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我的中国心

真诚

【我的中国心】张明敏 河山只在我梦萦 祖国已多年未亲近 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烙上中国印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 在我心中重千斤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 心中一样亲 流在心里的血 澎湃着中华的声音 就算身在他乡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静静的我坐在电视机前又用心看了【沉默的荣耀】看的我是心潮澎湃慷慨激昂敬仰那时候的英雄们让我惊叹为了信仰面对死的勇敢吴石本可以在福州起义他肯定是个大将必定也会家和业兴可他偏偏选择了卧底我从心里敬佩也钦佩电视的导演和演员们他们把英雄活生生带到我的眼前对愿意直面历史的人们敬礼我不敢看了不忍心去看才看到第十一集想想他们的结局就单单几个画面我已经泪流满面难以接受真实的历史心疼他们的疼仿佛千万场生死离别里每一场都有我可他们对信仰的坚定让我感受到他们的坚强对未来光明的力量守护人民安宁的坚持承蒙您们的付出现在的我们兴旺发达人寿年丰千言万语能拿出来的唯有两行热泪我爱您们致敬英雄 　　陈诚晚年向留美子女承认：1950年救吴石遗孀王碧奎，真相并非“仁政”或“人情”，是我用一桩旧账赌来的一次干预！ 1950年2月。保密局大牢里，王碧奎已经记不清自己关了几天。墙上没有窗，分不清白天黑夜。送饭的狱卒把碗往地上一搁，走了。碗里是稀粥，上头飘着一片烂菜叶。她端起来喝，手抖得厉害，粥洒了一半。她不知道丈夫吴石已经被押赴刑场。没人告诉她。牢门外头，毛人凤的案卷已经递上去了。罪名：“匪谍家属，知情不报，协同通共”。建议刑期：九年。这案子办得干净。吴石是“密使一号”，给共产党送了上百份绝密情报，连国民党长江布防图都交出去了。1950年1月，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供出四百多人，吴石是最大的一条鱼。蒋介石震怒，亲自下令枪决。 保密局的审讯笔录里写得明白：“王碧奎与其夫共同生活多年，对其夫通匪行为不能推为不知。”九年——毛人凤觉得已经够仁慈了。可他没想到，案卷到了一个人手里，连一天都没待住。陈诚那会儿刚接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不到三个月。1949年底国民党败退台湾，岛上人心惶惶，特务系统到处抓人，谁跟谁沾点亲带点故都可能被拖下水。陈诚的办公桌上每天堆着几十份案卷，他批得很快，唯独这一份，他看了两遍。他把案卷合上，放在一边。又拿起来，翻开。 第三遍。然后他拿起电话，打给保密局：“吴石家属的案子，移交警备总部重审。”电话那头愣了半天：“陈总，这是毛局长的案子……”“我说移送。”毛人凤当天晚上就去找蒋介石了。他站在蒋介石的书房里，说得很难听：“陈辞修这是包庇匪谍家属，破坏戡乱大局。”蒋介石正在看朝鲜战场的战报，头都没抬：“辞修怎么说？”“他说没直接证据证明王碧奎参与谍报，不能凭丈夫定罪。陈总这是要翻案啊！”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毛人凤等着。“辞修懂地方治理，”蒋介石终于开口了，“他说没证据，那就是没证据。听他的。”毛人凤愣在原地。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可蒋介石已经低头看战报了，那意思很明白——这事到此为止。 毛人凤退出书房时，脸是黑的。他后来跟手下人嘀咕：“委座这是怎么了？陈诚说什么就是什么？”手下人不敢接话。谁都知道，陈诚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没有之一。从黄埔军校起，陈诚就是蒋介石的“土木系”核心，抗战时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内战时是参谋总长，退到台湾后更是集省主席、警备总司令、总裁办公室设计委员会主任于一身，权力大到仅次于蒋介石本人。 