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欣赏李树伟散文《风里长大的孩子》

惠龙

请欣赏李树伟散文《风里长大的孩子》

过年的鞭炮声在楼道里炸响时，我总躲在阳台。楼下邻居家的对联红得刺眼，玻璃窗里飘出饺子的香气，而我手里攥着个没贴完的红包，听着客厅里爸妈和亲戚的对话——"这孩子是哪儿的？""他爸山东，他妈湖南，生在江西，长在四川......"话音未落，就听见有人笑："那不成了四海为家？"

四海为家，听着像句褒奖，落在我们地质队孩子身上，却带着点说不清的涩。别人被问"祖籍"，能报出具体的村名，我却只能数出一串地名：江西的钨矿山，四川的磷矿沟，青海的盐湖边，云南的铜矿镇。那些地方像散落在地图上的珠子，串不成一条叫"故乡"的项链。有次同学指着课本上的"籍贯"栏笑我："你填的这叫啥？比邮政编码还长。"我看着那行字，突然觉得自己像只找不着窝的野兔子，耳朵竖得再高，也听不见属于自己的窝边草响。

九十年代末的冬天，地质队的大喇叭突然不响了。那只挂在食堂门口的铁皮喇叭，曾是我们整个童年的计时器——早上六点放《运动员进行曲》，中午十二点喊"各分队到食堂领馒头"，傍晚六点播"今晚放映《地道战》"。可那天之后，它就成了哑巴。大人们聚在锅炉房门口抽烟，说"属地化"，说"转产"，说"合并"，我们这些孩子听不懂，只看见有人扛着纸箱从办公楼里出来，箱子里装着标着"机密"的图纸，被风刮得哗啦响。

那些曾经响当当的编号——"二四六地质大队""一〇三探矿工程队"，像写在雪地上的字，春天一来就化得干干净净。驻地的老乡见了我们，还是喊"队上的"，语气里那层隔阂却更厚了；等我们跟着爸妈"回"老家，山东的亲戚捏着我的脸说"这娃咋连俺们这儿的土话都不会说"，湖南的外婆叹气"野是野，就是不像咱湖南伢子"。我站在院子里，看他们说笑着贴春联，突然明白，我们这些人，是两头不靠的。

爸妈总说，地质队是他们燃烧了一辈子的地方。我见过他们的毕业照，二十出头的年纪，我爸穿着军装，我妈扎着麻花辫，站在地质院校的校门口，眼神亮得像探照灯。分配通知下来那天，他们脱下军装换工装，坐上绿皮火车往大山里扎，咣当咣当的铁轨声里，藏着"三光荣"的誓言——"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那三句话刷在队部的墙上，红漆褪了又刷，也刷进了他们的日子里。

我爸的洞房花烛夜，是在野外工作站的板房里过的。床头贴着大红喜字，窗外就是钻机的轰鸣声，像在给他们唱赞歌。我妈说，那晚我爸从怀里掏出块刚捡的水晶石，说"这是给你的彩礼"，石头在煤油灯下发着光，比任何钻戒都金贵。后来有了我，满月酒摆在队部食堂，来喝酒的叔叔阿姨操着七八个省份的口音，有人给我塞块青海的昆仑玉，有人塞片云南的孔雀石，说"这孩子，以后也是地质队的种"。

我们就在地质队的家属大院里长大。那院子没有围墙，山就是天然的屏障。院里的孩子分两种：爸妈在身边的，和爸妈在野外、一年回来一次的"散养户"。后者脖子上都挂着把钥匙，哪家阿姨包了饺子就往哪家钻，哪家叔叔从野外带了野果，就分着吃。我们玩的游戏也和别处不同，过家家用的是废弃的罗盘，男孩们比谁认识的石头多，把石英叫"白石头"，把云母片揭成"玻璃纸"，把长石敲碎了当"糖块"。

