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公渊传（九）

孙老师

——身世浮沉雨打萍

九 牛棚六年

一九六六年五月，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兰州铁路局闹的最凶，工人造反派带着红袖标到处造反，工务大修队乱作一团，孙公己经预感到大事不好又要遭䄃。果然半年之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全路局展开。孙公是第一批被群众专政起来关进“牛棚”的人。就是因为他既是旧政府的党员，又参加过“中央国安”组织，是双料的“残渣余孽”。不管有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整的就是你。

孙公名渊，“渊”字与“冤”同音，仿佛这个字里就带着他一生的命数。

什么叫“牛棚”？就是临时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没有人知道这个词是谁发明的，可在那个年代，人人都在用。造反派先是把大幅标语贴满院墙，他的名字写在上面还被划上红X，被戴上白纸糊成的高帽子，挂上了大牌子，上台时以“喷气式”姿势押往，站在大会台上被公开批斗。台下的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动屋瓦，台上的他弓着腰低着头，看不清台下任何一个人的脸。——那些平日里叫他“孙工”的人换了嘴脸，此刻正举着红宝书喊“打倒”。批斗完之后，他和几个“当权派领导”不许回家，还要被拉到别处去开批斗会，让更多的人看到。关牛棚其实与关监狱里没有区别，可能还更严厉些。

从那天起，他失去了自由，住进牛棚，每天一起床就被人喝斥着给领袖早请示喊万岁，唱“牛鬼蛇神”歌……各种羞辱。他住的是冬冷夏热的帆布帐篷，干最苦最累最脏的活，装卸货车，抬石碴，搬铁轨，拌灰浆，搞基建，什么活都干过。吃饭就是工地上的大锅饭，没有油腥的水煮菜，民工都嫌弃。自己洗衣服缝补衣服，洗澡就不要想了，几个月半年都没有一次，只能下工后接盆冷水擦擦身体。他一个学土木工程的大学生，一个做过工程师、主任工程师的人，如今扛着铁镐抬着大筐在工地上辛苦干活，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浸透了那件早就看不出颜色的大背心。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结成了茧，茧又磨破了，反反复复。可他咬牙忍着，一声不吭。

牛棚经常搬家换地方，沿线跑从兰州到天水又到景泰，从武威南到兰州红山根二号洞沿线，不断改变地点，住处有时是帐篷，也有牛圈马圈，甚至是地窝子，他们像一只只被驱赶的牲畜，被专政队的武裝民兵从一个地方被赶到另一个地方。

工资被克扣了。他本人只能领二十块钱，家里每人十五块。五个孩子，加上康姨的工资，生活过得去，可精神上的压力却象大山一样沉重！一家人就这样一天一天地捱着，像熬油一样，一点一点地熬。

运动在继续，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这种囚徒生活不知哪天是个头。当时的国家主席都逃不过去磨难，他一个普通人又能怎样？就这样，孙公被群众专政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1年㡳，整整六年时间里。

孙公在接受“专政”的同时，康姨也从原会计岗位下放遣送到武南工程队洗衣房洗工作服，被强碱水泡的双手脱皮红肿。

四个上中学的孩子，被带上黑五类标签，先后被送去“上山下乡”。去到玉门农村的昌马公社、河西生产建设兵团、红古农场……接受“再教育”。家里只有最小的孩子亚㨗还在小学，一个人艰难度日。一家人被拆散到七八个地方，天各一方，彼此之间靠着一种信念在维持。那种骨肉分离的痛苦，比任何肉体上的折磨都要深，都要重。

我们在这里必须公正地说一句：孙公究竟有什么罪？他在解放以前的历史上，没有做过任何一件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他年轻时那个所谓的“失误”——集体加入什么党派，参加旧政府国安组织——不过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流亡学生在战乱年代，为了活下去而做出的被动选择。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违背公俗常理的事情。可就是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失”，却要他付出一生的代价来偿还。在“牛棚”里被关押了整整六年，受尽了人格上的凌辱，无数次被批斗，被挂黑牌，被戴高帽，被罚跪，被打骂。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的悲剧！把一个并无罪过的人硬生生打成“历史反革命”，把一个学有专长的技术骨干关进“牛棚”，把一个对国家对铁路建设有过实实在在贡献的知识分子踩在脚下，社会的公理何在？历史的良心何在？

一九七一年，领䄂之间闹矛盾，墜机事件发生了。“九一三”之后，政治风向开始有了微妙的变化。“群众专政”的力度似乎松了一些，监管的军代表民兵头头换了一茬又一茬。终于在一九七一年底，孙公被解除了“专政”，可以回家了。

当他推开家门的那一刻，十来岁的小女儿一个人正在屋里做饭。她从面盆后面抬起头来，看见门口站着一个黑瘦的干瘪老人，头发灰白，衣服破旧，脚上的帆布鞋脏了。两人对视了几秒钟，女儿没有说话，抱着爸爸，眼泪却止不住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