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姨奶家的后院

窗外雨

我小时候在东北老家的很多记忆都和二姨奶家的后院有关。提起二姨奶家后院就记起很多画面，记起陆陆续续离开的或正渐行渐远的亲人。

二姨奶是祖母的妹妹。祖母姐弟四人，二姨奶行二，比祖母小三岁。

二姨奶的丈夫，我们喊二姨爷，姓宋，是郎中。从我记事起，二姨奶家就她一个人。每天傍晚，一个矮小的身影提一个方形黑色小包，从胡同口静静走来，悄无声息推开栅子门进小院。不知怎的，二姨奶的动作神情，总让我想到胆小的猫。二姨爷哪年过世我不得而知，大我八九岁的表姐说她也没见过二姨爷。

二姨奶家三个孩子。老大比我父亲小一岁。我记事时他们都已外出读书。据说当年桓仁只有初中，读高中得去丹东。娇小如二姨奶能让三个儿女展翅高飞实属不易。

小时候感觉二姨奶家后院很大。尤其记得夏天，干树枝夹成的院栅子上陆陆续续爬上牵牛花的藤蔓。偶有一根做栅子的枝条因为插在泥里，居然发芽。早起，我们就沿着栅子找，把刚露头的“毛毛狗”揪下来玩。

去后院上厕所，总能看到小巴掌大的绿叶下冲出小子弹一样的花苞，盛开的紫色牵牛花上总有几滴晶莹的露珠。偶尔还能看见一朵特别喜欢的粉色牵牛花。不等这些花收拢它们的小喇叭，早就被我们摘下来，插上头或别在衣扣眼里。小花苞也常常不能幸免，直到在我们的衣兜里变得面目全非被丢弃。牵牛花叶子长长的柄被掐下来，左一下右一下折断出链条的样子挂在耳朵上。

院子里有棵大桑树。童年里看着格外高大。桑枣成熟招来邻居家孩子的同时也招来蜜蜂。

二姨爷在世一直行医看病，二姨奶夫唱妇随耳濡目染。到我记事，二姨奶看小儿病已经很有心得。一家人又极为节俭。

当年得风水先生盛赞，二姨爷买下这块地，便有了一家人安稳度日的五间房和一个直抵后壕沟的院子。虽说是木构泥墙草房，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东北小县城，大概能上小康。

二姨奶家自住两间房，门朝后壕沟开；出租的三间门朝胡同。

房子坐落新寺胡同。据说清朝末年，胡同口有新寺庙，胡同因此得名。新寺伪满洲国时拆除，附近后来修了电影院，就成了县城最热闹的所在。胡同往北，出胡同口是县城中心大街，右边紧挨着就是电影院。胡同往南，出胡同是县中学，走过县中学，是南关天后宫。

风水先生说的没错，​这里确实山环水抱，藏风聚气。背后五女山为玄武靠山，左右龙岗山、小蓬莱山护持，前方浑江呈腰带水环抱。新寺胡同离浑江不远不近，得水而不犯水煞，刚好在“藏风聚气”的核心圈里。​

祖母四姐弟。前排：祖母（右）二姨奶（左），后排，大舅爷（右），老舅爷（左）

1947年冬天的暴风骤雨摧毁了祖母家的平静生活，一夕之间天翻地覆。我不能也不敢想象二姨奶和祖母眼见自己的母亲丧命乱棒之下是怎么的心境；那夜五女山破庙凛冽的风、彻骨的寒、难捱的长夜是永远烙印在了一个瞬间长大的少年心中，那年父亲十岁。无家可归、走投无路，栖身姨奶家五间房右边当头两间，该是怎样的幸运。

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清苦中有两个年岁相仿的宋家表弟相伴，于父亲少不得许多孩子的快乐。我依稀记得有个粗糙的半边葫芦瓢制作的琴，想必是父亲这段时光的纪念。

祖母先和大姑家同住，又和二姑家同住。后来大姑二姑搬走，祖父母带着我和二妹住一间，当头的一间退给二姨奶，后来似乎是卖给了一个申姓的三口之家。申家小男孩申力很快成了我们的玩伴。

父亲从这间屋出发去长春读书三年，又在栅子边告别父母踏上去贵州铜仁的路。我一岁被祖母从贵州抱回到这间小屋，五岁母亲又送来二妹。十岁祖母倒在小屋炕上再没起来。十一岁和二妹一起告别独坐小屋炕梢的祖父，跟辛叔回贵州。眨眼之间，几十年就过去了。

