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十五）延安社会福利院

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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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主人公冯仪照

　　1973年，延安县“五、七干校”结束后，我最后一个离开了干校。延安地区民政局局长李德彦，调我到局下属单位“社会福利院”（那时称教养院），任该院院长兼书记。

当时福利院院址位于延安市区东关向阳沟，核心服务全市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的 “三无人员”，含孤残老人、流浪人员、残障人士、孤残儿童等。早期模式以基础救济、生活安置、自给自足为主，院内开辟菜园、养殖家畜，靠自耕自养保障供养对象基本衣食。但设施简陋，占地仅6-8亩，窑洞30余孔，平房10余间，燃煤取暖，无专业医疗条件。当时有院民（被教养人员）近百人，工作及护理人员十多人，带领有劳动能力的院民参加劳动，基本做到了自给自足，大大减轻了政府负担。

当年，国际形式紧张，因“备战、备荒”的需要，在向阳沟（现延安百米大道）驻扎的兰州军区部队（称8711工区），要在向阳沟沟底修建“飞机洞”，用13000余元买去了福利院院址地，地区民政局遂指示在柳林公社三狼岔修建新院址。

新院址于73年底修建完成并整体搬迁到三狼岔，当时占地24亩，新修窑洞60余孔，平房20余间，比旧院扩大了3倍。职工和护理人员逐渐增至70余人，院民增加到170余人，并配备了专业医护人员。种地20多埫，牧羊80余头，养牛5头（其中奶牛2头），并种有各种蔬菜地，保障了院民们的衣食及营养供应。

在延安地区社会福利院（自1996年改名为“延安市社会福利院”）我工作了六年，到1979年（时年64岁）我接到了上级批准离休的通知，离开了工作岗位。这6年间，我深深体会到，我们在这里的服务对象是社会身份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也最体现了党对人民的政策关怀和民政工作的重要性，在这里我站好了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的最后一班岗，为党的民政工作做了最后一份贡献，深感欣慰，终生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