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烈士的足迹

每文

　　四月的南方，早已褪去早春的微凉，在暖阳普照下尽显繁花烂漫、绿意盎然的盛春景致，宁德市中共党史和地方志学会在会长陈其春的率领下，一行五人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踏上了前往陕西延安和山西忻州的红色寻访之旅。4 月 12 日上午 10 时，我们搭乘厦门航空 MF8269 客机，在跑道上缓缓滑行后腾空而起，机身冲破层层云层，越过层峦叠嶂的青山，跨过奔流不息的江河，一路向北，飞向那座在共和国历史上熠熠生辉、承载着无数革命记忆与信仰力量的圣地 —— 延安。

一、千里追光，奔赴革命圣地

九十年前，从东海之滨、闽东宁德蕉城这片红色热土走出的青年黄家祥，在繁华的上海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出身富商之家的他，本有两条铺满鲜花的人生坦途，无需历经风雨磨难，便可安稳度世。一条是子承父业，接手父亲在沪上苦心经营多年的 “黄蚬记” 商行，这家主营布匹、纸张贸易的商行，在上海商界早已站稳脚跟，接手之后便能坐拥富足安稳的生活，衣食无忧、前程顺遂；另一条则是凭借上海法学院法律专业的本科文凭，依托扎实的专业学识与良好的家世背景，在人才济济的上海律政行业崭露头角、深耕发展，轻松收获令人艳羡的名利与体面生活。

可这份旁人求之不得的安逸与富足，终究抵不过黄家祥心中熊熊燃烧、从未熄灭的爱国热忱。1931 年 “九一八” 事变爆发，东北三省彻底沦陷，日寇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肆无忌惮地展开侵略与掠夺，山河破碎的民族悲剧就此拉开序幕。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的烽火瞬间燃遍华夏每一寸土地，中华民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危机。

彼时的黄家祥，早已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与革命信仰的感召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他亲眼目睹山河沦陷、同胞受难，心中满是悲愤与焦灼，他绝不肯做亡国奴，更不愿在危局四起、风雨飘摇的上海苟且偷安。当从地下党组织处得知，延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的核心阵地，是无数爱国青年心中的光明沃土，是真正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浴血奋斗的革命圣地时，他没有丝毫犹豫，毅然返乡，与妻儿道别、与父亲拜别、与兄弟叩别，舍小家顾大家，斩断所有安逸退路，下定决心奔赴延安，投身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将青春、热血乃至生命，全部奉献给挽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以一己之力为家国撑起希望的天空。

1937 年 7 月中旬，黄家祥与来自上海其它高校的十多位学生，在上海法租界秘密集合，由地下党同志带队，正式踏上奔赴延安的征途。彼时的上海，虹口、杨树浦遍布日本兵，汉奸特务横行，白天根本不敢暴露行踪。大家扮成小商贩、逃难乡民，身着旧布衫、脚穿草鞋，将进步书籍、学生证和组织介绍信仔细缝在衣服夹层、被单里，严防特务搜捕。

众人从曹家渡登上小船，沿苏州河一路北上，途经苏州、无锡、常州。这条路线，是地下党为他们精心规划的 “生命通道”。他们不敢走大路，不敢白天行进，全程昼伏夜出。白天躲在乡下破庙、草堆、空屋之中，不敢出声、不敢冒烟；夜里摸黑赶路，田埂、小路、河堤皆为征途，全靠双脚和一身韧劲前行。实在走不动时，大家就相互搀扶、彼此拖拽，绝不落下一个同伴。他们深知，这不仅仅是一段赶路的征程，更是一场与命运、与侵略者的顽强抗争。就这样风餐露宿、日夜兼程，历经十三四天，他们终于抵达了武汉。

1937 年 7 月下旬的武汉，虽未沦陷，但局势已然紧张压抑。此时，中共在武汉尚未设立公开的八路军办事处，只有隐蔽在街巷深处的地下交通站，对外以普通商号或民居作掩护，严密防范国民党特务的监视与破坏。黄家祥与同学们牢记党组织叮嘱，行事格外谨慎低调，绝不轻易与陌生人接触、暴露自身身份。

