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云（一）

师颐康

美篇号：14374057

昵称：师颐康

图片:原创

故乡的云

作者：师颐康

第一章：游子归来

都说故乡的云最好，都道故乡的天最蓝。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2010年9月23日，农历八月十六，我回到了阔别三十余年的故乡——牧场。

我虽生在外地，一个繁华都市，但六岁便随父母来到这片土地。那时的牧场，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的一个基层科研单位，坐落在偏僻的齐北线上，是个人迹罕至的不毛之地。火车在这里只是匆匆一瞥，连站台都算不上，只有一块斑驳的木牌，上面写着站名，被风雨侵蚀得字迹模糊。

白驹过隙，几十年仿佛只是一个转身。人世沧桑，如今我怀着复杂而纠结的心情，再次踏上这里，试图触摸那段历史的脉搏，寻找那个曾被时代洪流冲刷得面目全非的自己。

严格说来，牧场或许算不上我真正的故乡。我只是这里的过客，像一粒被风吹来的种子，落在陌生的土壤里，挣扎着生根、发芽。可这里的水、这里的粮养育了我，养育之恩，没齿难忘。在这里，我度过了心酸的童年、春风得意的少年、迷茫孤独的青年。十六年的光阴，将一个人的骨血都浸透了这片土地的气息。我没有理由不怀念这块养育了我十六年的土地。

我像一片浮萍，四处漂泊，四海为家。我甚至无法确定，我的故乡究竟在何方。可是，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童年？又能有几段风华正茂的青春？那十六年间的酸甜苦辣、酷暑严寒，早已刻进生命，融进血液，成为我永远无法剥离的一部分。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年幼的我经历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洗礼。牧场，承载了我截然不同的童年——有屈辱，有恐惧，也有草原上骑马飞驰的自由，有井台边朦胧的悸动。多少次梦中，我又回到这里，回到那低矮的土坯房前，回到那吱呀作响的井台边，回到那尘土飞扬的篮球场上。童年的往事，令我对这片土地魂牵梦萦。无论如何，姑且就当它是我的半个故乡吧。

游子之心，故乡之情，一身疲惫，空空行囊，千言万语，终化作万千思绪。今天，我回来了——寻找昨日的印记，回望历史的留痕，再度咀嚼那段人生中的苦痛、无奈与彷徨。童年的经历，正是我人生观成形的重要阶段。特殊的历史，造就特殊的人，我又怎能例外？世事磨难，人情淡薄，让我对人间有了属于自己的体悟与解读——这世间，有些伤痕永远不会愈合，但它们会变成你骨头里最坚硬的部分。

从县城通往牧场的公路，早已铺成了柏油路。路面不算宽阔，但容两车交错绰绰有余，平坦而顺畅，像一条黑色的缎带，铺展在秋日的原野上。记得儿时，父亲常与他的徒弟、朋友们骑车去县里的兽研所办事。一行自行车队浩浩荡荡，驶过空旷的公路，为寂静的原野添上几分流动的生气。叔叔们轮流载着我，那时的路十分难行，常见两道半尺宽、一尺深的车辙，像两条永无尽头的沟壑。一不小心，便可能连人带车翻进沟里。烈日当空，他们总是汗流浃背，衣衫湿透，脸上的汗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通往县城的路，在我记忆里，遥远得像西天取经般艰难，仿佛要走整整一天，才能望见县城的轮廓。

往事历历在目，山河依旧，却已斗转星移。父亲那一代人大多已逝去，可他们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在眼前，清晰得就像昨天。他们吃苦耐劳、乐观向上的精神，是后人难以企及的。望着一望无际的原野，心底不由地泛起酸楚——景物依旧，亲人已远。风从田野上吹来，带着庄稼成熟的气息，那气味如此熟悉，仿佛父亲刚刚还站在身旁。

车入牧场地界，公路两旁的庄稼渐渐清晰。大多已经成熟，玉米秆有一人多高，密密匝匝地立着，像一片绿色的城墙。大豆的豆荚微微开裂，露出金黄饱满的豆粒，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空气中弥漫着庄稼成熟时特有的清香，那是土地对耕耘者最慷慨的回赠。不知不觉，车已抵达牧场，仅仅用了二十多分钟。原来，牧场离县城这样近——年少时觉得遥不可及的距离，如今不过是短短一程。人生多少事，大抵如此。

牧场医院的楼房立在公路右侧，一楼凸出，十分醒目，白色瓷砖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光。几家旅店散布四周，招牌鲜明，错落有致，显然是近年来才兴起的。我来到学生小龙家的饭店，给他打了电话。不久他便开车赶来——他是我当年教初二时的学生，如今也已四十四岁了。是啊，我教他时二十四岁，风华正茂，而今自己已五十四岁，两鬓已见风霜。寒暄几句，我说：“我想去五队看看。”

