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致影 寻访致公党香港史迹

詹念 用照片讲故事的人

<p class="ql-block">  中国致公党1926年~1947年间有段和香港关联的历史,留下些印迹。岁月荏苒,很多已难辩识,跟着相关历史记载,我行摄并记录一下影像。</p><p class="ql-block"> 陈炯明当选总理(1925年):1925年10月10日,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成立。大会选举陈炯明为首任总理,唐继尧为副总理。</p><p class="ql-block"> 1926年陈炯明上任后,将党的活动中心由旧金山移至香港,并于1926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 “致公俱乐部” ,作为党务推进的办事机构。</p><p class="ql-block"> “二大”是致公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大会决定将总部正式设在香港,并再次推举陈炯明为总理。他一直在港主持工作,直至1933年9月22日在香港病逝。</p> <p class="ql-block">  致公俱乐部最初地址“德辅道中”188号,现已变成了高楼大厦“金龙中心”和地铁站了。</p> <p class="ql-block">  中国致公党“二大”于 1931年10月10日 在 香港 举行。这次大会是致公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主要情况如下:</p><p class="ql-block"> “二大”距离1925年“一大”已过去6年。期间,国内经历了大革命失败,而致公党内部仍存在“党堂不分”的组织问题,亟需改革。</p><p class="ql-block"> 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党堂不分的问题,最终通过了一项折衷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这在组织上推动了致公党从传统会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型。</p><p class="ql-block"> 大会决定将致公党总部正式设在香港,并重新推举了领导层:</p><p class="ql-block">· 总理:陈炯明(连任)</p><p class="ql-block">· 秘书长:陈演生</p><p class="ql-block">· 美洲总支部主席:司徒美堂</p><p class="ql-block"> 大会召开时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致公党迅速投入抗日救亡,号召“停止内争、共赴国难”,并筹款10万银元支援东北义勇军。</p> <p class="ql-block">  “组党”和“存堂”有争议最后达成共识。二大的会议地点在香港跑马地,这是其中“存堂”一方成立了中国致公堂总干部会,这是金山旧档中记录的会议地址。</p> <p class="ql-block"> 陈演生的“汉生隆” </p><p class="ql-block"> 1911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陈炯明主张大家凑点钱合股,由陈演生在香港实实在在做生意,先在香港谋生立足,伺机再起。陈演生不同意以合伙的方式做生意,坚持由他独资经营。只要陈演生不死,生意就是诸位兄弟的。这一点,陈炯明诸人相信,陈演生浑身上下,散发着侠肝义胆的豪气。</p><p class="ql-block">  陈演生返回海丰,东挪要借,又将家中的十几亩田典当,筹了一笔钱,在香港九龙弼街开了一家名叫“汉生隆”杂货店。陈演生的心思放在贸易,要用小本钱经营大生意。说来也怪,陈演生出手的第一宗生意就是用土特产到南洋换橡胶制品。一来一往,赚了个盆满钵溢。不到一个月,广州、香港、南洋几家大商行竟成了固定客户。陈演生奉行薄利多销,吸引了香港的一些小商小贩,毫不起眼的杂货店变成了名利双收的批发铺。陈炯明、马育航、钟敬棠、钟秀南、陈敬岳等人充当送货的“伙计”。</p><p class="ql-block">  “汉生隆”开张,陈演生曾三次远赴南洋,因缘巧合,结识了陈永楠、林义顺、张永福、陈新政等华侨领袖以及义兴堂首领尤烈。结下了深厚情谊。饭后茶余,天南地北,无所不谈。明了南洋华侨领袖以及尤烈等南洋各埠洪门会党,闲聊中,陈演生总是有意无意,介绍海陆丰一班兄弟患难与共的忠肝义胆,将陈炯明的名字,牢牢地注入这些华侨领袖的脑际。</p><p class="ql-block">  1911年6月,陈炯明赴香港,派陈演生赴南洋运动筹款。派马育航、钟秀南等回海陆丰,召集正气社同志,奔赴惠州、潮州、梅州,联络有志之士,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朝政府。</p><p class="ql-block">  黄花岗起义失败,陈演生对黄兴等那种呈一时之血气,视生命如草芥的做法耿耿于怀,一直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陈炯明明确告诉陈演生:他与孙中山素不相识,只知他有个响当当的绰号叫“孙大炮”。黄兴不失是条铁骨硬汉,黄花岗起义失败至今,也中断联系。这次是咱们自己干大事业。</p><p class="ql-block">  陈演生欣然受命。但他坚持路归路,桥归桥的个性。他只负责发动募捐,但必须有专人收款,绝不插手募捐款项分毫。