记得每次出门左拐，绕过山墙，进了柴栅子的院子，我就知道是去二姨奶家了。平时没事我们小孩子是不可以乱进姨奶家后院的。

二姨奶家一进门也同样是先见灶台，不过右边掀了布帘进里屋，就与别家完全不同。左边一排中药柜，跟中药铺里一模一样。柜子的山半部分布满密密麻麻放中草药的小抽屉，下半部分放着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据说里面装的是炮制好的成药。如果不是右手边靠窗户是一溜炕，就和街上的中药铺没有两样了。那一溜炕可比祖母家长，连翻两个筋斗不会撞墙。

地上靠柜子摆了一个铸铁的药碾子，看样子也已经用了很多年。二姨奶用脚蹬着药碾子来回来回，里面发出一种磨刀的声响，很好玩。靠柜子还有一个小铡刀。当然，小时候认为最好玩的，莫过于那个铜戥子。小称盘、小秤砣，细细的秤杆上打着星星点点。这分明是给孩子度身定做的小玩具。不知经过多少年的抚摸，它润泽光亮又散发着岁月的气息。总觉得要是自己有这样一个宝贝该多好。

几十年沧海桑田，到上世纪末，低矮的房屋陆续被林立的高楼取代。到如今六十多年过去，“新寺胡同”恐怕只有七八十岁的人记得。文革中“新寺胡同”因为有个四旧的“寺”，改名“向阳胡同”，如今早已并入“八卦南街”。“向阳社区”的名字或许还能勾起老人们对新寺胡同的遥远回忆。

宋家大叔天彬、二叔天玺和父亲（1955年，大约是春节）

那一年，父亲已就读长春地校，宋家大叔读高中。宋家二叔大约是读初中。各自走在人生命运的节点。

祖母牵着我的手，噔噔噔地绕泥山墙，推开栅子门，就进了二姨奶家后院，这常常是在晚饭之后。有月亮的院子灰黑朦胧，高过房顶的大桑树支棱着张牙舞爪的枝条，阴森吓人，完全变了一副面孔。一点微弱混黄的光显得很亮，从二姨奶家窗户玻璃透出来。

深一脚浅一脚走着，到门口祖母便问：“吃饭呐？”二姨奶答：“快来。”

门虚掩，进屋右边掀了帘子，炕桌上一盏油灯，一小碟咸菜。二姨奶背着炕头，左手托一小碗，右手拿筷，盘腿端坐炕桌边，她正吃晚饭。那时早已有电灯，我仿佛记得二姨奶点煤油灯，也或许是她灯泡的瓦数太小。

二姨奶说话声音极小，祖母也是轻声细语。俩人好像说什么秘密，其实不过是拉家常，当然还有给我看病。二姨奶那时看小孩子已经很有名声。公私合营之后，二姨奶成了县卫生所的医生。

二姨奶把我的手放在炕桌上一个白布小枕头上，她的三根手指在我手腕上按来按去，然后又把我手掌翻朝上，挨个看我手指。我就看她桌上的“小枕头”，看她家的药柜和那些白底蓝色图案的坛坛罐罐。临走，总是要拿点药，似乎是艾草之类。我不记得二姨奶让我吃了什么样。

上小学，读到“节俭”一词，眼前便浮现出二姨奶家昏暗的油灯、炕桌上一小碟咸菜、手上托着的半碗饭。

宋家二叔寄给父亲的照片，保留至今已经快七十年。（宋家二叔和二婶）

宋家二叔结婚照。那年二叔大约二十岁。

父亲在世时偶尔翻看老照片，看到他和宋家两个表弟的合影，眼前还会出现二姨爷教宋家大叔二叔吃咸鸭蛋的场景。

端午节每人分个咸鸭蛋，二姨爷会教孩子怎么节省着吃。在气口上开一个小口，每次吃饭用筷子轻轻挑一点在嘴里抿一抿就一口饭。一个咸鸭蛋就能下好多顿饭。二姨爷言传身教，看谁能把一个咸鸭蛋吃上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宋家大叔很能领会父亲意图，一个咸鸭蛋果然能吃上好多天，而宋家二叔才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顿吃光。

父亲每次讲到这里都仿佛又回到从前。我无从判断父亲是听说还是亲见。反正二姨奶家那间排满中药柜子的屋里的炕桌边，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宋家叔叔是那么历历在目的存在我们记忆中。

后来宋家大叔遵父命考取北京中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教，把父亲的事业光大了不知多少倍。二姨爷在天有灵一定笑口常开，长生不老。

