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阳光灿烂的学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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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1946年（民国卅五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二）上午十时零九分。这是80年前我父亲给我亲笔写下的生辰八字。“樑宝”是南方人一般给刚出生未定名字的小孩起的昵称。这张小红纸条我保存了80年，也可以算作一个“古董级文物”了！

回顾人生的经历，我觉得有以下三条主线 一直在主宰着人生的命运：

一、家庭的出身及各主要成员对自己的影响。包括父母亲，兄弟姐妹以及成了家以后的配偶和子女，时时刻刻会伴随着自己的一生。

二、学生时代及踏上社会以后的工作经历。甚至包括退休以后的生活安排是人生的主线条，“七岁看到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三、除此以外个人的兴趣爱好，生活环境的变化，交结的朋友，知己都会影响你的人生经历。

我试着从这一集开始，讲述我的传奇人生。19岁以前，在上海读完了高中。20~24岁，在西安度过了风风雨雨的五年大学生活。25~44岁，毕业分配在甘肃关山脚下的大三线军工厂造新40火箭弹，成家立业，砥砺前行了20年。45岁以后又艰难地转战回到了上海，筚路蓝缕展开了第二次创业的道路。现在住在浦东给儿孙们留下了一份继续前进的产业。我将以人生各个时段的主要亲身经历，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述和分析自己的平凡而丰富多彩的80年人生经历，给后辈们留下一些启示。

　　我的父母亲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我出生在上海市中心苏州河新闸桥堍南的一个石库门弄堂里，离当年最高的城市标志性建筑“国际饭店”和原上海图书馆（楼顶上有四面大钟）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五十年代，主要靠父亲的每月60块钱人民币的工资收入养家糊口，虽然并不富裕，但至少衣食无忧，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通的上海市民家庭。虽然比不上那些高级干部和富商学者家的优渥条件，但比出生在那些偏远的农村或山沟牧场的孩子们要幸运一点。人的出生是不能够自主选择的，要想跳出自己出身的阶层来改变命运不是大多数一般人能做到的，要想获得幸福的人生还是主要靠自己一步步努力的奋斗来争取！

　　我父亲出生在浙江湖州南浔太湖边的一个小村庄里，全家以种桑养蚕为生，应该算是自给自足的下中农。兄弟姐妹也是四人，除了大姑一直在乡下务农，其他三人成年后就到上海来“学生意”谋生（当学徒）。我爸也就是个中等文化程度，到上海后就在亲戚家的一个商行里面当会计，无论钢笔字和毛笔字都写的很漂亮，算盘也打的很溜。解放以后就在政府的公司和机构里面当个小职员，平时安分守己不抽烟不喝酒就是喜欢摆弄无线电收音机，这对我的影响很大，使我从小就喜欢上了无线电这个兴趣爱好。我母亲是江苏常熟人，家里开了一个卖咸肉的小铺子，家境还可以，虽然不是书香门第，但读了几年书，还有点文化水平，从小在家里对我们四个孩子管教的比较严。一九五八年解放妇女劳动力的运动后，开始在街道生产组工作，后来就一直担任居委会的干部，赚一点工资补贴家用。我在上大学前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生活了十九年，没离开过上海，最远的地方就是去了南浔和常熟父母亲的老家住了几天。

　　我家附近的成都北路上有一个新城区中心小学。已经有百年历史，无论教学和校舍，在我们这一片地区都是最好的，还有学前班的幼儿教育。我很幸运地在幼儿班就被这个学校招进去了，当然这跟家里的父母亲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这使得我从小就能够接受较正规的教育，在五十年代，教育还很不发达的时代，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的孩子不多。非常羡慕现在这个时代，我的孙儿们都能够享受到比我们那个时候的学前教育更高水平的培养，他们受教育的起跑线要比我们高很多，也确实能看到他们在各方面的文化素养都比我们那时候要高，现在有时孙女拿初三的数学题来咨询我，我都不会做。当我拿出这些珍藏了七八十年的奖状来，他们看了都不以为然，因为他们现在拿到的各种各样的奖状要远比我拿的多，而且要比三好学生的标准高很多。他们在学前班都能够接受到有外教的“雅思”英语培训课，“托福”专业英语考试，初中时都能拿到600分的满分，而我们在初中才开始学习俄语。