做生意的帐与募捐的帐不能一锅煮。陈炯明再派陈小岳赴南洋专门负责收款。陈演生与陈永楠、林义顺、张永福、陈新政等华侨领袖沟通,与尤烈等南洋各埠洪门首领接触,获得了明确的支持态度。纷纷解囊,募捐活动出奇的顺畅,不到一个月就神不知鬼不觉的筹得约50余万元。陈演生还告知陈炯明诸人,“汉生隆”自开张以来,除还清借款、赎田及给各人家属寄去生活费外,尚有4万余元的积累。</p><p class="ql-block">  陈炯明对募捐款作了安排:30万元购买军火,由陈演生具体落实。20万元用于粮饷,交马育航、钟秀南、周醒南安排。</p><p class="ql-block">  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p> <p class="ql-block">  1946年初,陈其尤等人先后抵达香港,与在港的陈演生等人会合,以香港九龙弼街汉生隆糕粉厂为活动中心,积极开展恢复中国致公党组织的活动。这里后来也成为致公党中央迁移香港后的机关所在地。</p> <p class="ql-block">  “汉生隆”位于弼街—香港九龙油尖旺区,是横贯旺角与太子交界地带的一条道路。 </p><p class="ql-block"> 地理位置:东起联运街(近新世纪广场),西至塘尾道,全长约530至750米。</p><p class="ql-block"> 特色别称:弼街的一段(通菜街附近)以售卖观赏鱼闻名,挂满透明水族袋,因此被称为“金鱼街”,也是《重庆森林》等电影的取景地。</p><p class="ql-block">· 交通枢纽:这里设有旺角(弼街)小巴总站,且靠近港铁太子站和旺角站,交通非常便利。</p><p class="ql-block"> 名称由来:道路以英国首相、第三代比特伯爵约翰·斯图尔特(John Stuart, 3rd Earl of Bute)命名,1923年正式定名。</p><p class="ql-block"> “致公党三大”具体会址,目前史料仅记载为九龙弼街的“汉生隆糕粉厂”,尚未明确对应到如今的某个门牌号。</p> <p class="ql-block">  中国致公党在《中国致公党对时局意见》一文中,声明致公党愿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p> <p class="ql-block">  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在当时发表一系列文章,声明致公党的政治主张。</p><p class="ql-block"> 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在香港《华商报》发表“该党组织概况”,对外宣布“正在准备尽速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党务,修改党章与政纲,并选举中央干事及监事。”</p> <p class="ql-block">  致公俱乐部另一个地址在近跑马地附近的礼顿山道31 23 18号现状照片</p> <p class="ql-block">  中国致公党“三大”</p><p class="ql-block"> 1947年5月1—10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的有香港、广州两地以及美国旧金山和马来亚派出的代表40 余人。英国利物浦、美国波士顿、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组织委托在香港的成员参加。广州支部的任洪和阮耀民、俞安本代表广州支部参加大会,并带有工作人员两人,负责大会油印及事务工作。</p><p class="ql-block"> 大会在组织上进行改组,决定改总理制为委员会制, 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会正式委员19 人,候补委员6 人。由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杰臣、严锡煊、韩毓辉和伍觉天9 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 大会推选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主持中央党部日常工作,陈演生任秘书长,黄鼎臣任组训部部长,雷荣珂任宣传部部长,钟杰臣任财务部部长,韩毓辉任代理侨务部部长,严锡煊、伍觉天任组训部副部长。委员中以广东、香港、广西占多数,其次是马来亚、美国的旧金山和波士顿、加拿大的满地可(蒙特利尔)。墨西哥、古巴、大溪地也都有中央委员。广州支部的任洪、阮耀民当选中央委员,杜爱石等当选候补中央委员,黄哲当选候补监察委员。设立了香港、马来亚、美洲3 个总支部及20 多个分部。</p><p class="ql-block"> 大会讨论修改了《中国致公党党章》和《中国致公党政纲》,发表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海外侨胞书》和《中国致公党致杜鲁门总统电文》,并一致决议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p> <p class="ql-block">  维多利亚的灯火 依旧明亮</p><p class="ql-block"> 沧桑变迁 岁月流转 世事无常</p><p class="ql-block"> 我愿今生为你先煮一杯茶</p><p class="ql-block"> 一杯又一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