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冰城》骏马雄风：草原之子吳团良绘画艺术探源

文脉冰城

骏马雄风：草原之子吳团良绘画艺术探源

　　循着哈尔滨中西合璧的文化脉络，深耕黑土传统书画文脉，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潘春良同志的引荐下，“文脉冰城”的寻访者再启新章，对话北方草原画派代表性画家、龙江美术界旗帜人物吴团良先生。从草原少年到画坛大家，他以达斡尔族儿女的赤诚，执笔绘就草原风骨，扎根冰城，书写北疆艺术华章，用一生笔墨，镌刻出本土传统书画文脉的厚重与辽阔。我们循着他的成长、学艺、创派、传承之路，记录这位艺术大家与冰城、与黑土、与草原割舍不断的文化情缘。

血脉中的草原：吴团良先生的达斡尔记忆。吴团良先生说话像草原上缓慢流淌的河。听他从民族起源讲起，从辽代的版图讲到复旦大学的分子考古学，从西拉木伦河讲到外兴安岭，你会觉得这不像一次关于人物生命史的采访，更像一个民族的口述史诗在面前缓缓展开。

话题从他出生的地方开始。达斡尔乡，这个地名本身就藏着一段迁徙史。当年，齐齐哈尔地区周围的达斡尔族人被集中迁往内蒙古扎兰屯，为的是民族的发展，为的是各种生存的需要。吴团良先生就出生在那片土地上，因了这次集中迁徙，形成了一座独特的人才高地。搞航天的，搞音乐，从医的，研究蒙古史的，都是国家级的名家。内蒙美协的副主席，舞台美术协会的副主席，《内蒙古草原》的总编，摄影家协会的领军人物，都出自这里，都是达斡尔族。

　　“达斡尔”三个字，是一个民族两千年的跋涉。九十年代，复旦大学用分子考古学的方法，做了DNA检测，最终证实了这个民族的族源——契丹。那个曾与北宋对峙、疆域从新疆直抵日本海的强大民族，辽代的开创者，一夜之间从历史的地表消失了。被金所灭之后，一部分契丹人向西迁徙，跑到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又建国称雄了一百多年。更多的族人被打散了。吴团良先生的祖先，沿着西拉木伦河，今天的赤峰、通辽一带，向东北方向退却，退到外兴安岭，退到贝加尔湖。沙俄东侵，他们又一步步退却。雅克萨战役中，达斡尔人抗击沙俄的身影，至今还在老电影里闪现。

一个被迫不断迁徙的民族，却从来不是逐水草而居的流浪者。吴团良先生说，达斡尔族自古以来在北方少数民族中，农耕、狩猎、畜牧兼备，是个很全面的民族。别的不说，单看住的方式就知道了。北方其他游牧民族住的是仙人柱式的窝棚，把木棍支成圆锥形，围上桦树皮和兽皮。达斡尔族自古就住屋脊的房子，正房、侧房、耳房，院落齐整，这分明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制造大木轮车，作为草原地域的运输工具。辽金时代，大麦、大豆、玉米从中原引进来，是他们带过来的。

“我们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在北方少数民族中是最早的。”他说。契丹人的红山文化，墓葬中出土过女士佩戴的黄金面罩，墓室壁画功力颇深。“已经很现代了”，吴先生这样阐述祖先的文明。

　　然而，历史的大潮从来不由单个民族左右。草原民族的征战时，版图扩张得快，民族融合也来得猛烈。契丹、金、匈奴：白匈奴、黑匈奴、南匈奴、北匈奴，大部分都融进了汉族。

吴团良先生说，黄河以北多混血，长江以南血统相对纯正。他的父母及爱人均为纯正达斡尔族，但后代再难寻本族通婚。达斡尔族现约十四万人。云南有契丹后裔，自称“本人”，是成吉思汗孙子征讨越南、缅甸时留下的兵士；广东顺德有人自称成吉思汗后代，如今种花为生；四川、云南也有会蒙古语的族群。

一个民族的离散与融合，在几百年间悄然完成。吴团良先生生在海拉尔，长在达斡尔族相对集中的小环境里，身上流淌着纯正的达斡尔族血脉。他说，自己从小就有一样东西和别的孩子不一样。对色彩、对造型、对工艺品，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草原的孩子与那片融汇之地。吴团良先生的艺术天赋，似乎是刻在基因里的。“六七岁的时候，我就对工艺美术特别敏感。”他回忆，“商店里买的工艺品，小玻璃球的颜色，万花筒。我就知道把纸剪完了，这些东西跟一般小孩比特别敏感。”多年以后，吴团良先生说：“可能基因里的对艺术有天生的敏感性”。

父亲调职后，全家迁至鄂温克族自治旗（旧称索伦旗），那是清代为防备沙俄设立的戍边之地，达斡尔、鄂温克等族人在此驻守两百余年。吴团良先生的老家巴彦托海镇虽小，却人才辈出：有通六国语言、执掌蒙藏学校的能人，有自办教育的郭道福，还有写下《敖包相会》的达斡尔族音乐家通福。

