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厅，乡愁浓浓的一方天地

巷陌寻柚

　　在花厅古良河畔，有一座桥，桥边一块醒目的标记∶“宰相故里——周村”！

　　今年四月，两次到花厅，路过周氏宗祠，见宗祠上方竖匾有“恩荣”二字，只因大门紧闭，未能见到堂内具体内容。

查找《广信府志-建置-古迹》卷二之三，发现∶“天恩堂，在古梁周村，周氏祖居也。相传宋帝避元兵，间道入闽，寓是堂，因命书天恩堂三字。御记其事。今堂尚存。明吴康斋有记。”

但周氏家族何人曾官居宰相，或整个周村何人曾为相，还是个谜。

　　怀着悬念，四处打听，五月上旬终于联系上了周村的党支部书记周汉烟与祠堂的管理人周锡草。

　　进入宗祠，几块刻于周氏宗祠内的捐款名录碑扑入眼帘，碑文明确记载了“公元二〇一二年重建周村周氏宗祠男丁款”，说明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宗族公共建筑修缮与重建工程，落款时间为“农历壬辰年九月初九日立”。

榜单清晰地展示了传统宗族内部的筹资机制。普惠性基础摊派：规定了“每男丁200元”或“每男丁100元”的基础款项，体现了责任共担的原则。在基础款项之上，族人根据自身经济状况进行了数额不等的追加捐赠。金额从数百元至2200元、3000元不等，反映了当时村落内部的经济活力与个体的财富差异。

捐款人姓名呈现出极强的地域聚集性和宗族同源性。如“上周村”、“下周村”、“中坂”、“通坂”、“良田”等不同村落或自然村的周姓族人，以及“周良”、“周兴”、“周华”、“周汉”等共用辈分字的后裔分支，勾勒出该支周氏宗族庞大的脉络版图。

在现代社会人口流动频繁、宗族组织逐渐式微的背景下，能够筹集资金并立碑留念，证明了当地周氏宗族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内部动员能力和文化向心力。它也为后代子孙树立了榜样，是传承优良家风、教育后人知恩图报的生动乡土教材。

　　有趣的是，进入祠堂，抬眼望去，居然没有看到“天恩堂”的匾额。直到走近布满周氏先祖灵位的供桌，平视时的不经意间，才发现被一块金黄竖屏“锦屏望族”遮挡住的“天恩堂”匾额，原因是它抹的颜色是墨绿色的。

　　《天恩堂记》【明】吴与弼（康斋）

抑另有考乎？

余尝题上饶周村周文氏之世谱：先籍荐罹兵燹，无所于徵。当宋时，莫详何代，有堂名“天恩”，御为记，亦复不存。景泰丙子仲冬，予入闽，迂道上饶访文郡庠。明日，同造周村。其族祖茂畿率诸子弟冒雨远迓，森然旧家，文采可爱也。拥炉夜话，佥请大书“天恩”，复以颜其新构之堂，盖不忘乎君亲。犹元公周子之名溪焉，元公之家庐道，虽修阻而旧号乃著，于所寓则故园池台与夫松楸桑梓，岂不彷佛乎？朝夕而少慰恋本之诚哉！

周文氏去全盛时虽既寥阔，犹幸传闻故事，得以名堂。今日则夫先君典刑，馨欬庶几如在，慨慕之余，又以起孝子慈孙之仰于无穷，因微以至著，推是以广其尊祖敬宗之心，敦伦饬纪之道，其于名教，岂不有补也哉！是为记。

译文：

或许还有其他考证呢？

我曾为上饶周村周文氏的族谱题过字：他们的先祖户籍接连遭逢战火，相关事迹已无从考证。相传在宋代，不知哪一代，曾有一座名为“天恩堂”的厅堂，还曾有皇帝为它写过记文，只是记文也没能留存下来。景泰丙子年（1456年）冬月，我前往福建，特意绕道上饶，到郡学拜访周文。第二天，我们一同前往周村。周氏的族祖茂畿，带着子弟们冒雨远道迎接，一派世家大族的气象，家风文采令人喜爱。围炉夜谈时，众人都请我写下“天恩”二字，用来题在新建的厅堂上，以此不忘君恩亲德。这就像周元公（周敦颐）命名“濂溪”一样，元公的故居虽道路遥远难行，旧名号却因他的居所而流传；如今周氏的新堂，也让人想起故园亭台、祖坟桑梓，不也有几分相似吗？早晚对着这块匾额，也能稍稍慰藉他们眷恋故土的诚心啊！