　　我从小在父母和老师眼中就是一个乖孩子，虽然生性活泼好动，但处处循规蹈矩，从不闯祸给家长和老师带来麻烦。在学校里，尊师守纪，与同学和谐相处，从不骂人打架。那时候学校里没那么多课外作业，放学以后，有时在学校里参加“少体校”的一些体育锻炼项目，或者和同学打一会儿篮球。从小就经常和父亲一起去旧货商店和旧货摊淘收音机零件，学习装收音机。特别是加入了少先队以后，区，市少年宫就是我常去的地方，除了参加无线电兴趣小组以外，还在市少年宫参加了“小伙伴服务队”，所以课余大部分时间很少和同班同学甚至弟妹在一起玩，好象有些不太合群，我行我素，倒不是我故意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兴趣爱好不完全一样，有些活动别人也无法和我一起参加。虽然我年年被学校评为“三好”学生，但也不是被所有的人都从心里完全认可。我从小养成的这种独来独往的性格，到后来就形成了我待人处事的世界观。这样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就会碰到了各种各样的考验和挫折，我的这种性格就遭到领导和同事的非议，正面的评价是自尊心和自信心比较强，负面的解读就是比较傲气，不太听使唤。我认为这是各人从小不同的经历，可以给成年后发生的行为做出了最合理的诠释。

　　我文体方面没有什么特长，只不过就是喜欢玩而已。虽然参加过区学生运动会，也只是在跳远项目上得了个第五名。平时也就是喜欢打个篮球，可以在班队里当个小前锋，在提高身体素质方面，是有一定的帮助，至今都活到80岁了，爭取能健康地超过我父母的寿命。在文娱方面更是缺少艺术细胞，音乐课差点不及格。父亲教了我一段时间口琴，我还一直没学会用一种乐器，演奏完一段完整的曲子，不像现在的孩子们多才多艺。

　　1956年5月31日（十岁，三年级）我就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凭我幼年时在校的良好表现，所以一入队就担任了大队宣传委员，每星期在操场上出一期黑板报。后来又担任小学的大队副主席和大队主席，并经常在区，市少先队的各种大型活动中担任临时的大队发言人，比如夏令营，国庆游行队伍的少先队领队，市少年宫的集会活动等，经常会出头露面，比较活跃。这个大队长标志是我保存了七十多年的原件，背面有小学少先队大队委员会的印章，我很珍惜那段时间的美好回忆，所以一直保存着它。

　　我首先要感恩自己的启蒙老师父母亲 ，还要非常的感恩自己的中小学各级班主任，特别是小学的大队辅导员朱荠荪老师。因为在我童年时期是他们一直在关注着自己一步步成长的脚步，在前面指引着我努力的方向，在我的左右帮衬着我奋勇的向前，在我的背后纠正着我的偏差。我在2019年千方百计的找到了住在养老院的朱老师，已经阔别了60多年的94岁老人，还能清晰的记住我的名字，谈笑风生的回忆起当年那些难忘的记忆。朱老师的家也住在苏州河边和我家的后门是同一条新桥路上，放学后我常跟着老师一起回家，大概有十来分钟路程。路上常有同学跟我打招呼，但有很多同学却不认识朱老师，老師开玩笑的跟我说“你的名气比我还大”，因为每次开大会我都站在主席台中央，而老师却站在台边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她还兼教“自然课”，不是主课，所以不太引起大部分学生的注意。朱老师待我象自己的子女一样，在小学老师中和我是最亲近的，所以在晚年我也一定要见上她一面，以报答幼年时对我的关心和培养。