　　海拉尔从不只是草原。旅蒙商、闯关东的山东人、达斡尔、蒙古、鄂温克、鄂伦春各族汇聚，民国至抗战时期还设有多国领事馆。中东铁路将工业文明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延伸至大连、绥芬河，俄国人与日本人的痕迹先后留下。诺门坎战役中，一位给日军当保姆的达斡尔女孩凭借过目不忘的本领，将情报转送出去，为战役胜利立下功劳。中央十台专题播放过此事。

从六七岁时的万花筒，吴团良先生讲述的民族融合史最终沉淀为他笔下苍凉雄健的作品。正是这片土地上无数民族碰撞、融合、离散、坚守之后，沉淀下来的某种共同气质。

一个骑射与农耕并存的民族，在马背上耕种，在故土上漂泊的这种悖论般的生存方式，最终凝结为宣纸上的水墨，成为他笔下永恒的草原。他画的不是马，是祖先千余年风霜中不曾倒下的姿态；那不是画笔，是基因里的记忆；那不是纸张，是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土地。那是千余年中无数民族共同完成的画面。

　　草原孩子的艺术本能，涂鸦的少年与手绘的课本。吴团良先生说，他之所以关注历史和时政，是他认为：一个艺术家，不能完全变成一个技术技工匠人。“我不敢说综合素养，”他说，“最起码，多方面的兴趣就是素养。”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而这道与神，从来不只是手上的功夫，更是一个人对天地、对众生、对自己的交代。

这是他对自己七十年艺术人生的一个总结。而这个总结的源头，要追溯到很久以前，一个十二岁男孩在课本空白处涂鸦的年代。那年，生产大队搞阶级教育展览，他被找去画展览。那是他第一次正式参与“创作”，虽然只是涂鸦。

涂鸦的习惯，是从七八岁开始的，那些年，他的课本、作业本的空白处，全被他画满了。画不够，还画同学的。老师拽他耳朵：“你这是干啥？”汇报到他父亲那里，身为公社书记的父亲批评他要注意影响。

　　话是这么说，可他还是墙报委员。他说，“也没什么目标，就是喜欢。你说他是热爱？什么雄心大志，那都谈不上。”

有一件事，让父亲真正高兴了一回。三弟把语文课本弄丢了，买不着。五年级的吴团良，用黑墨水把插图临下来，把文字抄下来，合订成一本手绘语文课本。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个少年用画笔，解决了家庭的实际困难。“我父亲高兴坏了，因为他买也买不着。”

但温暖很快被时代打断。1966年，吴团良刚上初一。特殊时期开始，十五岁那年，经历了一件事，这件事后来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返乡插队劳动了。

　　从此他去了生产队。一个少年，就这样离开了课堂。他手里拿的不再是书本，而是锄头和扁担。他不知道，这一离开，就是整整五年的重体力劳动。他更不知道，那个在课本空白处涂鸦的男孩，要等到很多年以后，才能在画案前重新拿起笔。

每天早晨，冬天零下三十五、六度，从工棚里爬起来，匆匆吃点东西，就出去干活。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才能回来。

　　接着修路，从海拉尔到阿尔山，纯体力活，砂石人工敲，土方挖到人深，挑石头的扁担磨烂了右肩膀。夏天蚊子和小咬成群结队地扑上来，人就像在虫雾里干活。

冬天里，那个工棚墙壁挂霜，他的后背也挂霜。每天晚上回来，把衣服晾一晾，在铁炉边烤一烤，第二天再穿上，出去又是一身霜。重活累活轮到他头上就干，出汗多，外面冷，肩上顶着那么重的担子，没有不出汗的。很多年后，他到了哈尔滨，当了省美协主席，还会梦见那个挂霜的工棚。

　　十五六岁能干活的孩子，都去了生产队，那是唯一的出路。记公分，有报酬。五年里没有画纸颜料，只有扁担套马杆和马背。无论汗水浸透多少回，北风割出多少道口子，他的眼睛还在看：雪原、冻土、风中的马群、天边的冷光。他画不下来，却把这一切储存在身体里。后来拿起画笔时，那些画面自己跑了出来。它们从来不曾消失，它们只等一个出口。那是基因里的东西，谁也拿不走。

从十五岁到二十岁，五年磨炼没有打倒他，反而把艺术最深沉的东西埋进骨头里。不是技法，是生命本身。不是画什么，是怎么看这个世界。“苍凉的草原才有力度，悲壮的冬天更能激奋。”那个在零下三十五度工棚和蒙古包里住过的少年，比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苍凉，什么是悲壮。

　　在那个匮乏的年代，吴团良先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出口。风雪天、雨天，干不了活的时候，他就窝在屋里，翻那几本没头没尾、中间掉页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就着别人记账本的空白纸，拿圆珠笔画拖拉机、画汽车。那不是学习，是在不属于这个年龄的重体力劳动下，给自己的一种精神疗愈。

二十岁的吴团良已是芦苇公司的工人，单位领导重视年轻人的特长，鼓励他参加文化馆的活动。他本是冲着文学班去的。老师问了一句：“咱们还有美术班，你们有没有喜欢画画的？”他二话不说，跳了槽。从文学班，跳到了美术班。后来，旗里开展“向张勇学习”活动，张勇是为救公社羊群牺牲的天津知青。