周文氏距离当年的全盛时期已经很遥远了，所幸靠代代相传的旧事，还能让这座厅堂保有名字。如今，祖先的风范、音容笑貌仿佛仍在眼前，感慨追慕之余，更能唤起孝子慈孙无穷无尽的敬仰之心，从细微的小事推及显明的大义，由此推而广之，光大他们尊祖敬宗的心意、整顿人伦纲纪的道理，这对于教化风俗，难道不是有所补益吗！因此写下这篇记文。

从上文可知 “天恩堂”的核心典故：宋帝南渡驻跸。

文中“有堂名‘天恩’，御为记”并非空穴来风，背后是南宋末年一段动荡的历史：《广信府志》记载，南宋末年元兵南下，宋端宗赵昰（或幼帝赵昺）南逃入闽时，曾取道上饶周村，在周氏家中驻跸。为感念周氏护驾之恩，御笔亲题“天恩堂”匾额，并为堂作记，因此周氏将此堂定为祖堂，世代相传。

吴与弼作记时，原宋帝的御记已因兵火失传，仅靠周氏族人代代相传的故事，保留了“天恩堂”的名号。吴与弼（时年66岁），此次重题堂名、重作记文，既是为了延续这段家族荣耀，也是为了以“不忘君亲”的儒家大义教化周氏后人。

文中“犹元公周子之名溪焉”，是用周敦颐（世称元公）的典故类比周氏的“天恩堂”： 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晚年定居庐山莲花峰下，将门前的溪流命名为“濂溪”，并以此为号，世称“濂溪先生”。他的故居虽地处偏僻、道路难行，但因他的道德文章，“濂溪”之名流传千古，成为理学的象征。

吴与弼用这个典故，是想说明：周氏的“天恩堂”虽历经战火，原物无存，但就像“濂溪”一样，只要族人不忘其背后的君亲大义、先祖恩德，这个名号就能流传下去，成为家族精神的象征。

文中的“周文”，是上饶周氏的族人，当时在郡学（地方官学）求学。吴与弼作为明代理学宗师，此次入闽途中特意绕道上饶拜访他，足见两人的师生和友人之谊。

周氏族人请吴与弼为新堂题字、作记，不仅是因为他的书法与文名，更因为吴与弼所倡导的“躬行实践、尊祖敬宗”的理学思想，与周氏“不忘君亲”的家族传统高度契合。吴与弼也借此文，将“天恩堂”从一座普通的祖堂，升华为承载儒家教化意义的载体。

　　我把府志里关于“天恩堂”匾额的记载，给周汉烟和周锡草讲述。它原是周氏宗祠的主堂堂号，核心是铭记古代朝廷皇恩御赐，同时感念先祖功德庇佑、世代福泽绵延，也是族人祭祖、传家训、议事行礼的核心正堂。

而周汉烟和祠堂管理员周锡草说“锦屏望族”也是原有的御笔。这块名为“锦屏望族”的木质牌匾，雕刻有龙纹、云纹和回纹等传统吉祥图案，工艺精湛。字体饱满有力，笔画边缘经过描金处理，深红褐色木底，金色雕刻与描金文字。象征富贵、荣耀与神圣。“锦屏望族”四字，意为“如锦绣屏风般显赫的望族”，是对周氏家族地位与声望的高度赞誉。右侧落款“游访白蒙州古梁周氏宗祠”，左侧：“大明武宗朱厚照正德赐”——说明此匾为明代正德皇帝朱厚照所赐。