“五队早就撤了，现在没人住，去那儿干啥？”小龙有些不解，眉宇间带着疑惑。

“就是想看看。”我说得很轻，仿佛怕惊动什么。

“我开车送您吧。”

“不用，借我辆自行车就行。我想找找当年的感觉。”我想一个人走，一个人慢慢地走，让这条路把我带回从前。

我骑上小龙的变速自行车，沿公路一路向西。路好，车好，心情更好——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心情，像打翻了五味瓶。从前的老路已不见踪影，我在路口拐进田间小道。有时遇上深陷的车辙，只得下车推行。半人高的野草和蒿子不时划过腿边，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带着秋天特有的干燥气息。夕阳缓缓西沉，像一个巨大的红灯笼挂在天的尽头，把整片田野染成金红色。晚风轻拂，带着丝丝凉意，三两片树叶悄然飘落，在空中打着旋儿。枝头的喜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仿佛在欢迎我的归来，又仿佛在向我诉说这三十多年的变迁。

第二章：寻觅童年

走了约五十分钟，眼前的路彻底断了，只剩一望无际的玉米地。玉米秆密密地立着，像一道无法穿越的屏障。

我左右张望，五队村的痕迹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从未存在过。

或许我来错了地方，可确实已无路可走。

人世沧桑。四十四年前的那个小村子，此刻却清晰得如在眼前——

低矮的土坯房，土墙被风雨剥蚀得坑坑洼洼，像老人脸上的皱纹。稀疏的篱笆墙，用秫秸和树枝胡乱编成，歪歪斜斜地立着。鸡鸭鹅狗在院里院外随意走动，成群的牛羊在村边的草甸上低头吃草，偶尔抬起头来，发出悠长的叫声。

高高的井台，用青石垒成，表面被磨得光滑发亮。吱呀作响的辘轳，每转一圈都发出沉重的呻吟。健硕的牛，眼神温顺而疲惫。暴烈的马，鬃毛在风中飞扬，鼻孔喷着白气。

夕阳下袅袅婷婷的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钻出来，在暮色中缓缓上升，最终消散在天空里。犬吠鹅鸣，此起彼伏，一派北国田园的安宁，仿佛世外桃源。

而如今，往日的一切都已荡然无存，像一幅画被橡皮擦得干干净净。

田野上静悄悄的，只有风偶尔穿过，夹杂几声鸟鸣，显得格外空旷。不时有拖拉机驶过，车上垒满金黄的玉米棒，堆得像座小山。押车的老乡，有男有女，妇女颈间的红围巾，在秋风中飘动，竟与当年牧场里女工们戴的一模一样——那抹红色在苍黄的田野上格外醒目。她们抄袖坐着，目光倦怠地向我投来一瞥好奇，随即又转向远方，仿佛我只是这片土地上又一个匆匆过客。车轮滚起漫天尘土，比当年马车的烟尘更浓、更呛人，尘土落在路边的草叶上，蒙上厚厚一层灰白。

玉米地旁挺立着几排杨树，枝繁叶茂，树干平均有二尺来粗，挺拔地指向天空，像一排沉默的哨兵。

如果没认错，这就是当年那片护林带。树更高了，更壮了，叶子也阔大了，树冠在空中交织成一片浓荫。一些叶子已微微泛黄，在秋风里飒飒作响，仿佛正向我诉说这里的沧桑岁月，又仿佛在低声叹息。

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起小梁叔叔。

那位风流倜傥的技术员，身材高大，面容英俊，总是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说话时嘴角带着一丝不羁的笑意。1967年秋，因“作风问题”，与我家那位被定为“暗藏反革命”的父亲，一同被遣送到五队劳改。他真是个“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人物，即使在劳改中，也丝毫不减那份洒脱与不驯。

劳改后期，他很快和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更神不知鬼不觉地，与那位风姿绰约、能文能武的妇女主任走到了一起。那位妇女主任，三十出头，身材丰满匀称，一双眼睛又黑又亮，说话做事干净利落，在村里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

在蜿蜒的田间小路上，两人一前一后，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犹如地下工作者，机警地避开旁人视线，悄悄来到遥远的村外。他们的脚步轻盈而迅疾，像两只怕被发现的猫。

骑行十几里路，转眼便抵达这片树林。杨树们静静地立着，枝叶在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窃窃私语。他们在这里一次次幽会，一回回倾心交谈。男贪女爱，在草地上掀起激情的浪涌，草地被压出一片片痕迹。哪怕是严冬冰雪，寒风如刀，也挡不住彼此的缠绵，他们在雪地里相拥，呼出的白气交织在一起。