那一年，他二十岁。距离在生产队工棚里用记账本画拖拉机，过去了五年；距离用钢笔给弟弟手绘语文课本，过去了八年；距离在课本空白处涂鸦被老师拽耳朵，过去了更久。经历的这一切，就等他拿起画笔的那一天。

　　一九七三年，吴团良先生挣到了第一笔稿费。那时他在美术班，老师是内蒙艺术学校毕业的，专画巨幅领袖像，本事大。可吴团良零基础，涂鸦在老师眼里不算画。他只能打下手：抬板子、糊底子，偶尔画两笔。工作地点离镇里七八十里，他抽空来。

春节，有家的人回去了，他留下看房子。有了整块的时间，他把老师用剩的破罐子、瓶底里的颜料、管里没挤完的颜色搜罗来，临摹《红灯记》的剧照。能临成什么样？自己也不敢说。

就在这时，一个牧民拿来一张一寸照片，他母亲去世了，想请吴团良放大。他用铅笔和图画纸，画了一张十六寸的黑白肖像。照片模糊，画得也说不上多好，但八九不离十。牧民很满意，给了他一只羊。一只活羊。

那是他画画得来的第一份回报。不是钱，是一只羊。在那个年代，比钱还实在。

　　日子还是苦。旗里搞草原灭鼠，那是大工程。鼠害厉害，跟羊争夺草场，老鼠的坑还经常把马腿别折了。旗里搞草原灭鼠，他干了一个春季。

吴团良有个特点：认真、较真。后来当秘书管统计，一次灭鼠，其他队报百分之九十八、九十九，他按专家说的“灭鼠率不可能百分百”，报了九十四、九十五。结果就他这队没得奖。别人埋怨他报表没整好。他也不争辩。

　　活动结束，夏天来了，黑龙江省艺术学校招生。老师告诉他：“招生了，你赶紧去。”那年他二十二岁，一九七四年。政策以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考试那天，题目很简单：一个毛主席石膏像，磨得棱角都没了，一本《毛泽东选集》，一个铝壶，一个杯子。用铅笔画下来就行。

谈不上技术，更谈不上效果。但他去了，走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他不知道那扇门会不会打开。但他知道，如果不伸手去推，门永远不会开。

　　一辆破自行车和一张通知书。呼伦贝尔整个地区只有两个招生指标，其中一条硬性规定：必须招一个少数民族。

从牧区小镇到海拉尔市，只有十八里地。那十八里隔开的不仅是地理距离，是两个世界。海拉尔是县级市，有楼房街道商店，吴团良住的是日伪时期的军官宿舍，几十户人家，就他家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毕竟是公社书记的家庭。别人没有，有事就来借，不借不好，借完了回来就坏了。骑到一九七三年已破得不成样子。没有瓦盖，没有铃，没有闸。

他就骑着这辆破自行车，从家到海拉尔，来回跑着去考试。七月份，连雨天。他们那儿正好修柏油路，路边都是挖的土方坑。雨大，土方坑里的水漫出来，路都看不清了。他连人带车掉进了坑里，灌了一口水。

　　那惨状，他说现在电视剧都演不出来。中午舍不得在市里吃饭，上午考完了，骑车回家吃饭，吃完再骑车回去考下午的。舍不得花钱，舍不得时间，但舍得力气。

通知书下来了。一九七三年，二十一岁的吴团良，骑着那辆没有闸的自行车，从草原小镇骑到了哈尔滨。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哈尔滨。一九七二年，文化馆组织活动，省里有美展，给了三四个指标，单位出钱，他来过一次，待了将近一个礼拜。那是他第一次到大城市。草原小镇的人到了省会，完全蒙了。人群那么多，街道那么宽，到处是高楼大厦。他在的那个小镇，连楼房都没有。南北都分不清，其实哈尔滨南北本来就不明显，他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更是找不着北。

这一次来，是带着通知书来的。他不知道前面等着他什么。但他知道，从今往后，手里的画笔不会再放下。

　　1973年，吴团良成功考上艺术学校，求学之路才算顺遂。工农兵学员，参差不齐，不像现在高考统一标准，以推荐为主。班里同学的专业、文化课基础参差不齐。

当时这所艺术学校前身是戏校。他学的不是绘画专业，而是舞台美术，分布景、人物造型、灯光三个转业。他学人物造型，设计演员服饰和化妆。他喜欢画人，好歹有点基础，但那个年代人体绝对禁止，连计划生育图都没有，裸体更是想都别想。根本接触不到正规人体写生学习。

班里同学起点差距很大。有来自上海、杭州、哈尔滨、天津、北京的同学。不少人在少年宫系统学过绘画，知青出身，画得好，术语一套一套的，有的术语他都听不懂。有个同学的父亲是哈尔滨话剧院舞台设计师，从小就有专业的艺术熏陶。他画人，全凭想象和对生活的观察。工农兵学员，政策支持，老师好，资源好，可是同学的专业功底完全不一样，跟现在招生不是一回事。

　　他是班里成绩最差的五个人之一。但他要强，他不怕，现在机会来了，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刻苦追赶。每天早晨五点半起来画水彩，晚上临摹连环画到十二点，成本成本地画。