前些年，在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还看到八十多岁的宋家大叔神采奕奕讲调息讲养生，一种莫名的亲切油然而生。因为那个我亲见的孑然一身端坐炕桌边的二姨奶是他的妈妈，那个有我童年记忆的二姨奶家后院，曾经是他温暖的家，而最最重要的是宋家大叔的童年和少年一定也有父亲的影子。一晃父亲过世已经17年。

宋家二叔个性不羁，初中就谈女朋友，且公然带回姨奶家后院。俩人爬上大桑树上，宋家二叔坐在高过房顶的那个枝丫上，女朋友坐在他的怀里。听到这一段，我能想见蓝天白云下，绿荫婆娑中那棵大桑树上，二叔调皮的模样和那个涂了红唇的漂亮女孩。宋家二叔长得很帅，他的大胆举动，在那个年代，不知让多少同龄人又羡慕又畏惧。更不知二姨爷那时是否健在。

反正漂亮的女孩后来顺理成章成了宋家二婶，两人恩爱缠绵相伴一生。二叔的辽报记者生涯也一路高歌，人生精彩。

我见到宋家二叔是1991年。见面如故，是我想象中的模样。笑声朗朗，一口一个“大哥”，不知道还以为他和父亲是亲兄弟。虽已年过天命，依旧意气风发。只是鬓角泛起的点点银光露出不饶人的岁月。常年伏案让他腰背有点僵直。

那时他一门心思想着怎么赚钱。还说学生用宋家大叔的气功成果在日本都赚了大钱，而他的亲大哥还“书生意气”，在那埋头自己的教学研究。宋家二叔讲到扼腕处，恨不能给宋家大叔当头一喝。耐人寻味的是，到如今，宋家二叔离世已约十年，88岁的宋家大叔还能在网上给人看病。

二叔把自己多年写的文章剪辑册拿给我看，当时大舅爷的两个女儿小霞姑姑和燕子姑姑总在旁边打趣她们的二表哥，让我不要看这些“破东西”，还把几本剪辑册扔得老高老远。二叔虽然心疼可并不生气，笑着捡回来递给我，又去拦小霞燕子姑姑伸过来的手。而我眼前晃动的仍然是那个坐在大桑树上抱着女朋友的翩翩少年。

那年，父亲实在厌倦干了半辈子自己不喜欢的的财务工作，提前退休，回老家看望两个姐姐和大舅。宋家二叔觉得他大哥那时还年轻，还有赚钱机会。便约父亲到沈阳和他一起出去拉广告。父亲按照宋家二叔的设计，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染了发，穿上卡其色的风衣，夹上一个皮包。

宋家二婶丰满白皙，笑容一如少女时的照片。那个被父亲涂上口红的美少女和眼前风姿绰约的二婶一起重叠出二姨奶家后院大桑树上的浪漫画面。

二姨奶家老三我们喊宋家大姑，更是考上哈工大，毕业分去北京工作。

我小时候，总听人说宋家祖坟冒青烟。很多年后才知道这话的含义。

1961年老舅爷爷回桓仁合影。

最后排左起二姑、大姑、宋家二叔、宋家大姑；第三排李姐、老舅爷家小姑、李哥；坐着左起老舅爷爷、祖母、姨奶奶；前排左起萍姐、我和小萱

在我很小的时候，二姨奶家后院栅子上，每年都爬满牵牛花。紫色的最多，偶尔也有粉色的。有时候还能冒出一两朵白色小喇叭。白的不是牵牛花，不知道是什么花，反正点缀其间也挺好看。

这些牵牛花，每年自生自灭第二年照样发起来。对二姨奶家后院最初的记忆是站在炕上扶住窗台，透过玻璃看见的雨中景象。祖母戴着一顶草帽，那草帽的最外圈已经脱落。她俯身用小铲子，把刚发出两个叶片的幼苗挖起来又在另一处刨坑栽下去。雨不停地下着，我被一种遭遗弃的恐惧包围着，声嘶力竭拼力哭喊。祖母抬头看看我似乎说着什么，又快快挖起一棵，然后快快刨开另一处栽下去，又匆匆离开姨奶家后院来顾我。

姨奶家房子是土墙。泥土里混有干稻草。冬天，我们喜欢站在山墙跟晒太阳。手痒痒，就找小石头或是碎玻璃在墙上刮呀刮，刮下一点带着稻草秸的细细粉末，放在碎瓦片上当食物过家家。祖母看了就瞪眼睛厉色制止。尽管如此，那面山墙低矮的地方还是留下不少被抠过的小窝痕，里面装着童年里数得出的几个慈祥的夕阳。

