒我说，童浩冲，起来撒尿吧...... 昆明湖上黑沉沉的，四下里一片雨打树叶的沙沙声。 又一声闷雷响过后，我在栏杆旁直起了身子。那位父亲也喘着长气站起来，对男孩说，儿子，快让它们下水吧，差十分五点啦。男孩撒着娇仍嫌船只太少。父亲在皮兜里叨叨咕咕数来数去，抬头笑道，还少哇？三十多只了，足足有一个联合舰队了小坏蛋哪！ 男孩说，那好吧，就原谅你这一回，但是你到时候得给我要点饮料。父亲点点头。男孩觉得不踏实，又说，我喝饮料你能说我不？父亲摇摇头。男孩说，真的?父亲又点点头，眼睛里有好多好多内容。 男孩噢噢欢呼着，从红色皮兜里掏出一只又一只白色的纸船，隔着栏杆向湖面抛去，小屁股圆溜溜。 这时候已由父亲撑伞了。风向很不确定，有些小船在空中又被刮回岸上。父亲一手打伞，一手拣着岸边的纸船，再重新送它们启航。湖面上，几十只小纸船艰难地漂泊，男孩子拍着手，奶声奶气地持续欢呼。爷儿俩头上身上湿得差不多了，风掌控那只花伞把两个人拽过来又拽过去，湿淋淋的衣服以各种方式凸现着一对落汤鸡的形体。 联合舰队乘风远航，父子俩一动不动目送着它们。后来父亲重新蹲下来，对男孩说：儿子，跟爸爸拥抱一下。男孩做了。父亲又说：亲爸爸一下。这儿，这儿，还有这儿。男孩子依次做了，严肃得像个即将奔赴战场的男子汉。 沙沙的雨声中，我听见那个大男人用一种应当称作“哽咽”的声音说道：好儿子......爸爸领你......到香格里拉饭店......（节选自刘嘉陵中篇小说《1984年8月5日黄昏》，原载于《小说家》199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