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的童年,是在黄陂下新集度过的。那是我母亲的老居。</p><p class="ql-block"> 去时须走过一程紫色苦楝树。黄陂多楝,山野道旁随处可见,本地人唤它"苦楝子",树皮入药,果实驱蛔,是农家的寻常草木。那紫色并非浓艳的紫,而是一种淡远的、近乎朦胧的紫,像是暮春时节木兰山巅最后的一抹晚霞落在了枝头。苦楝树的花期很短,风一吹,细碎的花瓣便纷纷扬扬地落下来,铺满了乡间的小路。踩上去,有一种轻微的、沙沙的声响,仿佛大地在低声絮语。</p><p class="ql-block"> 那时我并不懂得欣赏这种美,只觉得这条碎石路很长,长得仿佛永远走不到尽头。如今回想起来,那漫长的不是路,而是童年本身——在孩子的世界里,时间是以另一种流速运行的,一日可以抵得上成年后的许多日。成年以后,我们学会了用钟表丈量时间,却失去了感受时间的能力。而孩子不同,孩子是时间的诗人,他们以直觉触摸时间的质地,以情感体验时间的密度。</p><p class="ql-block"> 穿越苦楝树,便穿越了一层布谷鸟的天鸣。布谷鸟的叫声是季节的信使,它一开口,农人便知插秧的时节到了。黄陂地处大别山南麓,江汉平原北缘,水稻是一年一熟,农时不等人。那布谷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又似乎从很近的地方传来,在空旷的田野上回荡,带着一种古老的、不可违逆的庄严。农人不插五月秧——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规矩,也是土地与人之间的某种默契。人须顺应天时,不可僭越,正如生命须顺应它的季节。</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非得遵守这些规矩?大人说,五月插的秧,长不好。我便信了。信,不是因为理解了其中的道理,而是因为那是大人说的话。孩子对世界的信任,最初便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不是经由理性的验证,而是经由情感的传递。这种信任,后来我在哲学书中读到,称之为"信念"。它比知识更原始,也更牢固。</p><p class="ql-block"> 再经过一口水窖,便到了。水窖是黄陂乡村的眼睛。这一带地下水丰沛,家家户户掘土为窖,深数丈,壁以青砖砌之,上覆石板,以防杂物落入。小时候我常趴在窖边往下看,总觉得那里面藏着另一个世界。大人们警告我不要靠近,说水深得很,掉下去就上不来了。这警告反而增添了它的神秘。我想,每一个孩子的内心深处,都藏着对深渊的好奇与恐惧——那是对未知的向往,也是对毁灭的预感。水窖不说话,它只是静静地在那里,收集雨水,涵养生命,见证一代又一代人的生老病死。</p><p class="ql-block"> 杨万馆的旧景已难寻了。杨万馆是什么?是村口的一棵老槐树,还是某座早已坍塌的牌坊?我已记不清了。记忆这东西,很奇怪,它并不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而是按照情感的强度取舍。那些让我快乐或悲伤的片段,被反复摩挲,愈发清晰;而那些平淡的日常,则像后湖的菱角泥滩,只剩下一些模糊的纹路。</p><p class="ql-block"> 后湖是黄陂境内的一片大湖,盛产菱角、莲藕、鱼虾。每到夏秋之交,湖面上便漂满了采菱的小船,采菱女的歌声此起彼伏,那调子便是黄陂本地的楚剧唱腔——高亢中带着婉转,悲喜交加,如泣如诉。楚剧发源于黄陂、孝感一带,旧称"西路花鼓",唱腔贴近乡音,唱词道尽人间冷暖。小时候跟着大人去赶庙会,戏台上演的多是《百日缘》《葛麻》这些老戏,台下坐满了嗑瓜子、摇蒲扇的乡亲。我那时听不懂戏文里的悲欢离合,只觉得那锣鼓声热闹,那水袖翻飞好看。如今想来,那些老戏里唱的,不正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重复上演的人情世故么?土地公公香火断绝,楚剧的锣鼓也渐渐稀疏了,但那些调子,却像水窖深处的回音,偶尔在某个深夜悄然浮现。然而土地庙里的大顺二字,却仿佛不曾被岁月侵蚀。那是一座很小的庙,小到几乎容不下一个成年人直立走进去。逢年过节,村里的老人便会带着供品前来,焚香,叩首,嘴里念念有词。黄陂人敬土地,敬的是一方水土的安宁。我不信神,但我信那些老人的虔诚。他们的虔诚不是表演,而是一种真实的需要——需要在无常的世界中,找到一个不变的支点。红布条代表着安顺,这安顺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人的平安,而是对一种价值的坚守。在变幻莫测的世事中,这种坚守本身,便是一种安慰。人们需要信仰,正如土地需要雨水——不是为了即刻的回报,而是为了在漫长的时光中,守住某种不变的东西。岁月匆匆,斗转星移。一切都在流变之中:容颜、声名、得失,乃至我们曾经以为牢不可破的家园。我离开下新集已经很多年了。每次回去,都会发现一些新的变化:通衢广陌修起来了,老房子拆掉了,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了。变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在变化中失去了锚定自我的坐标。当一个人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时,他便成了精神上的流浪者。