青春的炽热让他们忘却时间、忘却地点、忘却身外的一切。那时的爱情，连树木也肃然，连寒风也却步，连天地都为他们让出一条路来。

——就是这些树，那时还年轻的杨树，亲眼目睹了那段属于两个人的罗曼史。它们站在那里，不言不语，却见证了人间最炽热的情感。

当年大饱眼福的小树，如今已长成参天之势，遍身风霜，树皮上布满裂纹，像老人手上的老茧。可小梁叔叔呢？早已驾鹤西去，化作一捧尘土。再风流的人物，终究也活不过树木啊。树木可以在这里站立几十年、上百年，而人呢？不过是匆匆过客。

远处传来狗叫。我循声走了一段，果然看见一户人家——孤零零的，像被遗忘在田野上的一枚棋子。

像在茫茫大海上漂泊已久的孤舟，忽然望见灯塔，我推车快步向前，心跳莫名地加快。

狗吠越来越近，一只大白狗猛冲出来，怒目圆瞪，龇着雪白的牙齿，甩动着宽大的嘴巴，摇晃粗壮的尾巴，狂吠不止，声音在空旷的田野上传得很远。一群大鹅也合伙嘎嘎叫着，伸长脖子，向我示威，翅膀扑扇起一片尘土。

面对虚张声势的看家狗，我只是冷笑。果然没多久，它便黔驴技穷，只吠不咬，叫声里渐渐没了底气。后来连叫声也渐渐软了下去，像泄了气的皮球——这家伙，也就吓唬吓唬胆小鬼罢了。

四十年前，村里的狗可是真厉害。不光叫得凶，还真敢下口，咬住了就不松口。村里几个小地痞就曾纵狗咬过我，那撕心裂肺的痛，我至今难忘，小腿上的伤疤还清晰可见。后来我专门练过如何对付恶狗，所以再也不怕任何狗——人都不怕，还怕狗么？

此刻我只一跺脚，那狗便吓得扭头逃窜，夹着尾巴跑出十几米远。见我不追，又转身扑来，吠得更凶，好像要把我撕碎。我再一哈腰，作势欲扑，它再次抱头鼠窜，只敢立在远处叫个不停，声音里满是委屈和不甘。

我走到小木房前，门上了锁，铁锁已经锈迹斑斑。

难怪这狗如此尽责，原来是在恪守本职——好一条忠心的看家狗！

木房不远处有一口机井。井上高高架着三排碗口粗的白色塑料水管，像三条蜿蜒的长龙，伸向望不见头的远方，在夕阳下泛着白光。电泵正在工作，声音铿锵有力，嗡嗡的震动声传得很远。井，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

我的童年与井相连，朦胧的初恋，也萦绕在井台边。看见井，就想起水，想起那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女孩，想起她低头打水时额前垂下的碎发。

——大概世上的人和万物，终究都离不开水吧。水是生命，也是记忆。

起伏蜿蜒的白色巨龙将我的思绪带到了那遥远的过去。

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高高的井台，青石垒成，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吱吱作响的辘轳把，每转动一圈都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在那滑碌陡峭的井台上，稍有不慎就会滑倒。

十一岁的少年正在奋力地摇着辘轳。塞北寒冬，冰天雪地，零下三十几度的严寒，呼出的气瞬间结成白霜。戴手套根本握不住辘轳把——太滑，只好赤手摇辘轳。一旦触碰到铁柄，手上一层皮马上被撕下，鲜血淋漓，疼得钻心。就是这样，第二天还要继续，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手上的口子一个叠一个。但他慢慢习以为常，竟然坚持了下来，仿佛那双手不是自己的。

每次打水时，眼看井绳马上就要从辘轳上脱落下来，他心急如焚，只好用胸膛去顶住辘轳把，再腾出一只手来用力去推，胸口被硌得生疼。

柳罐终于打上来了，湿漉漉的，滴着水。但他够不到柳罐——井台太高，他太矮。万般无奈，要一只脚踏在光滑的井口边缘，身体前倾，用力去拉，脚下直打滑。

十米深的井，黑黝黝的，如同是个无底洞，看一眼都让人头晕。

一旦不慎滑落到井中，定是万劫不复，连喊都来不及。

柳罐慢慢被提出了井口，他咬紧牙关，用尽全身力气，奋力一倒，将冰冷的水倒入水槽里，水花溅到手上，立刻结成冰碴。

几十头牛和马一拥而上，挤挤挨挨，争抢着喝水。杯水车薪——一柳罐水顷刻间就一滴不剩地进入了它们巨大的胃，连水槽底都干了。

他不停地打水，一罐又一罐，手臂酸痛得几乎抬不起来。辘轳吱吱地吟唱着，仿佛是一首凄凉的童谣，单调而重复，像命运本身。

在他听来，这童谣一点也不凄凉，反倒让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因为在这里，在牲畜们面前，他不再是那个被人欺负的“反革命羔子”。