进了学校，吴团良多长了一个心眼。当年的省美术馆馆长是达斡尔族，通过熟人引荐，他们相识了。见着同乡格外亲，把吴团良带进了省美协创作室。那是黑龙江省美术创作的核心：晁楣、杜鸿年、张祯麒、还有画国画的刘振铎老师……这些人，有中央美院毕业的，有北大荒来的，个个都是顶尖的大人物。

馆长给他介绍山水画家王仙甫老师。老先生讲笔墨，山东口音重，吴团良听不懂中锋侧锋、皴擦点染，硬着头皮听了一阵就回去了。馆长便给他换了一个老师：人物画家刘振铎。

　　刘振铎三十六七岁，打扮时尚，八路军棉帽、四个兜军便服、扎围脖。吴团良拜他为师。每周六下午和周日整天泡在老师那，老师管他的午饭和晚饭。在那泡了将近两三年。他不动手，就看，慢慢悟。回来找画册临摹，资源极少，但师资厉害，是省里顶尖的师资。

一九七五年全国学大寨展览，吴团良画了一张，跟晁楣先生的画挂在同一面墙上。那时候他见过晁楣先生，不敢吱声，不敢睁眼看。以前都是在刊物上见，连人的图片都没见过，就见过作品。崇拜得不得了。

他没靠别的，就靠笨劲。别人使一分劲，他使三分。三年半学出来，一天没偷懒。

　　一九七六年，老师派他们去哈飞画宣传展板。上海知青扑火牺牲，搞大型展览，吴团良负责画插图。三年临摹连环画的本事显出来了，造型比同学熟练，优势明显。

结业了，待分配。原则上从哪来回哪去，地方培养的人不能全留哈尔滨。别人都在找工作，吴团良照样坐在课桌前画画，画完让老师看。他信的是笨劲，手里那支笔谁也拿不走，练的每一分都是自己的。

他幸运，本科科主任付鹏志是个注重专业能力的老师，要求严格：寒暑假每人交一本速写。同学里头，心思不一样。像吴团良这样对专业上心的人，不多。他说，他是被成全的。有那么好的课内老师，又有那么好的课外老师。“一个人不借力是不可能的，是不行的。”

　　毕业分配，他学的是舞台美术，本该回海拉尔去歌舞团。老师写信推荐他去文化馆，人事科长问他：“你想去哪儿？”

“文化馆。”

“不对口啊，舞台美术是为什么服务的？”

“为工农兵服务。”

问了两遍，科长烦了，真把他支去了文化馆。

文化馆活儿杂。八十年代初，“打倒四人帮”展览天天加班到半夜。他会画插图，插图方面的活全归他。还有大型宣传画，每个节日都要画。从元旦开始，一幅接一幅。四米多乘两米多的大人头像，他练到一个小时画一平方米大小的人物头像。住在办公室，别人八点来，他六点半就起来画画。展览一个接一个，业余时间全用来创作。

　　没有相机的颁奖礼。一九八零年，他二十八岁。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冲劲，后来再也比不了。

那年，文化部和国家民委举办了首届全国少数民族画展，他画了一张，入选了。一个业余作者能登上国家级展览，鼓励太大了。此后，一九八二年，他的作品《烟乡秋色》获得全国首届少数民族美展佳作奖，由班禅额尔德尼和周扬亲自颁奖。

可也惨，他连一个相机都没借着。单位有相机，领导怕他弄坏，没给。整个活动，什么影像也没留下。颁奖规格比全国美展还高，那场面他一辈子忘不了，却没有一张照片、一段录像。

　　一个从草原小镇走出来的二十八岁文化馆干事，想借一台相机，借不到。没有人觉得这件事重要。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

相机可以没有，记忆带不走。那个没有留下任何影像的颁奖礼，在他心里，比任何一张照片都清晰，那是他艺术的起点。

“跳槽”。在文化馆干了几年，吴团良不甘心了。活儿太杂：画宣传画、画布景、给演员化妆、收门票、看大门。一个画画的人，天天干着沾边又不全沾边的事。他心慌：这么下去，这辈子就交代了。

　　得跳出来。地区文联的副主席，一位原来歌舞团的老先生看上了他，帮他调动。从县级文化馆到地市级文联，隔着一座桥，更隔着一个层级。手续办了一年多，人事冻结，动不了。最后还是这位同乡力争，地区宣传部批了，他才过去。

到了文联组联部，当副主任，活儿轻了，可以画画了。其实此前有个好机会：一九八二年，中央美院招第一批进修生。去了的人不是留校就是留京，学费六百块，比后来便宜得多。可单位不放人，气也没办法，就这样等了三年。

八三年，呼伦贝尔地区在北京国家民族文化宫办展。开幕式前夜，央美的卢沉、周思聪、潘世勋、蒋采萍都来了。吴团良第一次见到真人，心跳加速。从那一刻起，他强烈地想：必须从内蒙走出来，到北京学习。有些机遇，对不用心的人就过去了；对用心的人，那是非要踩上的阶梯。

　　这回他在文联了。领导是鄂温克族，后来当过全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支持他去：“工资不耽误，差旅费报销，老厉害了！”