然而总有一些事物,如同深埋于地下的根须,从未被时光带走。</p><p class="ql-block"> 那是真情。我记得母亲在老屋里忙碌的身影,记得她在灶台前烧火时映红的脸庞,记得她唤我回家吃饭时悠长的声调。黄陂的灶房多用土灶,以稻草、柴火为薪,烧出的饭菜有一种特殊的烟火气。母亲做的锅巴稀饭就是香,先用筲箕逼出米汤,用“草把子”将米饭烘出焦黄的锅巴,然后铲除米饭,将舀出的米汤倒进锅里,“嗤”的一下,锅巴稀饭香气四溢。这手艺全凭手感,米浆的稠稀、火候的大小、都在一双手的默契之中。如今城里也有叫卖锅巴稀饭的,但总少了那股柴火灶的焦香,少了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掌赋予它的温度。这些记忆,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反而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突然涌现,带着一种近乎疼痛的温暖。那是信仰。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而是对生活本身的信任。相信善有善报,相信勤劳可以致富,相信明天会比今天更好。这些信念,在理性的审视下或许显得幼稚,但正是它们支撑着我们走过人生的低谷。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自由的,但也是漂泊的;他失去了方向感,因为所有的方向在他看来都是相对的、任意的。那是人与土地之间那份原始的、无言的契约。</p><p class="ql-block"> 我想起那些稻谷。黄陂的稻田多分布在前川、滠口一带的冲积平原上,土质肥沃,灌溉便利。每到金秋,田垄间便是一片金黄,稻穗在风中低垂,饱满而谦卑。稻谷是有灵性的,它懂得低头。越是成熟,越是饱满,它的头就垂得越低。这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也是一种处世的哲学。收割之后,土地便空了。只留下整齐的茬口,像一排排沉默的牙齿,咀嚼着虚空。那是土地在休息,也是在等待。农民知道,土地和人一样,需要休养生息。过度的索取只会导致贫瘠,适时的放弃反而孕育着丰饶。这时有经济条件的就乘坐红色的二十八路公汽到前川不亚于去一趟北京天安门。</p><p class="ql-block"> 但来年春天,稻谷又会从泥土中重新站起,我们土话“翻身仔”不问过往,不计前程。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从黑暗走向光明,从死亡走向新生,不需要承诺,不需要保证,只是凭着一种本能的、盲目的信念。一粒种子,一旦落入泥土,便开始了它的旅程。它不知道前方是风调雨顺还是旱涝无常,不知道自己是会茁壮成长还是中途夭折。但它依然要发芽,要生长,要完成自己的生命。这便是存在的勇气——不因为结局的不确定性而放弃开始,不因为过程的艰辛而拒绝前行。</p><p class="ql-block"> 人这一生,不过是在时光中走一程,如穿越一片紫色的苦楝树,聆听一阵布谷鸟的鸣叫。重要的不是抵达,而是途中那些未曾被带走的——那份对土地的眷恋,对真情的坚守,以及对某种永恒之物的默默仰望。</p><p class="ql-block"> 我们每个人都是时光中的旅人。出发的时候,我们以为终点是某个具体的地方;走到后来才明白,终点其实就是旅途本身。那些我们以为会永远陪伴我们的人,那些我们以为会永远属于我们的东西,都在不知不觉中离我们远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生是一场悲剧。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一切都会消逝,那些未曾消逝的才显得尤为珍贵。那些金黄的、谦卑的稻谷,它们年复一年地在土地上生长、成熟、凋零,然后再次生长。它们不追问意义,不计较得失,只是默默地完成自己的生命循环。在这循环中,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庄严。</p><p class="ql-block"> 站在下新集的田埂上,北望木兰山,烟雾缭绕,悠忽迷离。那座山因花木兰而得名,山上有木兰殿、木兰将军坊,香火绵延千年。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黄陂人从小听到大,它早已不是一则简单的传说,而是这片土地的精神底色——忠孝、勇毅、担当。我年少时不懂这些,只觉得那座山很高,高得爬上去便要一整天。如今懂了,山的高度从来不在于海拔,而在于它承载了多少代人的仰望与攀登。</p><p class="ql-block"> 我忽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宁静。这种宁静不是来自外界的寂静,而是来自内心的和解——与过去的和解,与消逝的和解,与不可避免的衰老和死亡的和解。我知道,有一天我也会像那些稻谷一样,回归泥土。但在那之前,我要像它们一样,认真地活过每一个季节,真诚地对待每一次相遇,深情地守护每一份真情。因为,唯有真情与信仰,从未被时光带走。它们是我们在这无常世界中,唯一可以依靠的永恒。</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