在童谣里他陶醉了，忘记了他是谁。

忘记了书本，忘记了教室，忘记了那些村里小地痞狰狞的嘴脸，忘记了他们恶毒的嘲笑。

他再也听不到无休无止的谩骂——“地主羔子”“小反革命”……

再也没有人往他书包里塞马粪了，书本被弄得又脏又臭。

再也没有人合起伙来打他，拳打脚踢，把他按在地上。

再也没有人给他起外号了，那些刺耳的称呼像刀一样扎在心口。

再也不提心吊胆地，时时刻刻提防着别人的欺侮，他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哪怕只是在牛马面前。

他感到与这些哑巴畜生的融合的温暖与快乐。它们不会说话，但它们的眼神是温顺的、感激的。

畜生们真好，它们各个知道感恩图报，从来不会仗势欺人。你给它们水喝，它们就用温顺的眼神看着你，用脑袋轻轻蹭你的肩膀。而人呢？

此时此刻，我多么想将那历经沧桑的井台与辘轳拍下来，给我的孩子看。给她讲诉我小时候的故事，让她知道她的父亲经历过什么。

我多么想再抚摸一下那饱含历史沧桑的井绳，把它紧紧地攥在手中，再体会一下它的体温——那粗糙的、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麻绳。

把它贴到脸上，让我再次重温一下历史的痕迹，让那粗糙的质感扎在皮肤上。

在它的身上，曾经浸透了我童年的血泪斑斑，有我的汗水，有我的血，有我的眼泪。

它是我苦涩童年的见证，也是我童年的亲密伙伴——在我最孤独的时候，只有它陪伴着我，一圈一圈地转动。

不是有个什么《牧马人》的电影嘛。他再苦也还有人呵护他、爱他，他在感情上是富有的，他的身边有妻子、有乡亲。他吃的那点皮肉之苦，与我童年的经历相比，简直是是小巫见大巫，我是才配名至实归的“牧马人”——真正的孤独者，真正的受难者。

可惜啊！

那井台已经永远永远消失，我再也看不到了，就像那些人和那些事，一去不返。

留给我的仅仅是那永恒的记忆——像烙铁烙在心上的印记。

眼前滔滔不尽的机井水汹涌澎湃，仿佛万马奔腾，白花花的水流奔向远方。

它将历史的河流的轨迹冲刷得支离破碎，把旧的痕迹彻底抹去。

然而，那血迹斑斑的井绳却永远在我心头横荡，挥之不去，驻之永恒。

第三章：我的高考

回到场部时，天已经黑透，恰好是农历八月十六，月儿很圆很圆，像一面银盘悬在深蓝色的天幕上。

皎洁的月光洒在大地上，像铺了一层薄薄的银霜，让人感到神清气爽，连呼吸都变得清澈起来。

在修配厂通往先前家的公路上，路面已经是水泥浇灌的了，平整光滑。骑车在上面十分舒服，车轮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路两边的杨树已经遮天蔽日。两侧的树枝叶片共同向路中间靠拢，形成了两扇半弧型的巨大伞面，将整条公路罩在下面，像一条绿色的隧道。

树枝白天遮光，挡雨避风，走在下面惬意得很，即使在盛夏的正午也凉风习习。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慢慢的前行，试图寻找哪几棵是我在修配厂时亲手栽下的树。我仔细辨认着每一棵树的模样。

我清晰地记得它们是在场部招待所附近。我为它们定期浇过水，一桶一桶地从远处提来。

也许它们还认识我——如果树有记忆的话。但我已经认不出它们了，它们长得太高太壮，早已不是我记忆中那些弱不禁风的小树苗。

就像我的职业——二十三岁当老师，到现在我的学生天涯海角，他们能够一眼就认出我，而我就未必能够认出他们。时间改变了一切，包括人的模样。

看着这些成才的大树，园丁的自豪油然而生——这些树，就像我的学生，从幼苗长成栋梁。

也许这就是园丁唯有仅有的幸福吧：看着生命在自己的呵护下茁壮成长。

月光皎洁明亮，将树影拖得很长很长，像一幅巨大的水墨画铺在地上。

三十五年前，也是在这条路上，我每天三个来回上下班，风雨无阻。

晴天尚好，骑行在树影间，心情舒畅。雨季时路面泥泞，黏土粘在车轮上，自行车行驶非常困难，要不时地下车用树枝抠泥，十分麻烦，常常弄得满手是泥。

每次下夜班，大约在凌晨三四点钟左右，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

我每每是马不停蹄，中间从不休息，提前完成工作任务，目的就是早早下夜班回家——家里有等我的人，有温暖的火炕。

一个夜班下来，往往是一身的疲惫，满身的柴油气味，衣服上、头发里、皮肤上都是那种刺鼻的味道。

但一骑上自行车，就像归心似箭的马儿，奋力向家挺进，双腿像装了弹簧。

路边的小树被风吹得飒飒作响，时而有猫头鹰的凄厉叫声，在夜空中回荡，让人后背发凉。

狗的吠声让我感到不孤单，但有一种无名状的惆怅，无以言表——那是青春特有的迷茫，不知路在何方。

修配厂的工作乏味无聊，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像一台机器。但我又有什么出路呢？也只能在这里好勉栖身了，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