他报了蒋采萍先生的工笔重彩进修班。蒋先生刚从法国回来，思想超前。打破工笔画的保守格式，讲色彩、造型、构成。八五年，央美电教室每晚爆满，走廊站满人。国外艺术家讲座，配了个英语翻译，翻译普通话不好，又配了个普通话和广东话的翻译。那时候就这么活跃。

八六年，第一期进修结束。从草原小镇到省城，从文化馆杂活到央美教室，这条路他走了十几年。所有一切，把他推到了这里。坐在央美电教室里，走廊挤满人。他不再是那个借不到相机的业余作者了。他是吴团良。从一个涂鸦的孩子，走到了中国美术的最高学府。

　　卢沉先生的水墨班。第二年，水墨班招生，只招三个人。老师是卢沉先生和他的夫人周思聪先生。整个中国画界学术地位最高的人物，周思聪的水墨人物至今无人超越。

三个人一个班：李可染先生的儿子李小可先生，来得少；北京教育学院的姚明京先生；再就是吴团良先生，他又是成年人，便当了班长。那年他三十三岁。

卢沉先生跟别的老师不一样。他主要开拓学生思路，培养观察方法、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他反复强调：不能跟老师一样。有的老师怕学生不像自己，卢沉先生怕学生像自己。他要求发扬个性，画得跟他一模一样反倒失败。

　　那个年代的老师对学生更专注，美术市场尚未形成，老师不分心，迟到要点名。卢沉先生带出的研究生后来都是顶尖的，如田黎明先生和胡明哲先生。当时央美招生极少，老师比学生多，一个学生配好几个老师，还有专门教解剖的。

外校老师来做讲座，还有清北大家，庄之栋先生讲偶然性与必然性，大家听得兴奋。吴团良三十三岁，对新生事物敏感，容易吸收。他们前后几届的同学，到外省多成为美协主席或院校院长教授。

吴团良没想到，一个从呼伦贝尔草原走出来的孩子，能走进中央美院，坐在卢沉、周思聪的班里，当班长，听庄之栋讲偶然与必然。那些年涂鸦的小孩、后背挂霜的少年、骑破自行车赶考的青年，一路跟着他，从草原走到了北京。

　　两个翅膀。吴团良先生八七年从央美结业回去。期间央美请了日本画坛排名前五的加山又造先生，与平山郁夫、东山魁夷等齐名，至今日本无人超越。吴团良先生受其影响，博采众长，接受多元文化艺术的滋养。

他说，当代艺术中技法已不重要，香蕉贴墙卖几百万美元，他理解不了。作为主流创作群体的一员，他认同“二为”方向和主旋律，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这个主旨不能变。认为全国美展的框架不能偏离。文化多样性可以包容，但送展的作品他不会选那些路子。

谈及杜尚的小便池，他说出自己的观点：出了卫生间就不该拿出来；那是工厂制品，不是原创，买来签个字就展览，按现在要求首先得自己画。

　　他始终喜欢国画，中国画讲究传承，主张在传承基础上创造个性。“传统的传承或者继承、创新，是一个艺术家的两个翅膀，缺一不可。”

如今把明清的画照样画出来送展，肯定不行；即便临摹一张齐白石，也选不上。时代标准变了，审美标准变了。可齐白石当年也是创新，曾被老派画家讥为“草根”“木匠”；黄宾虹早期作品一元钱都没人要，被人说“黑、脏、乱”。学术越高，越曲高和寡。

塞尚的画曾被学界冷落，是一位海关官员发现并扶持了他。关键不光是专业性，还得有人系统地总结。“得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得行。”

　　吴团良先生不排斥不理解的东西，承认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他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画案上放的是毛笔和宣纸。他的传统不是拷贝，而是带着两个翅膀往前飞：传承是左翅膀，创新是右翅膀。缺一个，都飞不起来。

吴团良先生说自己是被肯定的，碰到了很多贵人。吴团良先生说，身处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有了施展自身长处的机会，这是过往时代无法比拟的。对于艺术领域的多元形态，他有着自己的认知。他个人并不热衷当代艺术，但他保持关注。他说，艺术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即便不认同、不涉足，多做了解也不是坏事。

在绘画创作上，他笔下的藏獒，中西结合特征十分鲜明，业界也评价他是中西绘画结合得最好的画家。他说，作品中融入了西方素描造型、色彩明暗冷暖的表现手法，这与国画中讲求的“阴阳”本质相通。人对事物的感知，先是色彩，然后才是形态，依靠明暗、色彩倾向区分物象轮廓；古代山水画把色彩去掉，有他的道理。与道学思想相关，但也因此缺失了很多艺术表现语言。

　　吴团良先生系统学习过色彩构成，了解国画的演变脉络。国画古称“丹青”，“丹”为暖色红，“青”为冷色，注重冷暖对比，文人画是后来才逐渐兴起的。

他的日本老师讲过：“名师”有两层含义，一是有名气的“名”，多含水分；二是明白事理的“明”，通透纯粹，没有虚假。这番话，他悟道了。

他说，自己的这些见解不一定对，但愿意讲出来，说给每一个愿意倾听、热爱艺术的人。

央美外办有位老师，原是国军飞行员，英语好，曾选他和其他几位准备去美国办展，那是很好的机会。八九年，外办另一位主任把日本中川美术馆馆长介绍给他。美术馆不大，馆长却是个厉害的人物。他喜欢中国艺术，看上了吴团良先生的画。该馆推介的画家，以中央美院为主，国油版都有，他十分热爱中国艺术。后来吴先生跟邓林等人在日本办了好几个展览。第一个在福山市，第二个在广岛市，随后是山梨县、京都等地，开幕式前晚在别墅办招待会，他请来自己的老师，老师又把加山又造从东京接来。