　　中国福利会上海市少年宫在一九五三年由“宋庆龄基金会”创办。地址在上海市西部闹市区静安寺附近，这个大理石宫殿式的三层建筑，原来是一个犹太富商的私宅，有1万多平方米的草坪花园。7000多平方米的楼房中央是一个金碧辉煌的通顶大舞厅，一般在里边举办室内的文艺演出和集会。其余二十余房间是各个兴趣小组的活动场地，以小伙伴名义命名的合唱队，民乐队，舞蹈队，体操队等艺术兴趣小组，聘请的专家从全市各学校招募了很多有天赋的孩子，虽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训练和培养，但他们的专业水平在全市都是最高的，经常到国内外去进行演出。二楼还有无线电，航模，船模等科技兴趣小组，聘请的辅导员都是专家级别的，我从初中开始参加了无线电兴趣小组活动，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和技能。（在我的人生旅程二《我的无线电梦》一文中有较详细的叙述）参加少年宫活动的所有少先队员都是免费的，各区还有规模稍小一点的少年宫，几十年来给我们这些普通家庭的孩子提供了优良的课外活动场所，培养了很多有专长的学生。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收费私人培训班，体现了在受教育方面的公平，公正。

　　这是我当年参加市少年宫“小伙伴服务队”的证件。我们有全市各小学来的近百名少先队员，平时在课余时间到少年宫轮流值班站岗，维持活动场所的秩序，也经常接待来少年宫参观的外宾。我的这张出入证只要是少年宫开放日随便可以进出的，所以在我初三入团以前几乎一有空就到少年宫去。草坪边靠着围墙有一个<勇敢者的道路>，我们经常在里面帮助小伙伴们通过吊桥，翻越绳梯…… 大厅里也经常有各个<小伙伴艺术团>的精彩表演，“六一 ”儿童节等重大节日，大草坪上经常举办篝火晚会等大型的联欢活动，我有好几次看到宋庆龄来少年宫参加孩子们的集会。那段无忧无虑的快乐童年生活，至今都让我在梦中经常笑醒，这是我一生中最轻松愉快的日子。

　　我们这个<小伙伴服务队>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陪同重要的外宾参观少年宫。在1957年4月24日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伏罗西洛夫”应宋庆龄的邀请参观少年宫，我就是那个献花的男少先队员，并陪同他走完了全部路程。有一张欢迎大会主席台的照片，我和另外一个女少先队员站在“伏老”的两边。刊登在4月25日上海《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当时的记者私下也送给我一张合影的照片，由于这张照片上我的背后就是陪同前来的刘少奇主席和贺龙元帅。文革中我害怕别人看到我保存着和“走资派”的合影来找我麻烦，所以就销毁了，非常可惜！上面三个像章是“伏老”亲手送给我的，所以经领导的同意我一直珍藏至今。平时我们在少年宫值班时收到的礼物都是要上交的， 这些纪念品都陈列在二楼走廊的玻璃柜里，供大家参观欣赏。那几年我还陪同过金日成，胡志明，苏加诺等国家领导人，除了没见过毛主席，周总理等我国的领导人也都见到来少年宫参观过。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只听辅导员的安排，自己从来没提出过什么要求。现在回想起来，只是觉得很幸运，小小年纪我也当面见过一些大领导，大场面。

　　这是我小学毕业时的学生手册。除了音乐以外，其他科目都可以。其实也就是凭了一点小聪明，初三以前在学习上没花什么大功夫，就是“快乐教育”。班主任王烈亚在评语中给我婉转地提出了一个缺点。以前也没有当回事儿，现在探究起来，说是和别人发生不必要的争论，说白了是指我这个人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这个毛病其实从小就已经养成了。当然长大后我待人接物还没有那么霸道，那么盛气凌人，现在年纪大了，更要注意这一点，要顺其自然，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

这是初三班主任尤志成给我的评语。他教我们物理，我本身就喜欢这门课，所以平时就喜欢和他接近。我刚到16岁，就在他的帮助下，成为了班里第一批团员。虽然那时候我还参加市少年宫的无线电小组活动， 但把主要的精力已经放到了学校的课程学习上来了。考本校的高中没什么困难。 那年中考我的数学还得了100分，全年级三百多人只有三人得满分。物理毕业考试也得了满分。但我的语文短板已经明显的暴露出来了。我平时不喜欢看语文的课外读物，无线电杂志和书几乎堆了有一米厚，但没读过几本小说和散文，看电影也很少，虽然票价只有5分到1毛钱，但也够吃一顿早餐了，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允许，大的图书馆也不让小孩子进去。