1977年，高考恢复。迷茫与困惑中，我仿佛看见了一道曙光，刺破了多年的黑暗。

我将前途与理想，全都寄托给了这场考试。高考是公平的竞争，更是像我这样的地主子弟的福音——不用再看成分，不用再看脸色，只凭自己的本事。

机会就在眼前，我没有理由退缩。勇往直前，才是我们师家的性格——那股不服输的倔强，是父亲留给我的遗产。

那间四平方米的斗室，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堆看不完的书，堆得像座小山。一个个寒夜，孤灯为伴，窗外的风声像在嚎叫。零度的气温反而让我精神抖擞，寒冷让人清醒。不知困倦，不觉劳苦，只觉得时间不够用。为了理想，我必须废寝忘食，连吃饭都觉得是浪费时间。

就在这苦读的日子里，一段让我自鸣得意的、朦胧的初恋，悄然萌芽，像春天里第一株钻出地面的小草。

那神奇的井台邂逅，那些一起复习的甜蜜时光，让我心旷神怡。她的笑容，她的声音，她低头写字时的侧脸，都成了我心中最美的画面。这隐隐约约的甜蜜，成了我取之不尽的力量，让我在枯燥的课本中找到坚持下去的理由。

然而，阴差阳错，我的“月亮妹妹”还是飞走了，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留给我的，是无尽的痛苦与苦涩，像黄连一样在心底化不开。我终于尝到了少年维特式的烦恼，在迷茫、彷徨、孤独与怅惘中，一颗少年心破碎着，流浪着，不知何处是归途。

1979年10月5日，经历了三年高考的磨折——三次走进考场，三次等待放榜，三次希望与失望的交替。在我极度消沉之际，一份中等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了手中，薄薄的一张纸，却重如千钧。

我的心情，谈不上兴高采烈，也算不上垂头丧气。只是怀着万般的无可奈何与百般的不甘心——我想上大学，却只考上了师范。我告别父母，离开了牧场。第一次只身前往远方，开始了我浪迹天涯的闯荡，背着行囊，头也不回地走了……

第四章：人妖颠倒

躺在旅店的床上，我久久无法入睡。窗外的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细细的白线。

朦胧中，梦回到了1963年7月，那个火辣辣的夏天，太阳像要把大地烤化。爸爸妈妈带着大姐、二姐和我，在树林火车站下了车。夏风迎面扑来，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草原，绿浪翻滚，芬芳吐艳，各色野花星星点点地开着。

土坯房食堂里的黑面馒头，又硬又粗，咽下去拉嗓子。硕大凶猛的蚊子，嗡嗡地围着人转，一巴掌能拍死好几个。荒无人烟的草地，走到哪里都一样，分不清东南西北……那时我还不懂事，并未感到城市与牧场的巨大差别，只觉得新鲜好玩。

那年，爸爸37岁，正值壮年，眼神里满是抱负。妈妈34岁，面容清秀，手脚麻利。大姐14岁，已经是个懂事的大姑娘。二姐11岁，扎着两条小辫。我6岁，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跟在姐姐们后面跑。

爸爸妈妈的宝贵年华，从此都挥洒在这里，整整几十年，直到他们离休。他们在这里经历了“文革”——那场席卷全国的暴风雨，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事外。

大礼堂，大字报，批斗会，高帽，红卫兵，造反派……这些词像噩梦一样缠绕着那几年。爸爸被押着九十度弯腰，头几乎碰到膝盖。沉重的木牌挂在脖子上，用细铁丝勒着，勒出深深的血印，结了痂又被磨破。妈妈流着无助的眼泪，眼眶红肿，却不敢哭出声来。在暴风雪中，她用双肩吃力地担水，举步维艰，一步一滑。滑倒摔伤了腿，刺骨的冰水浸透了棉裤，冻得她嘴唇发紫，浑身发抖。

1967年，也是中秋节。“革命群众”都在过节，吃月饼，赏月亮。爸爸刚从劳改队里被放出来，身上还带着伤。他面色铁青，瘦骨嶙峋，颧骨高高凸起，带着我们全家，用一辆牛车搬家——几件破旧的家具，几个包袱，就是全部家当。

秋风寒气袭人，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老牛走起路来四平八稳，不急不慢，从场部到五队不过六里路，它却要走上大半天，一步三摇。我们用了整整两天，才把家安顿在五队——那个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子。

昏暗的煤油灯，火苗忽明忽暗，墙上映着摇晃的影子。低矮的小土房，伸手就能摸到房梁。全家五口人，拥挤在一铺小土炕上，翻身都困难，胳膊碰胳膊。

我第一天上学，背着母亲用碎布缝的书包，还没来得及放下，一群男孩就围了上来，像一群嗅到血腥味的狼。一个长得像猴子般的男孩奶声奶气地叫嚷：“这是谁家的小子？瞧啊，他穿女生衣服！”——那是姐姐穿旧的衣服改给我的。

