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乡愁（2）

晓 音

小时候，农村有许多的规矩。如筷子不能插到饭上，七不出门八不回家。这些规矩像老屋檐下的蜘蛛网，细密地织在日子的每个角落，当时觉得繁琐，如今想来，却都是祖辈们用岁月凝成的叮咛。

"筷子不能插到饭上"，这是母亲最严厉的告诫。她说那是给亡人上供的模样，活人受了，折寿。饭桌上的规矩多着呢：不能敲碗沿，那是叫花子的做派；不能翻菜底，那是挑肥拣瘦的不体面；长辈没动筷，小孩子绝不能先伸手。一顿饭吃得战战兢兢，却也吃得郑重其事——那是对食物的敬畏，对日子的虔诚。

后来进了城，在快餐店里看见年轻人把筷子随便插在饭盒上，匆匆扒几口便丢弃。我心里会莫名地揪一下，仿佛看见某种古老的东西正在碎裂。那不是迷信，那是一个民族对"吃饭"这件事的仪式感，是穷日子里也要端端正正活着的骨气。

"七不出门八不回家"，说的是逢七的日子不宜远行，逢八的日子不宜归家。我曾问老人们有什么讲究，他们吱唔半晌也说不明白所以然，最后才说："老辈子传下来的，总有道理。"在那个靠天吃饭的年月，顺应是一种生存的智慧——顺应节气，顺应禁忌，顺应那些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规矩，人才能与天地相安。如今我们坐飞机，一日千里，早已不管什么七啊八啊。可那种"出门前要看日子"的郑重，那种"归家时要选时辰"的期盼，也随之烟消云散了。我们得到了速度，却失去了等待的煎熬与甜蜜。

每年腊月二十三，母亲祭灶。供品很简单：一碗麦芽糖，一碟炒米，三根香。"糖是甜的，粘住灶君的嘴，上天言好事。"我蹲在灶膛前添柴，火光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那一刻，我觉得灶君是家里最亲近的人——他一年到头住在灶台上，看着我们吃饭、吵架、熬日子，比任何人都了解这家人的底细。

后来城里用上了天然气，没了灶台，也就没了灶君的位置。偶尔在老家厨房看见那张残破的"东厨司命"纸，边角卷了，字迹模糊了，却没人敢撕——仿佛撕了，就断了与某种古老秩序的联络。

小时候受了惊吓，夜里啼哭不止，母亲便给我"叫魂"。每天中午、晚上两遍。她拿一件我白天穿过的衣裳，走到村口的老槐树下，对着旷野喊："某某回来哟——"声音拖得很长，尾音发颤，像唱，又像哭。喊三声，转身往家走，一路不能回头，不能说话。到了我床前，把衣裳盖在我身上，摸摸我的额头，说："魂回来了，睡吧。"

神奇的是，往往真的就不哭了。如今孩子夜哭，我们带去医院，查微量元素，做脑电图。科学解决了一切，却也遗漏了什么。药物能安抚神经，却安抚不了那种"魂不守舍"的漂泊感。有一年我失眠严重，母亲电话里说："要不要回来，给你叫叫？"我笑了，说不用。挂了电话，却在深夜里反复想起她那句话，眼眶发热。有些治疗，无关科学，只关乎爱。

别样的乡愁，愁的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回不去的那份"讲究"。它像一块粗粝的老茶，入口苦涩，回味却长。

去年清明，我带儿子回乡扫墓。烧完纸，他问我："爸爸，这些规矩有什么用？人死了又不知道。"

我愣了很久，说："不是为了死人知道，是为了活人记得。"

他似懂非懂。我也不再解释。

有些规矩，本来就不是用来"有用"的。它们是用来"记住"的——记住我们从哪里来，记住谁曾爱过我们，记住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人们是如何用一套笨拙的仪式，把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下去，把一代一代的人送出去、迎回来、最终送走。

有人问我：你写这些规矩，是不是想复古？

不是。我知道那些规矩里有愚昧，有封建，有该被时代淘汰的糟粕。女子不能上桌吃饭，寡妇不能再嫁，这些"规矩"活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我怀念的，不是规矩本身，而是规矩背后那个完整的世界——一个人与人之间有默契、有期待、有约束的世界。

那时的日子很慢，慢到可以为一顿饭讲究半天，为一句话斟酌许久。那时的关系很重，重到一句话就是承诺，一个眼神就是托付。那时的天地很大，大到虹是桥、雷是鼓、风有姓名、月有忌讳——万物有灵，人不是唯一的主宰。

如今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我们可以随时离开，却无处抵达；可以随时联系，却无人倾诉。我们解构了一切，却忘了有些东西，是需要"建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