他们按照组织给定的暗号，在汉口旧法租界江汉关附近的小弄堂里，找到挂着杂货铺幌子的秘密交通站。敲门三下、稍作停顿、再敲两下，说出 “找湖北的亲戚” 的暗号，对上后才得以进入。狭小的房间里，早已挤着二三十名来自上海、南京、浙江的青年学生。交通站的两位湖北籍同志，对外以夫妻开店为掩护，为他们逐一登记姓名、学校、年龄、介绍人等信息，发放商人、小学教员、难民等假身份凭证与前往西安的边区通行证，还手把手教他们应对国民党关卡盘问的技巧。

在武汉这些知识青年三十余人编成小队，明确队长、副队长职责，统一规划北上路线：武汉→郑州→西安→延安。休整结束后，小队从武汉搭乘平汉线火车前往郑州，再转陇海线奔赴西安。火车上盘查极为严苛，国民党宪兵、特务来回搜查，见到学生模样的人便反复盘问。众人佯装互不相识，或靠窗边、或挤角落，面对盘问统一以 “去西安投亲、找活干、做买卖”“结伴逃难更安全” 应答。一路提心吊胆，饿了啃干馍，渴了喝生水，夜里轮流放哨、不敢入眠，历经四五天颠簸，终于抵达西安七贤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在西安又等候几天，组成了六十余人的两个大队，编队北上延安。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路程，全靠双脚徒步、翻山越岭，无车马可乘。沿途国民党设置数十道关卡、炮楼，专门阻拦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众人依旧昼伏夜出，白天藏身山沟、树林、窑洞，夜里艰难赶路。山路崎岖陡峭，不少人崴脚、中暑、腹泻，大家便轮流搀扶、背负；所带药品匮乏，就采摘草药嚼碎外敷；粮食短缺，就用衣物、钢笔向老乡换取食物，挖野菜、摘野果充饥；夜里寒意侵袭，便挤在一起取暖；遭遇雨天无处躲避，就冒雨前行、浑身湿透。每一道关卡都是生死考验，遇到关卡，大家便巧妙掩护、分散突围，再按约定地点汇合。

历经近一个月的艰难跋涉，1937 年 8 月底，他们终于抵达延安。远远望见宝塔山巍峨耸立、延河水缓缓流淌，一路的艰辛、惊险、委屈尽数涌上心头，所有人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 这段跨越千里的追光之路，终于抵达了心中的信仰彼岸。

　　我们的飞机于 12:45 抵达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经富平辗转后，于晚上 8:38 搭乘动车抵达延安。四月的延安，晚风带着西北特有的干爽清凉，裹挟着黄土高原独有的厚重历史气息。乘车前往下榻酒店途中，目之所及，夜色下的延安城，现代繁华与红色底蕴相得益彰，沿街一个个耳熟能详的革命旧址名称，将记忆深处关于延安圣地的革命故事与传奇过往一一唤醒，远处宝塔山的轮廓隐约可见，巍峨庄重，仿佛在无声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诉说着无数革命先辈的热血坚守与无悔奉献，红色基因早已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

二、圣地寻踪，抗大淬炼初心

     4月13日上午，中共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胡建满主任和马秦飞科长早早来到宾馆，对我们的到来表达诚挚的欢迎。随后在马科长陪同下，我们怀揣虔诚与敬畏之心，于上午九点准时抵达凤凰山下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博物馆。馆舍庄严肃穆，外墙镌刻着抗大校训与校歌，笔力苍劲、气势恢宏。一踏入馆内，厚重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仿佛瞬间穿越时空，回到那个烽火连天、热血沸腾的抗战年代。

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破旧的革命文物、一段段珍贵详实的文字史料、一幅幅还原历史的场景画卷静静陈列，无声讲述着抗大跨越时空的光辉岁月。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解，缓缓铺展开抗大艰苦紧张却卓有成效的学习生活画卷。抗战时期，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抗大没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没有崭新的课本教具，更没有舒适的住宿环境，黄土坡上的窑洞就是课堂，学员们的膝盖就是课桌，烧过的木炭就是笔墨，条件之艰苦超乎想象。

