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支珍贵铅笔的故事

KLRS

美篇号：104047171

文 / 图 ：KLRS

前些日子，在青春圈举办的[青春拾忆]七天跟贴活动中，“兜里的宝贝〞这一贴，让一件尘封了几十年的往事在我脑海中又鲜活起来。

1975年3月，正在农村插队的我们迎来了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了。我们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光荣地当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到北京参加了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会议。

当年我们插队的地方是驻军首长亲自树立的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典型，在省内家喻户晓，红极一时。那时的口号都是：远学大寨，近学碱厂堡（我们大队）！

党的“九大”召开时（我们还没下乡），大队党支部书记就荣幸地成为了“九大”代表。当时全县都为之轰动，还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

这次四届人大召开，省里又把有限的代表名额中的一个给了我们大队，让这份殊荣落在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身上。

当特大喜讯传来时，我们大队的社员、知青无不欢欣鼓舞，激动万分，骄傲自豪之情溢于言表。那股兴奋劲儿仿佛人人都要去北京参加人代会似的。

大队副书记姓L，家住我们小队，每天到大队上班都路过青年点。当年他五十多岁，黑黑瘦瘦的，不太爱说话，身上自带的威严让我这个怕领导的小知青，从来不敢主动和他说话，尽量躲着他。

他的几个子女都在队里参加劳动。大女儿远梅比我大几岁，也是话少，但人实在，和我挺投缘，干农活时经常帮助我。远梅有个弟弟（大名记不住了），外号叫粘糕。印象中他刚初中毕业，就到队里参加劳动了。受姐姐的影响，他有事没事的也愿意和我唠两句嗑，开几句玩笑。但我眼里的粘糕，就是小屁孩一个。

在举国欢庆四届人大召开的同时，一件与我命运息息相关的事儿也发生了。

我是1971年末下乡插队的，下乡几年中只经历过1972年末的一次招工，那次青年点只走了3名六八届的老知青。之后的1973和1974两年都没再招工，而且还有消息说，以后的招工机会，会非常少。我们听了无不心灰意冷，心情沮丧。我们就在这样的心情下苦熬了两年。

1975年3月，一个好消息突然传来：大队通知各小队选出一名知青作为回城念技校的人选，上报大队。这从天而降的消息对度日如年、苦熬郁闷了几年的我们来说，无疑是黑暗中的一道亮光，是改变命运难得的机会。

大家对这几年一遇、凤毛麟角般回城上学机会的重视程度，就不言而喻了。

（左为粘糕，右为知青T同学，也是照片的提供者）

经过知青选举和小队领导班子研究，我被定为人选，上报了大队。

当我满心欢喜，以为回城在望的时候，得到的消息却是：大队只有两个名额，没有我们小队啥事儿。这劈头盖脸的一盆冷水，浇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后来上面把我作为公社的候补人选，还让我到县里参加了体检，这似乎又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可是，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我心里清楚，知青们各个身强力壮，生龙活虎，根本就没什么机会让我去侯补，但我就是不死心。

当我最后一次去公社打探消息仍无结果时，回来的路上遭遇了冬末春初的一场鹅毛大雪。那铺天盖地大团大团的雪花，让天地间一片苍茫。我的心情也和眼前景象一样，看不清自己人生的方向，找不到自己今后的出路。内心的绝望让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不由自主地哭了一路。

那些日子，不到20岁的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后脖梗上起了两个大闷头（大包），平生头一次上了这么大的火，好多天都没心情出工劳动，也不愿意面对大家，就躲在一个关系好的社员家里。

几天没见到我的远梅，很替我担心，特意跑到那个社员家来看我。见我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她就一个劲地劝我，你们知青回城的机会有的是，这次走不了，还有下次。像我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进城的机会，我们不是也活得好好的吗？

虽然她的话很有道理，但钻进死胡同的我，心里就是过不去那道坎儿。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远梅的弟弟粘糕忽然出现在那家社员门口。我很纳闷，这么晚了，他来找我能有什么事？

见我迎出门外后，粘糕兴奋地对我说，他父亲从北京开会回来了，这个送给你。说着他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

我疑惑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两支铅笔：一支是墨绿色的黑铅笔；一支是比墨绿色铅笔粗许多的红蓝铅笔。两支铅笔都已用钻刀削好，但两支铅笔都没怎么用过。在社员家窗户泻出灯光的映照下，两支铅笔上“人民大会堂”五个金字耀眼夺目。多么珍贵漂亮的两支铅笔呀，只看一眼，我就喜欢的不得了！但我不好意思马上收下，嘴不对心地对粘糕说，这么珍贵的铅笔还是你们留着做纪念吧。

粘糕说，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每次代表到人民大会堂开全体会议时，事先摆好的文件袋里都装着两支这样的铅笔，他家还有好多支呢！见粘糕如此的诚心诚意，我便欣然收下了。

我一直以为粘糕是受姐姐的指派才送我铅笔的，可后来我跟远梅提起这事儿时，她竟毫不知情。我明白了，是粘糕这个小屁孩用这暖心的行动，来安慰我这个知青姐姐呢。

（驻扎在我们大队的军代表撤走之前与我们的合影）

两支铅笔让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我不敢声张，也没对青年点任何人说，只把它悄悄地锁进了我的箱子里。

接下来的日子里，每天晚上我都要把两支铅笔悄悄地摆弄摆弄，稀罕一番。我想，这可是来自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铅笔，它“经历”了四届人大会议的全过程；“目睹”过周总理出席了人代会；“聆听”过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绝顶珍贵的两支铅笔，我一定要永久地保存下去。

具有神奇魅力的两支铅笔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没念上技校的郁闷、难过仿佛也被冲淡了。

怕这两支铅笔放在青年点不安全，回家时我把它带回了家。

家人见到这珍贵的两支铅笔也都非常喜欢，尤其我刚上小学的弟弟，捧着两支铅笔就不撒手了，一个劲地央求要归他所有。我说，那可不行，这两支铅笔我是要永久收藏的！

临回农村前，我把这两支铅笔放在了自己抽屉里。可等我再回家时，这两支铅笔却不翼而飞，怎么也找不到了，问遍家里所有的人，都说没看见。

我用怀疑的目光看着弟弟。在我的一再追问下，弟弟心虚了，承认是是他拿了。

原来上次我前脚刚离开家，弟弟就翻箱倒柜找到了铅笔。欣喜若狂的他，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把铅笔拿到同学面前显摆去了，结果不知啥时候被人偷走了，放学回家后，他才发现铅笔没了。

得知铅笔的下落后，我心疼得直掉眼泪，对弟弟是又气又恨。也怨自己高估了他的“觉悟”，没把铅笔收好，但一切已无济于事……

1981年，婚后第一次回山东婆家时，丈夫为了重返曾经服役的部队，看望他的战友，我们特意绕道去了北京。

当听说人民大会堂已经对外开放，可以购票参观时，我想一定要买几支人民大会堂的铅笔，作为那两支铅笔的替身来收藏，自欺欺人地弥补一下铅笔丢失的遗憾。

可惜人民大会堂诸多的纪念品中，唯独没有我心心念念很多年的铅笔，让我这退而求其次的希望也落了空。

那两支珍贵铅笔的丢失，便化作了我心头数十载难以释怀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