　　这次经历让他耳目一新。虽然在北京也见识过类似场合，但从未有过如此隆重、且专为自己举办的招待会。回想在北京时，他曾代表同学去参加李可染、叶浅予、刘凌沧等中央美院前辈的八十寿宴，地点在北京饭店。因其他同学都不在，只有他作为进修生出席。那是他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这些画坛巨匠，非常激动。

日本展览很轰动。朝日新闻、读卖新闻、NHK等媒体都来了。回国后，单位重视，还给了五百块服装费。从那以后，他觉得还得从海拉尔走出来。

八八年评职称，他非常走运。第一次给职称，地级市没有正高，只有副高和中级，他三十多岁就拿到了副高。

　　现在他教学生，第一讲道理，把理讲清楚。阶梯在那里，你踩不踩？机遇在那里，你接不接？说你行的人得自己站得住。传承和创新是两个翅膀，缺一个都飞不起来。还有一句：一个人不借力不行，但借了力，自己还得下笨功夫使笨劲。他常告诫学生，看别人的画，多找优点，看自己的画，多找缺点。才会越走越远。他个人的艺术主张，强调三性：时代性、民族性、个性。缺一不可。

机会来了。恩师刘振铎来信：想不想来省里？这是他做梦都做不到的事。跨省调动，从地级市到省会，步步如登天。好在省里开放：晁楣先生，北大荒画派领军人物，既是馆长又是美协主席；加上王纯喜、王文吉、徐焕昌和刘振铎，省里创作骨干八九人。省文联主管美协副主席关荣玉同志的关注和支持下，调入黑龙江省美协创作室。从此走进了专业美术创作队伍。

　　他来了。同年作品《大漠炊烟》获中国美协海南中国画展金奖，又获省文艺创作大奖。两个奖给了他自信，基础打好了，此后越走越好。

后来换届，被选为省美协主席。单位十来个人，风气特别好，非常团结。

当主席时，单位搞展览，他在开幕式上讲：我们始终坚持延安抗大精神：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团结就是人际关系要团结，紧张就是学习创作要紧张，活泼就是艺术上和生活情趣上都要活泼。

　　队伍建设：出人才，出作品。当主席那些年，他的理念就是：发现苗子就往上拽。对年轻人培养扶持，对老先生往前推。没有老先生的传承和引导，我们走不到今天。艺术家的标准就两个：人品第一，作品第一。有机会，能拽尽量拽，能推尽量往上推。

有一年他得了国务院津贴。第二年，省里要推荐他报“黑龙江省优秀专家”。他拒绝了，待遇比国务院津贴高，还能持续补贴，但他已经是主席，“好事都你的，能行吗？”他说这是让利，不是境界多高，是认知，好事不能占尽，风水大家享受。

那些年来，省委宣传部、省委对美协的工作非常肯定。在美协任职期间，大家在上级的领导下齐心协力，没有出过差错。政策比较宽泛，没走过弯路，一直服务大局，坚持“二为”方针，学术上也把得严。

　　跑腿学舌的主席。每五年一次全国大展，美协要下去摸底。他去各地市，总要请两位专家同行。自己主讲，然后让专家讲学术。有一次在大庆，馆长讲政策，王丕讲学术，轮到他讲政治。同行的人笑了：你怎么讲政治了？他说，大庆送来的作品油田精神太少，多是风花雪月。形势虽然变了，但大庆的创作还应以主旋律、大庆精神为主。版画群体的工业题材没得挑，国画群体却偏了，画梅花送去全国美展肯定不行。后来果然出了好作品。他去佳木斯、牡丹江也是这个观点。

他自认是给大家服务的，“跑腿学舌的”。让专家讲，人各有所长，不能把人家当摆设。

　　刚当主席那年，他是省文史馆馆员。一次活动，栗战书省长来参加，说：“有困难直接找我，别客气。”吴团良抓住机会：“美协刚换届，想搞全省美展、出书，需要经费。”栗战书省长让他报预算。他回来做好预算，栗战书转给分管副省长，副省长再转到财政厅。一个礼拜，五十万批了下来。对一个省级展览来说太富裕了。他说，栗战书省长这人没有架子，礼贤下士。“

省委宣传部要给他办个展，吴团良谢绝了：“我是主席，不能用公共资源宣传自己。”他不争强好胜，能让就让。曾登上《东方时空》东方之子栏目，等央媒，也参与过外景拍摄、骑马表演，但曾经的辉煌，于他而言，都是过眼烟云。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草原题材内蒙很多人画，他从这个人群里走出来不容易。在内蒙，他每年都获得萨日娜奖（蒙语优秀作品奖），作为基层作者，每年得奖殊为不易。去中央美院进修后，他的理念变得清晰：抓地方特色是第一位的。版画家张朝阳引用过企业家的话：“一个特点比十个优秀还重要”，这话有道理。作品一定要有特色或特点。