为解决校舍、温饱等难题，抗大学员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纺线织布、开荒种地、挑水砍柴，一边刻苦学习理论知识，一边积极参与生产劳动，一边时刻保持警惕，应对敌人的突然袭扰，真正做到了 “边学习、边生产、边战斗”。抗大教学紧密贴合抗战实际，绝不空谈理论，课程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方针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也包含军事战略战术、游击战法、战场救护，更有群众工作、民运宣传、敌后工作等实用内容。授课教员大多拥有丰富的革命与战斗经验，讲解深入浅出、结合实战，学员们如饥似渴、潜心学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课堂上，大家认真听讲、仔细记录、积极讨论；课后，刻苦钻研、反复实践、交流心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铸就了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的伟大抗大精神，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奔赴抗日战场、扎根革命一线的优秀干部，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我们向陪同参观的抗日军政大学博物馆赵懿丹科长说明，此次寻访的核心是抗大第三期学员黄家祥，希望能查找其在册学习培训名单。赵科长随即带领我们走到一块电视触摸屏前，屏幕上收录着抗大主校 8 期的学员名单，她告知我们这份名单并不完整，仅记录了部分学员信息。我们揣着期待而又忐忑的心情，缓缓点开第三期学员名录，目不转睛地逐行扫过一个个名字，突然，“黄家祥” 三个字清晰跃然屏幕，兴奋、欣喜与欣慰瞬间涌上心头，大家不约而同地轻声欢呼，立刻拍照留影，能在延安抗大印证烈士曾经的学习生活足迹，让我们的寻访与努力终有回响，心中满是激动。

聆听讲解，凝视馆内每一件文物、每一张照片，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浮现出黄家祥抵达延安后的身影。作为从上海毅然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黄家祥很快适应了艰苦却充满希望的生活。没有舒适居所，他便和同学们一起拿起工具，在黄土坡上挖窑洞，即便双手磨出厚茧、满身尘土，也毫无怨言，很快合力挖出多孔窑洞作为校舍；睡简陋土炕、铺干枯野草、穿粗布军装、吃杂粮野菜，即便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也从未有过半句抱怨。学习上，出身富商家庭、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彻底放下过往的安逸生活，褪去书生稚气与娇气，以最虔诚刻苦的态度投入学习。

对比上海的优渥生活，抗大的学习生活满是艰辛：白天高强度上课、劳动、训练，忙得脚不沾地；夜晚在昏暗油灯下温习功课、整理笔记，灯光微弱却照亮前行之路；有时还要参与防空警戒、保卫边区，时刻面临战火威胁。但这段艰苦经历，让黄家祥实现了脱胎换骨的成长。在这里，他彻底褪去书生娇气，锤炼出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树立起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这里，他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与军事技能，从一名心怀爱国热忱的进步青年，成长为一名政治过硬、懂军事、懂政治、能吃苦、能战斗的抗日干部；在这里，他结识了五湖四海的革命战友，感受革命大家庭的温暖与团结，深刻领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救亡的初心与使命，坚定了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奋斗终身的决心，将个人命运与家国命运紧紧相连。

　　参观结束，我们缓缓走出抗大博物馆，站在 “中国抗日军政大学” 的大门外拍照留念，望着远处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脚踏这片孕育革命希望的黄土地，内心久久无法平静。从宁德蕉城到繁华上海，从舍弃优渥生活到踏上革命征途，1937 年 7 月，黄家祥与同窗们在地下党的带领下，昼伏夜出、历经艰险，跨越千里奔赴延安。这条救国之路，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饱含着赤诚的爱国之心与坚定的革命信仰，他是无数爱国青年追寻光明、献身救国、不负家国的生动缩影。

三、热血铸魂，谱写英雄壮歌

1937 年 8 月至 1938 年 4 月，延安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共培养学员 1272 人，毕业后学员主要分为三个方向：一是留校任教，二是奔赴抗日前线，三是分配至延安人民政府各部门。黄家祥毅然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被分配至晋察冀边区，成为一名光荣的八路军战士，奔赴抗日战场最前线。

