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公渊传（八）

孙老师

——身世浮沉雨打萍

八 动荡生活

孙公在工作上历来都是小心翼翼地应付，不敢有半点差弛。但天有不测风云，还是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做领工员时，被背了一个记过处分。原因是雨季连续七天阴雨，他管辖的“干打垒”库房受雨浸而倒塌，造成了部分材料损毁。其实也是为上级背锅，但处分通报下来的时候，孙公没有辩解。库房质量有问题，这他承认；可库房又不是他盖的，还有上级领导，责任怎么就算到了他头上？但他还是认了。不认能怎样呢？从那以后，他变得更加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在定西甘草店工作的时候，住在农民房里，家里最小的孩子亚㨗刚出生，孩子多实在照料不过来，康姨就把自己的老娘从河南老家巩县接来照管孩子。老太太可是不简单，大户人家出身，异常精明能干，很有管理才能。家里孩子多又淘气不听管，她就开发了一种叫戴“狗帽子”的管理方式，大约就是给每个孩子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做评价，差的戴上一顶“狗帽子”，其活动处处受限制或被惩罚，表现好了就可以摘掉，强制调动积极性。学习政府好榜样，这法子灵得很，五个孩子被她管得服服帖帖，连孙公和康姨都不得不服。

随着天兰线修通通车，一家人又随工程西进。一九五四年八月，调转到武威工务段，他们住在武威老城东头的羊头巷，那地方离马步芳的蝴蝶楼不远，院子里有一口深井，井水冰凉甘甜。附近有所小学，据说历史很悠久。大的孩子自己去上学，放学自己回家。孙公被任命为主任工程师。铁路越修越远，一直向西，到了张掖。他跟随铁路的通勤车，在武威和张掖之间两头跑。有时早晨在武威吃早饭，中午赶到张掖做工程，晚上又坐车回武威。车轮滚滚，铁轨延伸到河西走廊的尽头，一直伸向大漠深处。

一九五七年，随着铁路通车运营需要，成立了兰州铁路管理局，一部分人员和机构从工程局分离出来，孙公和康姨划归到兰州铁路局。一九五九年开春，孙公被调入局机关工务处，康姨也随之到局大院做财会工作，她的工资也调整到九十多块，也已很高了。

家也随之从武威搬到兰州铁路新村，七八口人挤住在一间平房。

局里调孙公来，是因为他给处长解除了重大事故的责任。原来孙公看到一段新的线路存在安全隐患，凭着直觉写了一份分析报告，交到局长办公室，却未被重视。后来该处果然出现行车事故，追责到工务处领导，幸好他有报告在先，为处长解除了危难。时任处长路遒对孙公的业务能力刮目相看，称赞不已。原欲在全局对孙公通报表彰，后来也不了了之。

可是在局机关他们只待了几个月时间。

只因那时候全社会的阶级斗争的调门越来越高，历史上有问题的人根本待不住。孙公心里明白，自己那个在学生时代稀里糊涂加入的组织，迟早会被人翻出来。果然，到了夏天，他与康姨双双就被调整到了新成立的工务大修队。

大修队是工务系统里的一个单位，专门负责全局桥梁隧道的维护修理。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常年跑动在兰州站至管内的所有线路上，特别是天水到宝鸡那一段，沿着渭河河谷，地质条件复杂得让人头疼。夏秋雨季一来，河水暴涨，经常山体滑坡，路基塌方，为保障铁路畅通孙公常常一两个月都泡在线路工地上，回不了家。这里是他最熟悉的地方，参加工作，成家立业，子女出生乃至一生事业，都与这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所有人都生活艰难。家里的孩子多，定量低，常常吃不饱饭。老婆婆对供应的口粮精打细算，每天做饭称量并把每顿饭分成多份，五个孩子每人一份，孙公单独吃稍多稍好的一份。饭桌上没有抱怨，没有叹气，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完自己的那份，眼巴巴地看着空碗，谁也不肯离开。孙公有时出差，在列车上凭车票购买餐食，硬面包、干饼子或盒饭都买可一份，他有时舍不得吃，或想方设法多买一点带回家给孩子打牙祭。他也亲眼见到甘肃农村人衣不蔽体贫困潦倒乃至饿死人的情景。

当时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什么都定量供应，有钱也买不到东西，物质极度贫乏，饿肚子是常态。

有一天孙公在火车上，看到一位破衣烂衫外出逃荒年老农民没买票被查到了，列车员喝斥道：“你反动思想！不买票占公家便宜！”那农民老老实实地用家乡话说：“个（我）贫农党员，个思想好着呢，就是没钱……”，孙公坐在旁边，听着这句话，知道这人说的实在，是当时贫困农民的典型，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实情如此不堪！

他后来对家人讲起过这事，对当时的世道还是有自己的评价。

那段日子真是不堪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