毛人凤一个特务头子，拿什么跟他斗？可毛人凤不明白的是：陈诚为什么要救一个“匪谍”的老婆？他跟吴石有什么交情？这事得从1926年说起。那年秋天，北伐军攻打南昌。陈诚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的一个团长，高烧四十度，躺在担架上。部队被打散了，溃兵潮水般往后涌，抬担架的兵丁吓得扔下他跑了。陈诚烧得迷迷糊糊，只觉得有人把自己从担架上拽起来，背在身上，在枪弹里跑。那人是吴石。当时吴石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军械处处长，本来不在一线，是去前线视察军械补给时碰上的。他认得陈诚——不是多熟，就是北伐出发前见过几面，知道这是个打仗不要命的团长。吴石把陈诚背出战壕，走了两里多路，找到卫生队，把陈诚交给军医。陈诚当时烧得人事不省，连句谢谢都没说。吴石也没当回事，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前线去了。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可陈诚后来知道了。他病好了以后，打听是谁救的自己，打听到是吴石。他去找吴石，吴石说：“那天换谁我都背，你别放在心上。”陈诚没接这话。他这人有个毛病——欠人的东西，记得特别清楚。 北伐之后，两人各走各路。陈诚一路高升，成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吴石呢，官也做得不小，但始终在参谋、军械、教育这些系统里转，没进核心圈。两人偶尔在军事会议上碰面，陈诚会主动走过去打招呼，吴石点点头，话不多。1949年，局势急转直下。吴石跟着国民党退到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陈诚那时还在台南养病——他肝不好，1948年做过手术，身体一直没恢复。听说吴石到了台湾，陈诚托人带话：“有时间来坐坐。”吴石没去。不是不领情，是他已经在为共产党工作了。他去见陈诚，说什么？套交情？还是刺探情报？都不合适。1949年11月，吴石把台湾防卫图、舟山群岛防区分布图、海军基地部署图——一共二十七份绝密情报——交给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 这些情报后来到了毛泽东手里，毛写了五个字：“惊涛拍孤岛。”1950年1月，蔡孝乾叛变。吴石被捕。陈诚是在报纸上看到的。他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报纸叠好，放进抽屉。他没跟任何人提过和吴石的往事。吴石在狱中受刑的事，陈诚不是不知道。保密局的审讯手段他清楚，他对身边人说过一句：“老吴挺得住，是他骨头硬。”然后就不说了。可吴石托人从牢里带出一张字条。字条辗转了好几个人，最后到了陈诚手里。上头只有一句话：“汀泗桥之谊，一直记心里。” 陈诚拿着那张字条，在书房里坐了一整夜。他在日记里写了几个字：“吾欠公堪（吴石表字）一命，今生难偿。”1950年3月1日，吴石被押赴刑场。临刑前，他给陈诚写了最后一封信，信很短：“国破家亡，各有天命。内子无辜，望能善待。”陈诚收到信时，吴石已经死了。他把信折好，放进贴身口袋，然后拿起电话，打给了警备总部军法处。王碧奎的案子是3月中旬移交警备总部的。陈诚指定的主审法官叫李维翰，是他从湖北老家带出来的老人，跟了他二十年。陈诚只交代了一句：“按规矩办，不要有压力。” 李维翰懂他的意思。重审的卷宗里，所有对王碧奎不利的证据都被重新核定了一遍。那些“可能知情”“应当知道”的推定措辞，一律被标注为“无直接证据”。李维翰在判决书里写得很清楚：“王碧奎虽为吴石之妻，但查无实据证明其参与谍报活动，亦无证据证明其明知吴石为匪谍而隐匿不报。依‘罪刑法定’原则，应认定其为不知情。”九年刑期，改判七个月。理由是：“受夫牵连，妇人无知，且已羁押数月，足资惩戒。”毛人凤看到判决书时，差点没把桌子掀了。他去找陈诚，陈诚正在办公室吃午饭——一碗面条，一碟咸菜。