4 月 14 日上午，我们从延安出发，中午在西安北转车，下午抵达山西忻州。中共忻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康艳飞和党史研究室马升富副主任早已在宾馆等候，次日上午，忻州市委赵宏伟常务副部长召集宣传部、党史办、档案馆、党校的同志，与我们开展座谈交流，并陪同参观忻州抗日战争纪念展览，让我们对这座素有 “晋北锁钥” 之称的城市，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忻州是拱卫太原、把控华北抗战局势的战略要地，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既是正面战场的核心防线，也是敌后抗战的重要堡垒。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 年 10 月爆发的忻口战役，成为华北战场规模最大、国共合作最为紧密的正面会战。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正面阻击日军，八路军三大主力深入敌后配合作战，雁门关伏击战切断日军补给线，夜袭阳明堡机场摧毁日军空中力量，此战歼灭日军两万余人，有效迟滞了日军南下攻势，郝梦龄等爱国将领壮烈殉国，谱写了国共联合抗日的壮丽篇章。

忻州更是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战的起点与核心根据地枢纽。1937 年 9 月，八路军总部进驻五台县南茹村，在此指挥了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阳明堡三大抗战初期经典胜仗，完成敌后抗日根据地战略部署。以五台为中心的区域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核心腹地，边区政府、边区银行均在此建立；忻州西部隶属于晋绥根据地，既是保卫延安的东部屏障，也是连接延安与华北各根据地的交通要道，两大根据地相互呼应，撑起晋北抗战大局。

抗战相持阶段，忻州军民坚守敌后抗战一线，定襄西河头地道战成为敌后游击战争的典范，各地红色交通线持续保障人员、物资与情报传递，大批抗日骨干扎根此地，长期牵制大量日伪军，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立下不朽功勋。

      黄家祥与抗大三期学员从延安出发，经秘密交通线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在这里践行保家卫国、奋勇杀敌的初心与誓言。1938 年冬，黄家祥从延安抗大第三期毕业，奉命东进敌后，被分配至晋察冀军区第二军分区，在五台山周边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他虽高度近视、行动不便，仍坚持随部队在五台、繁峙、代县一带转战，随身佩带手榴弹，时刻准备与敌人血战到底。

      1939 年，日军对晋察冀二分区发起频繁 “扫荡”，推行残酷的 “三光政策”。晋察冀二分区下属四个大队整编成四团和十九团，黄家祥被分配到四团，所属部深入山区，深入山区，开展反 “扫荡” 斗争，参与根据地保卫、群众动员和战地服务工作。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他坚守岗位、辗转游击，在实战中经受磨砺，逐步成长为一名成熟的革命干部。

1940 年，百团大战期间，黄家祥随四团参加同蒲、正太铁路破袭作战，配合主力部队狠狠打击日军交通线，粉碎日军的 “囚笼政策”。长期艰苦行军、风餐露宿和连续作战，严重透支了他的身体。同年冬季，他不幸染上重伤寒，病情危急，被转移到繁峙县安家岭一带隐蔽休养，在当地群众的悉心照料下，才得以脱离生命危险。

1941 年上半年，黄家祥在山区养病身体逐步恢复。同年秋季，日军对二分区发起 “铁壁合围” 大 “扫荡”，根据地政权工作急需骨干力量，经组织调动，他离开四团，调任代县抗日民主政府司法科科长，在县长孟维璧的领导下，开展司法审判、锄奸维稳、协调民事纠纷、开展群众工作。他坚持流动办案，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开展敌后斗争，秉公执法、心系百姓，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 “黄青天”。

      午餐后，我们在党史办马副主任的陪同下前往五台县阳白乡，五台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宣子杰、党史办主任王光宏、档案馆馆长马峰等同志早已在路口等候。黄家祥烈士的牺牲地榆林村地处代县、五台、原平三县交界，行政区划几经变动，抗战时期归属代县，解放后划归五台县管辖。座谈会特意邀请了两位榆林村的村民智存章和智宪康，他们饱含深情地讲述了自幼听闻的黄家祥烈士事迹，乡亲们都亲切称呼他 “黄科长”，称赞他为人谦和、心系群众，与乡亲们亲如一家、感情深厚。为掩护黄家祥开展工作，乡亲们特意在山里为他挖掘藏身窑洞，还在窑洞里储备粮食干粮，全力保障他的安全与生活。