“我摸摸，八毛二的！（谐音‘爸摸儿’）”一个叫“大嘴巴”的男孩一边摸我的衣料，一边对其他人挤眉弄眼，引来一片哄笑，笑声刺耳。

“八毛二的！”刘占嬉皮笑脸地凑上前，伸手又来摸，手在我身上乱抓。

“少碰我！”我愤怒地将他推开，胸膛里像有团火在烧。

“他娘的，敢动我？”刘占拾起半块砖头就向我砸来，动作又快又狠。我本能地侧身，砖头还是重重砸在右胳膊上，疼得我眼前一黑。我飞起一脚还击，踢在他腿上。

“我操！”他们像一群被激怒的野狗，嚎叫着扑了上来，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

“好你个反革命羔子，今天活腻歪了！打死他！”

十几个人一拥而上，四面围攻，拳头像雨点一样落下来。我开始还能用腿阻击，踢倒了一两个，终是寡不敌众……

挨打成了常事，每天上学都像上刑场。老师也不管，假装没看见，或者干脆站在一旁看热闹。我不再上学了。

我开始背着父亲逃学。每天背起书包，走出家门，却不是去学校，而是去东边的牛圈。那里有几十匹马、几十头牛，空气里弥漫着草料和牲口粪便的气味，可我觉得比教室里安全。牧马人叫寒林，公鸭嗓，声音沙哑，人很善良，从不嫌弃我。他教我骑马，我帮他打水饮牛，打扫牛棚，干活从不偷懒。

我第一次单独骑上那匹叫“草上飞”的马，经历刻骨铭心，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是一匹枣红色的马，性子烈，跑起来像一阵风。我骑在马鞍上，双手紧握缰绳，手心全是汗。“草上飞”如同利箭在草原上奔驰，四蹄腾空，耳边风声呼啸。我翘起屁股，努力与马的运动保持一致，随着它的起伏而起伏，身体像黏在马背上。仿佛置身惊涛骇浪中的小船，上下颠簸，耳畔生风，双眼流泪，只觉得一根根电线杆，正飞快地从身旁掠过，像电影里的快镜头。

我骑马的功夫，就是那时练出来的。我能在飞奔的马上探下身，捡起地上的硬币——那是在无数次摔打中练出的本事。

我曾梦见二姐——因为家庭成分是地主，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造反派赶下舞台。她正在台上演出，灯光刺眼，台下黑压压的人头。造反派冲上台，夺过她手里的话筒，当场就把她从宣传队开除了。她站在台上，灯光刺眼，台下无数双眼睛盯着她，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是十二月东北的寒冬，寒风刺骨，气温零下三十多度。晚上九点，天地漆黑，没有一颗光亮，连星星都躲进了云层。只有西北风在耳边尖啸，像狼嚎一样。小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到处是冻硬的土疙瘩。

在空旷的田野间，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正拼命蹬着自行车，链条发出咔咔的响声。

远处不时传来野狼的嚎叫，凄厉而悠长。她好像没听见，也不觉得害怕——心里有更大的恐惧，就顾不上狼了。

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串串往下掉，在脸上冻成冰碴。

视线模糊，头脑空白，棉袄的前襟早已结了冰，硬邦邦的，一走一响。

她在无意识中，翻过一道高高的山坡，车轮在冻土上颠簸。

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没有星光，没有月亮。在那浓得化不开的寒夜里，那一刻，她不知道什么是危险，也不知道什么是恐惧——恐惧已经把她整个人都吞没了。

造反派幽灵般张牙舞爪的影子，始终在她眼前晃动，像鬼魅一样挥之不去。

之后是无数个难眠的长夜，一个接一个的噩梦，让她辗转反侧，枕头常常被汗水浸湿。

她总在惊恐中醒来，尖叫着坐起来，半天才能回过神。二姐就这样，在恐惧里度过了辛酸的少年时代，那些年留下的阴影，伴随了她大半辈子。

这些往事让我百感交集，五味杂陈。恍恍惚惚的，不知不觉天已亮透，窗帘缝里透进刺眼的光。看表，已是清晨五点半。

我再也躺不住了。起床洗漱完毕，便去寻那座大礼堂——那个承载了太多记忆的地方。

可它已无影无踪，只剩下空地一片，长满了荒草。站在它的遗址前，我思绪万千，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建筑没了，但我还能清晰地描绘出它的一砖一瓦，每一个房间的样子，每一扇门的位置，每一扇窗的方向。

大礼堂里，装着我童年无数的记忆——有欢乐，有痛苦，有悲伤，更有恐惧。它像一只巨大的箱子，把我的童年全都装了进去。

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和我们家的第一所房子一样，都是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建造的，红砖灰瓦，结实耐用。它是父亲那代人建场的标志，是他们心血的结晶，所以我爱屋及乌。

