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香岁月：一副对联里的半生缘

何立中

对联于我，从来不是纸墨拼凑的吉祥话，而是贯穿半生的生命印记，是少年意气、人间温情与时代更迭的无声见证。那墨香里，有学费的重量，有亲人的期盼，有手艺的荣光，也有光阴的喟叹。

十四五岁的年纪，正是背着帆布书包奔跑在乡间小路上的时光，而我已握着毛笔，在松柏村与军马之间的村落里，以写对联为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乡村，物质匮乏，学费与书本费虽不算高昂，却也是普通农家的一笔不小开支。看着父母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身影，我不愿再增添他们的负担，便想起了自幼喜爱的笔墨。启蒙老师是家隔壁的龙.大海先生，他是财政局退休的老学究，满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鼻梁上架着副老花镜，案头永远摆着笔墨纸砚和泛黄的古籍。每到腊月，先生家门口便围满了求对联的乡邻，我总挤在人群中，目不转睛地看他挥毫泼墨：起笔藏锋，行笔稳健，收笔利落，一个个遒劲有力的汉字在红纸上绽放，墨香混着纸张的草木气息，在冬日的阳光下弥漫。先生见我痴迷，便偶尔指点一二，教我握笔的姿势、运腕的力道，还赠我一本《春联集锦》，那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成了我最早的“教材”。

起初写对联，手腕还带着少年人的青涩，笔画时而歪斜，结构偶有失衡，但乡邻们格外宽厚，看着我一个半大孩子伏案书写的认真模样，总会笑着预订。我把每一笔都写得格外用心，寒冬腊月里，手指冻得通红，笔尖却从未停歇。收来的零钱，一角两角、一元两元，被我小心翼翼地用手绢包好，开学时郑重地交给老师，那一刻，不仅是学费的缴清，更是少年人靠自己能力撑起一片天的骄傲。渐渐地，“松柏村何家有个会写对联的娃”的名声传开了，军马周边的村落也有人专程来找我，我的案头，红宣纸堆得越来越高，墨汁也换了一瓶又一瓶。

高中三年，学业愈发繁重，却从未间断写对联的日子。那两年，我的字迹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愈发成熟，褪去了少年的生涩，多了几分沉稳。毕业后，写字的功底成了我安身立命的底气。先是在包装厂，雕刻包装箱上的字体、制作丝网印刷的板面，那些在对联书写中练就的结构感与审美力，让我在工作中得心应手；后来辗转到广告公司，写了一年多美术字，宋体的端庄、黑体的厚重、楷体的雅致，在我笔下信手拈来，那些年街头巷尾的招牌、海报上，或许都留有我笔墨的痕迹。

1995年，是手艺人命运的转折点。电脑开始逐步走入寻常百姓家，激光打印、电子排版以其高效、规整的优势，迅速占据了市场。曾经靠手写招牌、手写对联谋生的我们，渐渐被时代浪潮推向了边缘。就像老木匠的凿子敌不过机器的轰鸣，我们手中的毛笔，也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那些年，看着街头巷尾越来越多印刷精美的对联，心中既有对新技术的敬畏，也有对老手艺的不舍，就像一位老友渐行渐远，徒留满心怅然。

但对联于我，早已超越了“手艺”的范畴，成了亲情的纽带。三舅还在世的时候，每年腊月二十九，我必到他家报到。三舅文化不多，平日里话也少，但对我写的对联却格外偏爱。那时候市面上已经有了印刷对联，图案精美、字迹工整，价格也不贵，可三舅始终坚持要我手写的。我总在他家堂屋的四方桌上铺开红宣纸，研好墨，三舅就坐在一旁，端着一杯热茶，静静地看着我书写。从大门的“开门迎春春满院，抬头见喜喜盈门”，到厨房的“烹调应从俭，包涵莫贪心”，再到粮仓的“五谷丰登家兴旺，六畜兴旺福满堂”，里里外外十几副对联，我写得认真，他看得专注。偶尔我写错一个字，懊恼地要撕了重写，三舅总会摆摆手：“没事没事，外甥写的，怎么都好。”这样的日子，一坚持就是十多年，直到三舅离世，我再也没有为他家写过对联。如今想来，三舅偏爱我的手书，或许是疼惜外甥的这份本事，或许是觉得“读书人的笔墨”能给家里添几分文气，又或许，是想用这样的方式，鞭策我不要丢了这份手艺，这份沉甸甸的偏爱，成了我心中最温暖的牵挂。

自家的对联，更是从未假手于人。父亲在世时，无论我是读书求学，还是外出工作，哪怕后来远走浙江宁海，每年腊月，他总会提前打来电话：“该写对联了，选些寓意好的，早点写好贴上，家里就有年味了。”老家的冬天格外寒冷，北风呼啸着拍打着窗户，我常常在腊月二十九的下午，还伏在案头赶写对联。红宣纸在桌上铺展开，墨汁在砚台中微微荡漾，笔下的“福”字饱满润，“春”字意气风发。那一刻，所有的匆忙都变得值得，仿佛只要这些红底黑字的对联贴上墙，一年的奔波与辛劳，都能被新春的暖意抚平。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自己，心里总带着几分“飘”的骄傲——不是自视甚高，而是源于对笔墨的热爱，源于亲人的认可，源于这份手艺带来的归属感。

墨相伴日子，终将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底色温暖着往后的每一个新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