　　我从高中开始就花了很多精力去补语文。当时教我们语文的是特级教师刘培坤老師，还有知名的作家桂涛声老師等。他们给我介绍了丰富的课外读物。还详细介绍了写作的规律和技巧。刘老师还给我另开小灶，批改和辅导我写的课外作文。首先改变了我对语文课的恐惧和厌烦的心理。原来两节语文课第一节都干瞪眼，写不出几个字来，第二节课才草草凑上几句交卷完成任务。慢慢地我就喜欢上了阅读和写作。现在虽然比不上文学底蕴深厚的同学，比如用词比较贫乏，引用经典较少，但至少文理清楚，中心意思明确，写个论文还可以过得去。可以达到理工男的要求。

　　高中那几年，在我们的老校长教育家段力培的领导下进行了“教改”。他要求对学生因材施教德、知、体全面发展。课堂上采取茶馆式的教学方法，启发我们“读读、议议”，加强自学的能’-力。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师生之间的交流教学场面，提高了我们学生的求知积极性。我在高三时补齐了各课的短板。高三的班主任陆锦蓉老師也是教我们物理，在这门科目上的成绩我也比较突出，能够举一反三，回答各类比较复杂的问题。陆老师对我课外的无线电兴趣活动和实验动手能力也给予了肯定。上电学课的时候，经常让我上讲台当助手做实验。正由于我在高中时打好了各文化课的坚实基础，并培养了较强的自学能力，虽然在大学时由于文革的影响，没有在专业课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学习和提高，但在我的一生工作中仍然对我的帮助很大。

　　我在高中阶段虽然离开了少年宫无线电小组，但在物理老师张昌兴的指导下，在校办工厂办了一个无线电兴趣小组（详细介绍在<我的人生旅程二>《我的无线电梦》有详细的描述）一直到高三下半学期才移交给我的学弟们。由于我的高考成绩在“西军电”上海招收的考生中排名第一，6门课平均考分超过了90分（详细的介绍在<我的人生旅程三>《 回忆1965年我参加的高考》有介绍）所以考进了西安的国防科委重点军事院校“西军电”，当年这个学校属于现役军人的部队编制，所以录取条件高于所有的高校。在我的十九年上海学生时代应该算是顺风顺水的，留给了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回忆。

　　进入大学以后不久，就开始了“文革”，突然打断了我正常的学业，在西安风风雨雨的五年经历成了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详情见<我的人生旅程四>《我的“刻骨铭心”的五年大学生活》）1970年8月6日我跨出了大学的校门，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

在宣布毕业分配方案后，我仅用两天的时间，找了一个不到一立方米的木头包装箱，收拾了我全部的家当，没有告诉家里我报到的地方和单位名称，也没有跟任何一个同学和朋友告别，就到了宝鸡三线厂的转运站，坐着拉货的卡车进了山沟。这也可能是我独来独往的行为支配所然。更是我强烈的自信心，自尊心，使我相信以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了！我一定能走出一片天地。（这段经历请看《我在5204厂砥砺前行的20年》）

我的同学至今还在问我，你那么酷爱无线电通信事业，怎么走上了工作岗位后却从事了一个“精密陶瓷”新型无机材料的专业，而且干了一辈子，是不是有点可惜了？其实我们在学校里学的一点专业知识，对于日新月异发展的科学技术真的只是一点皮毛，真空电子管甚至半导体收音机早在六七十年代就已经淘汰了。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一定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学习新技术新知识，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这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经过的再学习的过程。

我们很多同班同学都留校干了一辈子老师，在当年毕业分配方案中，有很多是不对口，生活条件很困难的偏远山区，留在西安学院里头当老师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我在当时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性去努力争取。但是从小我对教师这个专业是非常尊敬的，但认为缺乏竞争性，大部分在论资排辈熬年头，不太适应我这种性格。

虽然我对到五机部造炮弹一无所知，但我还是宁愿去闯一闯。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尽快造出新40火箭弹来对付苏联的T62坦克是迫在眉睫的任务。我虽然没有什么很高的思想境界。在国家需要你的时候，放弃一点自己的专业兴趣爱好来报效祖国，也是我们这代青年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