大礼堂默默矗立了几十年，风吹雨打，雷打不动。它见证了文革的全过程，见证了台上台下的闹剧，见证了人性的扭曲与挣扎。它是牧场历史的证人，沉默而忠实。

也不知是哪个败类，活生生把大礼堂毁了，拆成了一片废墟。

我在它的遗址前徘徊了很久，久久不愿离去。该死的败家子！

为了眼前那点利益，简直是在“焚琴煮鹤”！暴殄天物！

我清楚记得，爸爸的办公室在东头第一间，门口挂着“主任室”的牌子。妈妈的计财科在西头第一间，窗台上总放着一盆花。

平滑的水泥地上，我不知多少次在那里抽冰尜，鞭子甩得啪啪响，挥汗如雨，酣畅淋漓，冰尜在地上飞速旋转，发出嗡嗡的声音。

文革时满墙的大字报，层层叠叠，墨迹淋漓，写着各种吓人的口号。一次次的文艺演出，台上的歌声锣鼓声。一次次的批斗会，高喊口号的声音，低头认罪的声音……

我童年中的大礼堂，简直就像我心中的人民大会堂，庄严、神圣、不可侵犯。

这里承载着牧场建场的历史，也记录下文革中一幕幕滑稽的闹剧——那些荒诞的、可笑的、可悲的场景。

跳梁小丑曾在这里的舞台上张牙舞爪，不可一世，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

人性的美与丑，善与恶，也在这里反复上演，像一出永不落幕的戏。

大礼堂默默见证着那个年代的风风雨雨，见证了春天的花开，冬天的雪落。

离开礼堂旧址，我直奔我们家在1963年到1968年住过的第一栋红砖房。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房子。

四十八年风风雨雨过去，它虽不再像我记忆中那么高大宏伟——小时候觉得高高的台阶，现在一步就能迈上去——却依然结实，朴素无华，像一位沉默的老人。

红砖的颜色已不鲜艳，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斑驳，但那一块块砖，就像饱经风霜的老人，岁月虽远，精气犹存，骨架依然硬朗。

我闭上眼，仿佛就能看见那条长长的走廊，昏暗的，静静的，脚步声回荡。

一共六扇门，清一色的木制，刷着蓝漆，厚实的木板在当时当地算得上豪华气派，门把手是黄铜的，擦得锃亮。

穿过三扇门是厨房，灶台、水缸、碗柜，井井有条。接着是卧室和客厅，客厅里有一张方桌，几把椅子。

前面有四扇大窗，采光很好，阳光洒进来暖洋洋的。后面是一大一小两扇窗，对着后院。

45度的红瓦起脊，一年到头从不漏雨，大雪压在屋顶上也不会塌。

1966年冬天，文化大革命正搞得如火如荼，像一锅烧开的沸水。

眼看造反派胡作非为——他们甚至在夏天把李叔叔无缘无故抬到大礼堂批斗，五花大绑，挂着牌子——爸爸和李叔叔决心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与造反派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一个寒冷的夜里，北风呼啸，在我家客厅，昏黄的灯光下，他们组织起一个叫“认真战斗队”的革命群众组织。

主要成员都是兽医院的同事，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位正直的叔叔，一共十几人，基本都是有文化的人。

他们的宗旨，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阻止造反派无法无天的行为，想让一切都回到轨道上。

爸爸白天忙着研究马传贫——那种病让马匹一匹匹地死去——晚上就把“认真战斗队”的成员请到家里客厅，共议“国家大事”。

他拿出一条平时舍不得多抽的葡萄牌香烟，两毛八一盒，小心翼翼地拆开，分给叔叔们，一人一根。

他们一边讨论怎么和造反派辩论，舌战群儒，一边吞云吐雾，烟雾在灯光下缭绕。

妈妈忙着为十几口人烧水沏茶，灶上的水壶咕嘟咕嘟地响。客厅里烟雾缭绕，呛得人直咳嗽。叔叔们身在边疆，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地图铺在桌上，手指点着一个个地方。为了捍卫伟大领袖，他们神情肃穆，一丝不苟地讨论着如何同造反派斗争，如何守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仿佛在讨论军国大事……

爸爸他们有理有据，引经据典，每次大辩论都让造反派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对方又急又气，狗急跳墙之下，开始想方设法分化、瓦解他们这支“认真战斗队”，用小恩小惠拉拢，用威胁恐吓打压。