36岁那年南下广东找工作，有一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租住的宿舍，看见夕阳把剪影打在房东家山墙上的那一瞬。一股暖意抚背而来，眼前竟然闪过二姨奶的那面斑驳的泥山墙和老祖母的面容。

我和二妹，二姑家小萱和小俭在二姨奶家山墙跟（1966.4）我的翘翘辫是自己扎的。

到我可以自由地进出二姨奶家后院的时候，后院已经种上了一大片虞美人，我们喊“大烟花”，还有一小片香草。听大姑说香草晒干可以卖给中药铺做药。大烟花弯着头的花骨朵和娇嫩的花瓣都非常漂亮，香草没有漂亮的花，只有一片带着灰蒙蒙的绿，却有种浓郁的香味。有次女儿送我一盆迷迭香，我第一时间想到小时候二姨奶家后院的香草。不知是什么季节，大烟花娇柔的花瓣落下来，吊坠似的花苞也晃动起来，香草浓郁的香也弥散开来了，大姑父养的几箱蜜蜂，在后院里嗡嗡地飞出飞进忙碌着。跟蜜蜂一样忙碌的还有雨天的癞蛤蟆。癞蛤蟆四腿拉胯蹲在蜂箱门口，弹簧一样的舌头精准地哒、哒、哒，把刚飞出的或正归巢的蜜蜂一口一个吞下去。当然，等待它们的命运往往是被就地正法直到变成癞蛤蟆干，至于是不是送进药铺便不得而知。

那棵远远高出房子的大桑树，就那么忠实地斜靠近二姨奶家住的两间房屋最右边。粗大的树干我们小时候是抱不拢的。粗糙的树皮，并不挺拔的树干，好像自带亲和力。我们爬它，它粗糙的老树皮总能稳稳抵住我们的脚趾。而只要我们用尽全力往上，不远处总有一个枝丫可以让我们停下歇息。我们试着往更高的地方爬去，大桑树柔软细长的枝条又常常让我们适可而止。我们就这样在它身边爬爬跳跳，看谁敢，吃它的桑枣，玩它的叶子，在它旁边搭房子……

落叶、发芽、开花、结桑枣，在一种急切又耐心的等待中，我们的童年就在大桑树的四季轮回中不知不觉的渐行渐远。满手满嘴的紫，牙齿舌头都是紫色，那是成熟桑枣的慰藉。

到冬天，万物凋零，大桑树也褪去繁华，可去的地方最好就是姨奶家的后院。大约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宋家大叔大学毕业留校当了老师，就把姨奶接去北京同住。姨奶家后院最后一点昏暗的灯光也消失了。屋檐下堆放的柴垛也渐渐长出了白色的小蘑菇。

有一年冬天，姑奶奶带着她最小的儿子老十（老姑奶有十个孩子）来祖母家串门，祖母对我说：“这是你小泉叔。”滑稽，小泉比我小，居然要喊“叔”？我和二妹都直呼他“小泉”，拉着他就往姨奶家后院跑。

那时候天高风冷，还不时飘着小小的雪花。我们把脸贴着姨奶家窗户中间的一块小玻璃往里看，一片昏黑中中药柜子冷冷清清。檐下的柴火垛历经风雨发霉腐朽。当然，我们总能拽出一些柴瓣子，在大桑树下搭个窝棚，三个人就蜷缩进去，一动不动呆呆仰望。光秃秃的大桑树枝丫稀疏张牙舞爪。天空中飘着的小雪如飞絮，打着旋，明明看见它掉到身上，可总是不见踪影。常常是祖母开窗喊吃饭了，我们才钻出来，走出院子，麻木的手脚才有点知觉。

大姑、大姑家李姐李哥，二姑家小萱，我和二妹在二姨奶家后院栅子边合影（1966.4）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二姨奶家后院更荒凉了。

姨奶走了以后，后院渐渐长满野草。屋门紧锁。只在冬天无处可走，我们才到大桑树下搭屋过家家。

终于有一天，二姨奶家的门也敞开了，我们先是做贼一样溜进去，东看西看，见并无人阻止，渐渐得寸进尺，拉药柜抽屉，搬动坛坛罐罐，拿玻璃药瓶，拿一切想拿的东西，一概无人阻止。