但对于特点有他的理解：特点有好坏之分。一个展览里最扎眼的，可能是最差的画，因为它不好本身就是特点。内蒙老美协主席妥木斯在讲课时说过：不是所有特点都好。他举例说，爬长城，梯子够不够高？只有够高的人才能爬上去。吴团良的理解是：作品的特点要优秀，不是所有突出都是好的，要辩证地看。他总结：抓民族特点、题材特点、个人特点。八九十年代，他中西结合、造型好，地域性、现代性、个性都占优势，自然突出。如今画家多，人才结构从金字塔变成锯齿型，机遇比那个年代小。那时受教育的人少，能上学、能画画的人更少。

　　黄永玉说过：不要说谁超越谁，不存在超越，那就叫繁荣。到这个层次，主流画家很少互相攀比，没有意义。能把事做到自己该做到的高度，就已经很好了。

审美不需要教。画作首先给他的是情绪共鸣。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代艺术有自己的逻辑链条，你不懂不等于人家不好。每个人的生长土壤不一样，德国艺术家把废墟上的草、砖头、炸弹碎片放上画面，因为他是二战从废墟上起来的。

审美跟味觉一样，用不着教。好看的东西你肯定喜欢，天生的辨识度。人的基因里，几千年上万年已形成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为非作歹肯定是丑的，还用教吗？“一个懂得审美的人是不会做丑事的。凡是坏人，他就没有底线。”

　　理论评论家评吴团良先生：

著名美术评论家贾方舟评价：吴团良在民族传统与现代文明的交叉点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位置，没有将民族文化心理囿于狭隘境地，而是升华到与现代文明相通的广阔空间。

文艺评论家、原黑龙江省文联主席傅道彬评价：吴团良是北疆画坛的一面旗帜，他深植草原与黑土文脉，将民族风骨、地域雄浑与中西艺术技法熔于一炉，作品苍凉雄健、大气磅礴，是北方生命力量与民族精神的完美表达，更是龙江美术界德艺双馨的标杆。

中央美院教授、著名美术理论家邵大箴评价：吴团良的艺术兼具鲜明地域个性与时代风貌，兼具学术深度与人文温度，展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核，在当代中国画坛有着重要影响力。

著名美术评论家李毅峰评价：吴团良笔墨苍润、气势恢宏，将物象升华为情感与精神符号，文质兼得，是当代中国画坛中西融合、地域题材创作的典范大家。

　　采访结束，背景墙上刚完成的《迎宾图》笔墨未干，那匹墨马还在奔跑。他站在画案前，铺开宣纸，继续他在水墨里的跋涉。在这片笔墨的家园里，草原永不枯黄，骏马永远奔腾，风雪永远凛冽。而那个从草原深处走出的达斡尔族少年，终于把一生的苍凉与激奋，都凝固在了宣纸之上。

“文脉冰城”寻访的是黑土地上的文化传承者。要记录的，是一座城市的精气神、一个时代的骨与肉。是一个人活过的痕迹，是一个个像吴团良先生这样的人，他们从风雪中走来，手里握着笔，心里装着草原，肩上扛着传承。不矫饰，不浮华，在严寒中扎根，在风雪中挺立。一代一代，有人拓荒，有人传承，有人甘为人梯，把后来者往上拽。

致敬所有在寒冬里不曾放下画笔的人。

咏吳团良先生

骏马雄风入丹青，草原之子心赤诚。

民族风骨天作美，笔墨苍劲气韵横。

物象看似皆正统，光源透影摇心旌。

工笔写意浑一体，文传一脉自峥嵘。

本文由“文脉冰城”工作室张未未报道。

指导老师：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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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团良先生艺术履历：

　　艺路峥嵘：深耕不负岁月，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走向世界。数十年笔耕不辍，吴团良先生深耕创作、担当传承、奔走交流，一步步将北疆国画、龙江文脉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学历背景：毕业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入加山又造日本画高研班深造。

曾任职：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艺委会委员、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工笔画学会顾问、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曾任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省文联副主席，现任名誉主席。

国家级荣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一级美术师，被中国文联评为“中国画坛百杰”（1997年），获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07年），黑龙江省“十佳文艺工作者”称号（2006年）。

作品成就：工笔写意双栖，以北方草原为母题、尤擅画马，作品曾连续入选第六至十一届全国美展及历届全国工笔画大展并获奖。入选文化部《百年中国画大展》、中国美术馆“开放的时代”邀请展等国家级学术大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北京民族文化宫、日本中川美术馆等机构收藏。艺术成就载入《现代中国美术史》《中国工笔画选集》《中国美术全集》《世界华人美术家》《中国当代美术》等权威典籍。

　　艺术履历·编年精要：

1982年，作品《烟乡秋色》荣获全国首届少数民族美展佳作奖，由班禅额尔德尼、周扬颁奖，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崭露头角。

1984年，作品《醒醒宝宝》《送牛图》入选第六届全国美展，创作实力初获国家级认可。

1985—1987年，先后进入中央美术学院蒋采苹工笔重彩进修班、卢沉水墨人物班深造，受教于卢沉、周思聪、蒋采苹等名师；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加山又造日本画高研班进修，系统精进传统笔墨与现代造型理念，艺术理念实现关键突破。