夏天的傍晚，所有孩子都坐在家属楼前的空地上，等大喇叭响。喇叭一响，不是放广播体操，是通知"某分队从野外回来了"。我们就疯了似的冲出去，看那些晒得黑黢黢的叔叔伯伯从卡车上跳下来，工装裤上沾着泥，裤脚卷着，浑身上下都是风尘和汽油味儿。那种味道很特别，混着山的土腥、机器的机油和太阳的焦糊，我后来在任何地方都没再闻到过。

我至今记得大院的每一处细节。锅炉房的煤堆是捉迷藏的绝佳据点，卫生所门口的老槐树一到夏天就滴黏糊糊的树油，食堂周三蒸糖包、周五蒸花卷，资料室里堆满发黄的图纸，空气里全是氨水晒图的味道。在那个地方，我们曾以为自己拥有全世界——有山，有河，有整个大院的孩子当兄弟姐妹，有永远讲不完的野外故事。我爸从青海回来带昆仑山的石头，说那是"大地的骨头"；从云南回来带傣族的筒帕，说那上面的花纹"比地质图还复杂"。每块石头、每样小玩意儿背后都有座山，我们的童年，是被山托起来的。

上了大学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和我长大的地方不一样。同学聊童年，说的是弄堂、胡同、四合院，我说的是帐篷、行军床、标本箱；他们聊邻居家的糖醋排骨，我聊野外食堂的红烧熊肉——那是我爸他们分队在东北打到的黑瞎子，全队吃了三天，肉香飘了半个山谷。他们听完不羡慕，只觉得我像个异类。那一刻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些地质队的后代，骨子里流的不是血，是风，是四野八荒的风。

所以我特别理解那些退休的老地质队员。他们每年都要聚一次，喝酒喝到兴头上，就站起来唱《勘探队员之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唱着唱着就红了眼眶。他们不是在怀旧，是在祭奠——祭奠埋在深山里的青春，埋在矿区废石堆里的理想，埋在关闭的地质队旧址里的爱情。我爸退休后，总对着一张泛黄的地质图发呆，图上标着他当年找矿的路线，像一条条没走完的路。

而我们这些二代呢？我羡慕那些祖祖辈辈守着一个地方的人。哪怕是穷村子，哪怕只有几亩薄田，他们至少有个能说"回"的地方。他们的记忆里有具体的故乡：一口井，一棵树，一座坟山，一条走了无数遍的土路。他们可以把一部分自己寄存在那里，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就回去取。

我的故乡却散落在大半个中国。江西的钨矿成了景区，四川的磷矿沟盖了厂房，青海的盐湖边上立了风力发电机，云南的铜矿镇改了名字。地质队的家属院推平了盖商品房，锅炉房拆了，老槐树砍了，资料室的图纸当废纸卖了。我们连回去看一眼的地方都没有。

偶尔做梦，还会回到那个大院。梦里喇叭又响了，所有孩子往空地上跑，卡车上跳下来的人里有我爸。他还是三十多岁的样子，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工装，口袋里鼓鼓囊囊塞着野外记录本。他看见我，笑着掏出块石头："你摸摸，这纹路多漂亮。"我在梦里把石头攥得很紧，紧到指节发白，醒来后手心还是烫的。可我再也找不到那块石头了，就像找不到可以安放"故乡"的地方。

去年在青海出差，路过一个废弃的地质队旧址。断壁残垣里，还能看见墙上"三光荣"的标语，红漆褪得只剩个轮廓。风穿过空荡荡的窗户，呜呜地响，像在唱那首《勘探队员之歌》。我站在那里，突然想给爸妈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好像，又闻到当年的味道了。

挂了电话，风还在吹。我知道，我们这些风里长大的孩子，其实也有故乡。它不在地图上，在每一座走过的山里，在每一块触摸过的石头里，在每一句带着口音的"队上的"里。它是流动的，是飘散的，却永远在心里，像地质锤敲在岩石上的回响，清晰，且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