小碗碟、小勺子、研磨棒、还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东西。我们在二姨奶家翻箱倒柜。有些小药瓶，打开瓶盖，跑出各种难闻的气味，才第一次体会到不是所有想看想拿的东西都是好东西。那些陶瓷的坛坛罐罐和碗碟，在若干年后看中央台鉴宝节目时，才恍然原来我们不当回事拿来过家家的也是青花瓷。

再后来二姨奶的房子卖给了我大姑，就有拆除了。我们也就肆无忌惮地随意去去拉开中医柜上的抽屉，拿出坛坛罐罐，触摸里面各种膏状的东西。再后来，屋里东西搬空了，一个断了几个齿的小篦子还静静躺在我记忆的角落。

跟小篦子一起的还有一把用草珠自制的算盘。每个草珠子都是不规则的圆形，颜色深浅不一，独一无二，却要它们整齐的串在算盘那一根根桥上。年深月久，看上去干涩粗糙，每一桥草珠都让想到清朝遗老的辫子。印象中还有一把半边葫芦瓢做成的琴，早就布满厚厚的灰尘。小戥子却不知去向。

姨奶家后院大兴土木已经是文革时期。屋顶陈年发黑的草被彻底掀掉，泥墙被推倒，椽子因为发霉朽烂，房梁和柱子也都摇摇欲坠。重修的两间大瓦房，让旁边的三间草房顿时矮了半截，也更显破旧不堪。

下雨天，祖母住的那间小屋在孩童的我是挺好玩的。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祖母就将一个瓦盆放在炕中央。眼见房梁上眨眼间就形成一个水滴，然后就“滴答、滴答”地溅在盆里，我手心朝上接着水滴，炕上玩湿片。祖母做饭之前是必须用一个破瓢把灶坑里的水先舀出去。那些在孩童看来的快乐，在祖母那里该是怎样的煎熬。

二姨奶家后院易主了，我童年的“百草园”没有了。只是有一把折叠椅，被我们搬到祖母家去玩，经常支起来放在祖母家局促逼仄的院里，和二妹学大姑他们镶牙。

一日，我当医生正给二妹拔牙，一颗石子从天而降，正巧打在二妹脑门上，顿时鲜血涌出，环顾四周，一片静静，只有麻雀从头顶飞过。于是惊叫，祖母推门出来，见状，急忙用手捂住二妹的额头，抱去卫生所。

大姑和表姐一起去北京探望二姨奶留影（年月不详）。照片上的表姐今年都七十多了。大姑属马，活着今年96岁。

　　父亲在二姨奶骨灰安葬的时帮宋家二叔烧纸钱。宋家二叔只能站在旁边递纸钱。

1991年，父亲提前退休回东北老家去看望他的两个姐姐。那一年大舅爷还健在。父亲到沈阳看他大舅和表弟宋家二叔。正巧那一年宋家二叔要将二姨奶的骨灰回桓仁老家安葬。那次宋家大叔和大姑都没有回去，只有父亲和两个姐姐跟宋家二叔一起，护送二姨奶骨灰去到洼泥甸子。

当时宋家二叔患上强直性脊柱炎，无法弯腰，骨灰只好由父亲捧着放进墓穴。

我没亲见，是父亲回贵州后的一次描述。那次父亲捧着二姨奶骨灰放进墓穴，连同放进去的还有一件让父亲对他二姨一直耿耿于怀的小事。

1968年6月祖母脑溢血，二姑电报招父亲回老家见母亲。以为是最后一面，可祖母命不该绝。父亲回贵州必在北京转车，于是顺路去宋家大叔那里看望二姨奶。临别，二姨奶叫着父亲的名字，拉着父亲的手低声嘱咐：“以后没事就不要来了啊。”敏感的父亲立刻觉出他的二姨是怕这个出身不好的外甥影响了宋家大叔的前程，从此再无联系。

父亲坐在沙坝三楼那间靠窗写字台前一边手里摆弄他的那些为了微雕自制的简陋小锥子小锯条一边不停地给我讲这些。最后叹了口气摇摇头，看了我一眼：“唉，你看，最后还得我把她的骨灰放下去，你二叔腰弯不下去！”

二姨奶骨灰安葬在洼泥甸子元宝山宋家墓地。有次和表姐聊天，表姐说，宋家祖坟已经拥挤不堪，因为孩子都太有出息，大家都想跟着沾光儿。

父亲笔迹

2026年5月14日于贵州剑河八郎复式褶皱

2026年5月于东海湾与帝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