毛人凤把判决书拍在桌上：“陈总，你这是放虎归山！” 陈诚没抬头，继续吃面：“她不是虎。”“她是匪谍的老婆！”“她是女人。”陈诚放下筷子，看着毛人凤，“毛局长，你要是觉得判得不对，你去找委座。”毛人凤气得转身就走。他真去找蒋介石了。这回蒋介石没打哈哈，认真听了他的汇报，然后说：“辞修那边我会过问。”可过问的结果，是蒋介石让侍从室给陈诚打了个电话，问了问情况。陈诚在电话里说：“委座，台湾现在人心惶惶，连坐太广，反而逼着人跑。宽大一个，比严办十个更管用。”蒋介石没再说什么。这话听着像是“维稳”的逻辑，可陈诚自己知道——这是说给蒋介石听的场面话。真正的原因，是他欠吴石一条命。王碧奎没坐满七个月。 1950年9月，她走出保密局大牢。出来那天，天很热，她穿的衣服还是去年冬天被捕时那件棉袄，捂出一身痱子。没人来接她，她站在大门口，不知道该往哪走。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她面前。司机摇下车窗，递给她一个信封：“太太，有人让我把这个给您。”信封里是五百块新台币。还有一张纸条，上头写着一个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2巷7号”。纸条上没署名。王碧奎去了那个地址。那是一栋老房子，门口挂着“陈明德”的牌子。开门的是个中年男人，自称“陈先生”，说这里可以暂住，让她先安顿下来。她问：“陈明德是谁？”那人说：“您不用管，住下就行。” 她后来才知道，那个地址是陈诚的私人产业，“陈明德”是陈诚早年用过的化名。给她送钱、安排住处的人，都是陈诚的幕僚。可这事不能声张。陈诚的幕僚叮嘱她：“太太，您千万别提陈总的名字。对外就说，是亲戚接济的。”王碧奎点头。她住了一个多月，警察就找上门了。不是来抓她的，是来通知她：以后每月得去台北市警察局“报到”一次。这是警备总部的“附条件释放”，说是“保护管束”，其实就是变相监视。陈诚知道这事，没干预。他不能干预——救了人已经是极限，再免了报到，那就太过了，蒋介石那边交代不过去。王碧奎开始找工作。她以前是中学教员，可台湾当局不承认她在大陆的教师资格。她去纺织厂应聘，人家看她简历上写着“吴石配偶”，脸色就变了，说“我们回去等通知”，再没下文。 最后还是陈诚的幕僚暗中帮忙，在台北市郊一家小纺织厂给她找了份工。工资很低，一个月才八十块新台币，勉强够吃饭。陈诚让幕僚每月定期给王碧奎送钱。送钱的人用一个叫“陈明德”的化名开汇票，每次两百块新台币。从1950年2月吴石被捕开始，一直送到1952年4月，一共二十七张汇票，加起来五千四百块新台币。五千四百块是什么概念？当时国民党军队里一个中校，月薪一百五十块。陈诚送的钱，相当于一个中校拿三十六个月的工资。汇票存根上还写着一行小字：“至子女成年为止。”王碧奎的子女那时候都在美国。 吴石被捕前，已经把两个孩子送出去了——大儿子吴健成在纽约读大学，小女儿在美国寄宿学校。王碧奎本来也想走，可没来得及。1952年，陈诚把汇票停了，不是因为不想送了，是因为他调任“行政院长”，事情太多，管不过来了。但他交代过幕僚：王碧奎那边万一有事，还是要管。王碧奎在台湾熬了六年。 1956年，她终于拿到赴美签证。走之前，她去台北市警察局办手续。办完出来，门口站着一个人——是当年给她送汇票的那个幕僚。那人递给她一个信封，里头是五百美金。“陈总让我转告您，”那人说，“到了美国，别再回台湾了。也别跟人提资助的事。”王碧奎接过信封，手抖了。她说：“替我谢谢陈先生。”那人说：“太太，陈总交代过，不要说谢。” 她到了美国后，跟子女团聚，日子过得清苦。吴石生前没攒下什么钱，遗产都被国民党没收了。王碧奎靠做针线活贴补家用，八十多岁时还自己缝衣服。她很少跟人提台湾的事。1972年，有人去纽约采访她，问起陈诚。她说：“陈先生是个好人，我们全家都记得他。”然后就不肯再说了。问急了，她才补了一句：“可有些事，说了反而害人。”1994年，王碧奎在美国去世。临终前，她对儿子吴健成说：“你爸的印章，以后捐给大陆。陈家对我们家有恩，没陈先生，我早没了。”吴健成后来把吴石的印章、手稿、照片都捐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捐赠仪式上，他说了那句话：“没陈先生，我母亲早没了。” 