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西吉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盘山区春官送福”研究交流座谈会剪影

知三摄影

浅说六盘山区春官送福的赓续与拓新

——在西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六盘山区春官送福”研讨交流会》上的发言

甘肃 王知三

各位同仁、各位专家，扎根在西海固大地上的春官传承人们：大家好！

很高兴再次来到西吉文化馆，与各位春官词传承人一起探讨春官词的“薪火相传”问题。西吉，是春官词第一个申报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县，也是我40多年来最关注和最倾情的一个地方。40余年来，我走过的不仅是西吉的山川沟峁，更是一部活着的社会生活史、是我摄影艺术践行与民间文化田野的最理想的心仪去处。从最初背着黑白照相机串土堡走堰塞湖，在文化馆的夜晚誊抄那些发黄的唱本，到编撰出版《西吉春官词》，再到为非遗培训班的学员讲学，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究竟是在“保存”一种文化标本，还是在“激活”一种文化生命形态？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活态传承与当代转化”。这不仅是一个学术命题，更是对我们这一代民间文化工作者的灵魂拷问。在此，我愿以半个世纪田野作业的实证为基础，从春官词“历史知识的普及”“传承价值的评估”“非遗文旅的融合诊断”与探究，向各位汇报一下我的一点肤浅思考。
从“文本固守”到“活态焦虑”
“固守”什么文本？焦虑哪种“活态”？这是一个认识问题，一个古文化传承什么的问题。
费孝通先生曾言：“从实求知”。一直以来，我的研究路径，始终是“行走式”的。在80年代的西吉，春官词是“流动性”的，它附着在社火队的脚步上，附着在大多农村老艺人的热炕头上。那时我的田野工作，是“收集遗忘”“整理遗忘”，这是一种“文化传统”内容和形式的记录整理——我将那些即将消散的声音刻录在磁带里，转存在稿纸上，记录在相机里，保存在相册里。这就是我几十年来的“行走式”田野记录，没有考虑未来申报什么“非遗”，什么“拓新”。我和我们的朋友、仪程艺术家（爱好者）年年腊月到正月进村进户，跟着他们的社火队演出、欢乐新春。 然而，当“非遗”从乡野进入书房，当鲜活的喊春“声音”变成冰冷的“文字”，一种新的危机悄然降临。在我搜集整理静宁春官词、西吉春官词、庄浪春官词、隆德春官词的那些极度缺钱的年代，面对农村那些手掌皲裂、眼神浑浊、身躯卑微的老春官时，我心里感到一阵阵酸楚：我整理的那数十万字的资料，出版的那一本本精美的书籍，却似乎觉得“春官”这一历史文化形式正在从我们的生活中退场，我无以言表，我伤心至极。
“文本化”是否等同于“博物馆化”？在座的同仁谁能回答上来？这种将动态文化被静态化的保护方式，是否会切断其与生活土壤的血肉联系？这正是我们今天必须谈的、直面的一个文化问题。

第一部分 知识谱系与价值重估

历史渊源 从“木铎采诗”到“社火春官”的礼俗流变。
谈保护，必先正名；谈传承，必先究溯源。春官词绝非乡野鄙语俗言，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顺口溜”，它是历史，是文化，是民族传统的艺术精华，它有着极其尊贵的、显赫的中华正统文化基因。
《汉书·食货志》记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这是上古时期的“木铎采诗”制度。那时的文化“领导者”（即采诗官）摇动木铎，行走四方，观四季变幻（为农人说四季农事），观察气候，采集民风。这木铎之声，便是春官词最早的政治与“礼乐”文化的先声。它确立了民间话语、民情民意、天灾人祸“向上通达”的一个直接“渠道”，体现了古代人“观风俗，知得失”的治理智慧。 及至周代，“春官”位列六卿，掌管礼乐教化。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原本属于庙堂的礼官制度，在宋元以后成为民间社会中一种“杂艺”，彻底实现了“礼俗互动”的民间艺术，最终在六盘山区与农耕岁时节令深度的融合，化身为社火行列中的“春官”。
从历史看，从社会发展本身看，春官词的本质，是农耕文明确立时间秩序与生活伦理的民间表达方式。它不是简单的说唱艺术，而是老百姓自己颁布的时间律令——春官一开腔，冰雪消融，春耕始动。它是中国农耕文明“以诗证史、以礼齐俗”的活态遗存。
这就是春官词历史的“原本”说辞。
口述史、语言智慧与社会整合的价值观
长期以来，我们对春官词的价值认知停留在“吉祥话”层面，这是一种的误读。这里，我们必须对它的价值观念进行重新评估——
底层视角的口述史价值。
正史记载王朝更替，春官词记载民生疾苦。“年年种地苦中生，汗水滴碎土块块”，这些不加粉饰的词句，构成了六盘山区微观的生存史。它是大历史叙事之外的“潜历史”，记录了普通民众如何应对自然、如何承受苦难，具有不可替代的人类学意义。
即兴生成的民间语言智慧。
春官词深得《诗经》“赋比兴”之真传。它不同于书面文学的深思熟虑，而是一种智慧高度发挥、知识高度集合、思维高度敏感的“高压下”即兴创造的艺术，没有背书式的自然流淌，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场，春官需见景生情，出口成章。这种以俗语、俚语入诗，合辙押韵、质朴刚健的语言组织力，展现了汉语最原始、最“野性”的生命力。
乡土社会的整合功能。
《礼记》云：“睦于乡里，言必可法。”在传统乡村，春官送福是一种神圣的年度仪式。主家鞭炮相迎，不仅是祈求吉利，更是社会礼仪的“高台教化”。春官作为乡村的“情感纽带”，在一唱一和间，修复着因日常琐事产生的邻里嫌隙，重塑着村落共同体的精神凝聚力。