终于，一个“犹大”出卖了爸爸——那个人后来见了我们都低头走路。一顶“暗藏反革命”的帽子，莫须有地扣在了他头上，像一座大山压下来。

接着便是批斗、挂牌、游街、抄家、劳动改造，一样不少，全套的。

我平静、幸福、无忧无虑的童年，就这样戛然而止，像一曲未唱完的歌突然断了。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灾难——被辱骂、欺负、殴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文革前，我是快乐而幸福的。夏天，在屋后的水泥地上扎蝈蝈笼、编鸟笼，和伙伴们打扑克、下象棋，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阳光都是甜的。那时候扑克可是稀缺的“奢侈品”，而我竟拥有好几副“狮子王牌”，在当时可谓风光极了，小伙伴们都很羡慕。

可自从被造反派抄家之后，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我的朋友一下子少了很多，像秋天树上的叶子。

那些本是和我一块儿长大、往日形影不离的莫逆之交，如今却因“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被他们家长拦着，对我这个才九岁多的孩子“敬而远之”。在许多大人眼里，我仿佛成了细菌、病毒、瘟疫，会传染给他们似的，见了我就绕道走。他们躲着我，就像怕染上什么绝症，眼神里满是戒备。

但也有一些家长深明大义，他们的孩子依然愿意和我玩。先春的爸爸妈妈就是善良人——我天天都能去他家，从不嫌我。和先春一起下象棋、打弹弓、骑自行车，那些日子是我灰暗童年里不多的亮色。

象棋是哈尔滨兽医所的沈叔叔和谢叔叔教我的，他们下棋时我在旁边看，慢慢就学会了。后来我又教会了先春，他学得很认真。记得当时我棋艺不精，连“象”都能直着飞，我俩却下得津津有味，谁也不笑话谁。

我们一起打弹弓，用树枝和皮筋做的。有一次还用夹子打到一只“三道眉”——那种鸟的眉毛是白色的，很好看。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到山鸟，高兴得一连几天都手舞足蹈，把鸟拿在手里看了又看。

最难忘的是一个中午，太阳火辣辣的，先春突然跑来找我，气喘吁吁：

“老康，我碰见长虫了……”

一听到“长虫”，我先是汗毛倒竖，后背发凉，紧接着又来了精神：“在哪儿？走，找它去！”

我们跑到一个巨大的土坑边，四周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密不透风。两人跳进坑底，草叶划过胳膊，痒痒的。先春指着一处说：“就在这儿。”

“刨！”我喊道，把镐头递给他。

先春几镐下去，一条白练似的长虫从土里翻了出来，扭动着，白花花的。我顿时觉得后背发凉，浑身汗毛都立了起来，像触电一样。

“打！打长虫！”

先春一镐头，我一砖头，那长虫还在扭动，身子弯来弯去。先春又补上一镐，蛇头断了，可头和身子竟都还在动，在地上翻滚……

那些年，像这样淘气的事儿可真没少干，现在想想又好笑又后怕。后来文革越来越紧，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还能一起玩的朋友也越来越少，一个个都散了。

记得有一次，我和二驴把扑克牌里的四个“二”、两个“王”全都安排在了第四家——也就是发牌时的第四张，做了手脚。然后让土豆去喊女生琳琳过来打牌。我们打牌向来有“彩头”：输家要按赢家的规定受罚，这是我们自己定的规矩。

琳琳的哥哥是造反派，在村里横着走。她平日就趾高气扬，眼睛长在头顶上。虽是女孩子，却常对我们指手画脚，动不动就搬出她哥哥来吓人。我和二驴、土豆早就想治治她，杀杀她的威风，只是苦于没有机会。

土豆自告奋勇，上演了一出“苦肉计”，装成被我们欺负的样子。这次定的规矩是：输家要提一整桶水，在五分钟内绕着我家和李家那栋房子跑十圈，一滴水也不许洒，否则重跑。

琳琳来了。四人坐定，一切按计划进行。结果不言而喻——我和二驴大获全胜，把琳琳和土豆剃了个“光头”，一分没得。

土豆很会做戏，哭丧着脸，率先提起水桶跑起来，桶里的水晃来晃去。这事对男孩子本是小菜一碟，他却装得痛苦不堪，龇牙咧嘴的。琳琳可就惨了，提着水跌跌撞撞，桶里的水洒了一路。才跑一圈就被绊倒，膝盖磕破了，水洒了一身，坐在地上，再也不肯动。

我们哪肯答应，围着不让她耍赖，七嘴八舌地说她不讲信用。她竟嚎啕大哭起来，声音又尖又响。

哭喊声引来了一群人，她妈妈也冲了过来，气势汹汹。那阿姨不由分说，一把抓过我的扑克撕得粉碎，纸片纷飞，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个不停。我们几个孩子面面相觑，谁也不敢争辩，心里又气又怕。

原以为挨顿骂就完了，谁知没那么简单。没多久，琳琳的哥哥骑着自行车猛冲过来，像一阵风。他直奔我撞来，我一闪身，车子却将二驴撞倒在地。二驴顿时满脸是血，蹲在地上痛苦地呻吟，血滴在地上。我赶忙蹲下身去扶他，手都在抖……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