1987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画廊举办“吴团良、关玉良画展”，其中《白马、黑马和女人》《冬饮》等作品被日本中川博物馆收藏。

1988年，受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借调赴京创作，作品赴新加坡、香港巡展，正式开启国际艺术交流之路。获内蒙古文艺创作“萨日纳奖”。

1989年，赴日本中川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受到日本NHK、朝日新闻等媒体广泛报道和画界关注；同年《驼峰》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

1990年，作品《沙纹春来》《牧马人》等参加日本广岛县立美术馆、东京造型艺术中心联展，深耕日本艺术市场。

1991年，代表作《风雪牧马图》荣获全国工笔画大展铜奖，奠定全国工笔画领域核心地位。

1992年，获国际水墨画大展金奖；同年在日本山梨县立美术馆举办个展，海外影响力持续扩大。

1993年，参加香港国际艺术博览会，推动作品面向东南亚市场传播。

1994年，赴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及美加三区现代水墨画邀请展”及理论研究会，开展半月学术交流，推动两岸美术互通。作品《饮马图》荣获加拿大国际美术联展银奖，艺术影响力辐射北美。同年《惊雷》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并获黑龙江省文艺创作大奖。

1996年，央视《东方之子》栏目播出《当代工笔画家吴团良》专题节目，向全国观众介绍其艺术成就。

1997年，被中国文联评为“中国画坛百杰”；同年参加文化部《国际扇面展》。

1999年，工笔巨制《草原月夜》问世（178×160cm），入选中国美术馆“开放的时代”邀请展，成为北方草原工笔传世范本；《暖冬》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同年出版个人论著《名家画马》。

2001年，作品《风雪牧马图》入选由文化部、中国美协主办的《百年中国画大展》，载入百年美术史册。

2002年，作品《悠悠大漠》荣获《西部辉煌》全国中国画展银奖，写意风格成熟。系列作品编入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当代画马名家》，出版《中国画名家民族风情》个人画集。中央电视台《西部风情》及黑龙江电视台《龙江风》分别播出专题片。同年赴京举办由蒙古国驻华大使馆主办的《祈祷和平——吴团良画展》。

2003年，《草原月夜》等作品参加中国美术馆纪念建馆40周年“开放的时代”邀请展，学术地位获业界公认。

2004年，工笔画《大漠雄风》入选第十届全国美展，冷色调苍茫气象广受赞誉。

2006年，荣获黑龙江省“十佳文艺工作者”称号，当选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主席；参加全国第八次文代会。

2007年，远赴巴西、阿根廷采风写生，考察南美人文历史，拓宽艺术视野。受国务院新闻办、中国文联委托，为“同一个世界——中国画家彩绘联合国大家庭艺术大展”创作《厄立特里风情》。作品入选中国百家金陵展，同年以代表身份参加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大会。

2008年，作品《风雪牧马图》入选中国美术馆、国家画院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展；《雪野冬牧》入选中国美协国画艺委会提名展。作品入选《中国美术全集》。

2009年，受省委宣传部委托，参与策划并圆满承办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动漫综合画种展在黑龙江省举办，荣任该届美展组委会委员、评委，动漫展区组委会副主任。作品《风雪牧歌》入选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同年赴日本新泻、南非开展艺术交流写生。

2010年，赴西非科特迪瓦，出席中科建交三十周年艺术联展，助力中非文化交流。为全国人大机关办公楼创作巨幅国画《雪韵天歌》，广受赞誉。《草原牧歌》系列参加中国美协“翰墨家园——中国画百家邀请展”。

2011年，荣任中国美协“全国中国画作品展”评委；作品《风雪牧歌》《草原姐妹图》参加“丹青本色——当代中国画艺术原创百家提名展”；作为黑龙江省文联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2012年，担任团长率团赴美加开展高端学术交流。入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外人士短训班学习。

2013年，随省委宣传部代表团赴俄罗斯举办“黑龙江国画展”，深耕远东艺术交流。

2014年，荣任第十二届全国美展综合画种、动漫展区评委，持续参与国家级重要展事评审工作。

2015年，赴中亚三国采风研学、开展跨国学术交流。

2016年，随中国关工委赴莫斯科参与中俄高端文化对话。

2017年，赴俄罗斯托尔斯泰故里举办中国画展，同月出访乌克兰、拉脱维亚，持续输出北疆国画文脉。

2018年，随中国美协赴意大利国家美术馆举办“中国美术世界行”首展，登上欧洲顶级艺术殿堂，作品获意大利文化部高度评价。

　　从呼伦贝尔草原上的少年画者，到享誉国际的北疆画派代表人物，吴团良先生的艺术生涯跨越半个世纪。他的工笔细腻典雅而不失精神内蕴，写意奔放苍劲而饱含民族气质，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水墨丹青的桥梁。多年来，他以画笔向世界讲述着中国北方的草原故事，将北疆国画的独特魅力源源不断推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以上内容为“文脉冰城”工作室对吴团良先生艺术生涯进行完善和整理。

吴团良先生绘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