第二部分 传统文化“传承”的反思

现状调查 传承断层、词频异化与语境瓦解
在春官词民间艺术上，尽管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现实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基于我对六盘山地区五十多年的追踪调查，我发现有三大核心问题：
首先是传承人结构的老龄化。数据显示，目前活跃在一线的春官，平均年龄已超过60岁，30岁以下的传承人不足5%。这种“倒金字塔”结构意味着，春官词正面临“人老艺绝”的消亡风险。
二是文本词频的异化。通过对比近三十年来正式出版物、内部印刷本、还是手抄本，与当下喊唱的词，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变化，这就是“高频”出现的词已从“耕田、雨水、温饱”转向了“发财、暴富、高管”等词语，少了地方历史，地方文化、地域农耕之类的词语。这种词汇的置换，表面是语言的更新，实质是农耕生活形式的彻底消除。当春官不再关注土地与节气，其文化内核便已失去意义。
三是文化语境的瓦解。这是最致命的病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春官词的“皮”，是宗族聚居的村落、是围聚的打麦场、是那份对土地的敬畏。随着城镇化进程，村庄空心化，受众流失减少。当春官对着空荡荡的院落高唱，即便嗓音再嘹亮，也不过是孤独的自言自语。
保护范式的误区反思
面对危机，我们采取的某些保护措施，值得商榷与警惕：
“生产性保护”的误区。对于剪纸、刺绣等物态非遗，生产性保护行之有效。但对于春官词这种依赖于无偿馈赠与情感交流的仪式性语言，一旦明码标价，将其神圣性兑换为金钱，便是饮鸩止渴。它摧毁的是千百年来维系乡村伦理的非功利性。
“舞台化失真”的误区。将春官从泥土里拔出来，搬进剧院，配上LED大屏和声光电，看似提升了档次，实则造成了“剥离式”死亡。脱离了特定的时空语境，春官成了穿着古装的小品演员，送福变成了取悦观众的表演。失去了“在场性”，就失去了灵魂。
“进校园困境”的局限。让娃娃们背诵春官词固然重要，但校园是封闭的知识空间。没有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的经历，不懂二十四节气的物候变化，孩子们学到的只是“死词”，永远无法领悟“见景生情”的精髓。
基于此，我们必须厘清“抢救”与“活态”的辩证关系。
抢救是“留种子”，建档、录音、录像，这是底线工作；活态是“种庄稼”，必须让其在当代生活中重新扎根。《荀子》言：“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活态传承不是随意篡改，而是在坚守核心规制下的顺势而生。

第三部分 文旅融合与当代转化路径

破解“理论—田野—政策”的三元悖论
文旅融合是春官词当代转化的必由之路，但我目前最大的困惑在于“三元悖论”：学者在书斋里谈“活态”，传承人在田野里叹“无奈”，地方政府在政策里求“政绩”。三者目标错位，导致许多项目流于形式。
要实现真正的融合，必须进行“理论—田野—政策”三位一体的系统评估。
转化路径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
重构文化主体性：从“搭台”到“唱戏”。
必须彻底摒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陈旧观念。在六盘山地区各县区文旅融合中，春官词不应是招揽游客的背景音乐，而应成为核心吸引物。我们要售卖的不是门票，而是一种“被祝福”的文化体验。让游客跟随春官走村串户，参与一场完整的送福仪式，体验那种粗犷、原生态的乡土人情，这才是文旅融合的高级形态。
坚守转化的伦理底线。
转化不等于媚俗。在开发沉浸式社火体验或文创产品（如木铎挂件、春官词说唱本）时，必须严守底线。绝不能为了迎合低级趣味，将春官词改编为低俗顺口溜；更不能将神圣的送福异化为讨要红包的乞讨。“取其神，顺其形”，保持对文化的敬畏，是转化的红线。
政策制定的“田野留白”。
呼吁政策制定者给予民间文化足够的“留白权”。不要试图用统一的标准去规范鲜活的民间艺术。要允许春官词保留其泥土的粗糙感，允许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唱腔和词格。保护差异性，就是保护生命力。
数字化时代的“新活态”展望
除了线下融合，我们还应关注数字空间的拓展。利用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手段，不是为了取代线下仪式，而是为了重建“听觉共同体”。我们可以邀请老春官入驻云端，讲述词背后的故事，让远离故乡的游子在手机屏幕前也能听到乡音，让春官词成为连接乡愁的数字脐带。

各位同仁，春官词是六盘山的风，是葫芦河的水。风不能止，水不可涸。
《诗经》里的木铎声虽已遥远，但只要我们坚持“在传承中坚守根脉，在转化中尊重规律”，西吉的春官词就绝不会沦为博物馆里的化石。让我们共同努力，让这来自泥土的声音，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唱出更响亮、更动人的新声！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