出身于1938年已经89岁的智存章老人回忆，黄家祥牺牲当天，在村里开完会后留宿村中，因汉奸告密，日军清晨悄悄包围村子。在村口挑水的村民智林林发现敌情，故意踏落石头发出警报，为黄家祥争取转移时间。黄家祥因高度近视，慌乱中丢失眼镜，转移跳下山梁时又不幸受伤，自知难以突围。为掩护战友安全转移，他毅然朝着相反方向奔跑，故意制造声响吸引日军，最终被敌人包围。绝境之中，他拉响随身携带的手榴弹，壮烈牺牲，还炸伤了日军小队长。事后，日军将全村百姓集中起来盘查，通风报信的智林林被日军残忍杀害。当年老人年仅四五岁，被母亲抱在人群中，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与英雄的壮烈。

我们来到榆林村，伫立在山坡上，听老人生动还原英雄牺牲的全过程，在场所有人都深受感动，对烈士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满怀崇敬。五台县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当即表示，将全力挖掘、整理黄家祥烈士的事迹，加大宣传力度，以此教育激励一代代青年，传承英雄精神。

傍晚，我们穿越巍峨太行山，抵达千年古城代县。随行的马副主任指着这条弯曲陡峭的山路说，当年黄家祥他们一定经常通过这条道路，翻山越岭，深入村子动员村民，开展减租减息，抵抗日军的 “无人村”“治安强化运动”。

在代县，我们得到了常委宣传部长蔚丽平、副部长罗慧珍、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宫静的热烈欢迎。4 月 16 日上午，我们一行来到代县烈士陵园，送上花圈，题写了：一身许国，英魂永驻天地间；万代景仰，精神长留子孙心。以此深切拜谒黄家祥烈士。凝视着烈士碑上镌刻的名字，我们默默伫立，以家乡父老的名义，向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与最深切的缅怀。烈士的英雄事迹，将化为后人的不竭动力，激励我们坚守初心、履职尽责，为国为民奉献力量。

随后，我们参观代县革命史纪念展，并在县委宣传部召开座谈会，进一步了解代县早期共产党人带领雁门儿女，宣传抗日救亡主张、投身敌后抗战的峥嵘岁月。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了华北日军的 “囚笼政策”，破坏其交通线与据点，歼灭大量日伪军，迫使日军调整战略、增兵华北，极大震动了日军侵华部署。丧心病狂的日军随即对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展开疯狂报复性 “扫荡”，全面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 “三光政策”，以铁壁合围、分区清剿等手段大肆烧杀抢掠，制造多起惨绝人寰的惨案，还在边区周边构筑封锁线、制造无人区，妄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1941 年至 1942 年，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黄家祥与孟维璧、丁维克等同志受组织派遣，在山西代县坚守敌后斗争。他们在日军残酷 “扫荡” 与血腥暴行下，扎根山区、坚守游击政权，紧紧依靠群众、顽强坚持抗战，为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代县组织史和军事志中，黄家祥的名字赫然在列，他与广大雁门儿女一道，英勇无畏、同仇敌忾，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

下午，我们圆满完成追寻烈士足迹的红色寻访，满载史料与感悟踏上归途。此次千里寻访，我们在延安抗大查证了烈士学籍，在忻州、五台、代县实地还原了他从奔赴圣地、投身抗战到壮烈牺牲的完整历程，以实地足迹印证了文献记载，让英雄事迹更加清晰可感。我们深切体会到，黄家祥烈士舍弃富贵、以身许国，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与家国担当，也深刻感受到晋北人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与赤诚守护。

这次寻访既是一次史料考证，更是一场精神洗礼。归途之上，英雄形象愈加鲜明，初心使命更加坚定。回到家乡后，我们将系统整理寻访成果，用心讲好黄家祥烈士的英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以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为民族复兴事业接续奋斗。

查看原文 原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著作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