陈诚1965年因肝癌在台北去世。他生前最后几年，在日记里多次提到吴石。1963年4月的一篇日记里，他写：“梦见公堪（吴石表字），谈及北伐旧事，醒后久久不能眠。”他去世前一个月，对长子陈履安说：“我这辈子没欠过谁人情，只欠一个人。他叫吴石。”陈履安后来回忆，父亲说这话时，眼睛是红的。现在回头看那段历史，很多人问：蒋介石真的不知道吗？答案是：他知道。 　　1952年，蒋介石整顿情报系统，翻过王碧奎的案卷。他看到了那纸判决书，也看到了“七个月”这个数字。他问侍从室主任：“这案子谁办的？”侍从室主任说：“陈总办的。”蒋介石没再问。他不是不知道这判决有问题——九年改七个月，这不叫“改判”，这叫“放了”。可他不愿意查。为什么？ 第一，他查不动陈诚。陈诚是国民党在台湾的“定海神针”，1949年蒋介石还没到台湾，陈诚已经先过去整顿政务、清剿土匪、稳定币值、推行土地改革，把台湾治理得铁桶一般。蒋介石到了台湾，发现“一切都已经上轨道了”，对陈诚更倚重。查陈诚？那就是自己拆自己的台。 第二，他需要陈诚帮他“收买人心”。1950年代初的台湾，白色恐怖搞得人心惶惶，每天都有枪毙的、抓人的。王碧奎这个案子，如果真按“匪谍家属”办到底，判她十年八年，甚至枪毙，那只会让更多人觉得国民党不讲理。陈诚这么一搞，反而显得“宽大”，舆论上能说得过去。 第三，他顾不过来。1950年到1952年，蒋介石满脑子都是“反攻大陆”，一会儿盯朝鲜战场，一会儿催美国军援，一会儿研究登陆作战方案。王碧奎这种小案子，他实在没精力管。既然陈诚能替他“维稳”，那就让陈诚去办。蒋经国呢？他比蒋介石更清楚。蒋经国那时候是“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管着军中情报和政工，跟毛人凤斗得正厉害。他巴不得看毛人凤吃瘪，怎么可能帮毛人凤去查陈诚？再说了，王碧奎已经放出来了，木已成舟，翻案就是打陈诚的脸，就是破坏国民党内部的团结——这道理蒋经国懂。所以，王碧奎的案子，就这么过去了。后来有人问：陈诚救王碧奎，到底是为了报恩，还是为了“仁政”？答案在细节里。如果是为了“仁政”，他可以在公开场合表态，可以把这事当成政绩来宣传。可他没有。他全程用化名，走暗线，不让王碧奎提他的名字，甚至不让她说“谢”。如果是为了报恩，那他的行为就说得通了——1926年南昌城外那两里多路，他记了一辈子。吴石替他扛过子弹，他就替吴石保住老婆。可问题是：陈诚真的只是因为报恩吗？他可能自己都说不清楚。他跟吴石的交情，说到底，就是北伐时那一面之缘，和后来有限的几次见面。谈不上多深。可有些事就是这样——一个人在最脆弱的时候被另一个人救了，那种记忆会刻进骨头里。陈诚高烧昏迷，被人从死人堆里背出来，那种“再活一次”的感觉，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懂。所以，他救王碧奎，不是因为她无辜，是因为他欠吴石的。至于“仁政”“维稳”那些说辞，那是说给蒋介石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他需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去说服自己这么做是对的。可他日记里那行字出卖了他：“吾欠公堪一命，今生难偿。”这不是“仁政”的逻辑，这是“还债”的逻辑。 1972年，美国纽约。一个华人老太太坐在公寓的窗前，手里拿着针线，缝一件旧衣服。阳光照在她脸上，皱纹很深。有人敲门。她放下针线，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年轻人，说是《美洲华侨日报》的记者，想采访她关于吴石的事。她摇头：“我什么都不知道。”年轻人说：“吴太太，您丈夫是英雄。”她站在门口，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英雄不英雄的，我不懂。我就知道，有人帮了我们，我们不能害人家。”然后关上了门。她回到窗前，拿起针线，继续缝那件旧衣服。针扎进布里，一下，一下。窗外的阳光很亮，照在她脸上，看不出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