考“白蒙州”，《广信府志》未能查到相关信息，从南宋未年，又经历元代、明代，当地的名称不断改换，一个名称上百年不用，隔世以后必有遗忘。《广信府志》是清代的记录也会有遗漏。“白蒙州”大概是古地域雅称，以山水地望而名。古梁，即今江西上饶广信区花厅。朱厚照出现在古梁，大概与明正德十四年，武宗南巡平定朱宸濠之乱有关。

　　阅读周氏家谱，令我怦然心动的是第34代：周绅，迁居道州营县；后代传四代至辅成，生子敦颐（濂溪）。读者可能有不明白敦颐（濂溪）何许人也，但若回忆初中语文，一定记得读过的《爱莲说》：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爱莲说》是周敦颐于公元1063年在江西虔州（今赣州）任上所作。文章虽短，却以其独特的托物言志手法，成为千古绝唱。

 周敦颐一生为官三十余年，以清正廉洁、刚直不阿著称。他敢于为坚持法律而与顶头上司据理力争，甚至不惜弃官；也严以律己，曾断然拒绝侄子求官的请求。其诗句“官清赢得梦魂安”正是他一生清廉自守的真实写照。

第33世 周暠，字九龄任，晚唐重臣。先后担任吏部员外郎、兵部左侍郎，兼任尚书左仆射。唐朝乾符年间，平定黄巢战乱立下大功，受封颍川王；镇守安抚饶州、信州（今上饶一带），体恤百姓、恩德深远，后世百姓自发建祠堂供奉纪念。（当地人可能把周暠的显赫地位理解为宰相地位吧，）

家谱注明自34世 周器开始，从外地迁居上饶弋阳杉山，是弋阳杉山周氏开基始祖；后裔再从弋阳杉山迁入广信花厅，世代聚居，建立宗祠。花厅周氏虽世系远承濂溪文脉，南宋末年始立天恩堂，因而有御赐堂号。

　　宗谱中提及的“古良”（今花厅镇），在宋代已是上饶重要的文化聚落，花厅周氏在此扎根后，形成了以周氏宗祠为核心的宗族文化，也印证了花厅镇“始于南宋、兴于明清”的发展脉络。

宗谱明确了花厅周氏的世系辈分、迁徙节点、先祖事迹，解决了后裔寻根问祖的关键问题；它厘清了花厅周氏与弋阳杉山周氏、江南常州周氏的分支关系，为后续续修族谱、宗亲联谊提供了核心依据；谱中记载的先祖官职、功绩，也成为了花厅周氏宗祠文化建设、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一手资料。

　　周氏宗谱，不同年代两个版本，远的追溯到1946年版，近的是1995年版。翻阅这一页页泛黄的纸页，个中藏着岁月温痕，字里行间都是故里根脉。一脉香火溯千秋，世代名讳静静排列，不仅是血脉的绵延谱系，更是游子心底放不下的乡愁归处。

多年以前，我听过著名歌手雷佳深情演唱的《乡愁》，有几句歌词令人回味：多少年的追寻，多少次的叩问，乡愁是一碗水，乡愁是一杯酒；乡愁是一朵云，乡愁是一生情。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游子——你可记得土地的芳香？妈妈，你可知道儿女的心肠？

听众在《乡愁》里品味出了什么？

周氏宗族的一支来到古良，兜兜转转，他乡最终成为故乡！翻过泛黄纸页，每一个名字都是先辈的足迹，每一支谱系都牵着故土的烟火。远走他乡，山长水阔，心中总有一缕牵挂系于宗族来路。家谱为舟，载着半生羁旅的思念；祖源为根，安放漂泊四方的初心。无论身在何方，只要翻开这卷周氏家乘，便知来路有根，归途有乡，一笺族谱，慰平生乡愁，牵一世情缘。

　　提到乡愁归处，我想起前不久翻阅的《徐氏宗谱》里，发现的南宋状元徐元杰的祖父徐安国写的一首诗：

归古良道中

雨酷泥路滑，跬步不容前。鳅背方移足，牛头又过肩。

失声惊破釜，救死恐沉船。平地何时到，身心得泰然。

这首诗初初一看，似乎是写船行回乡，路遇风雨，诗人写雨途艰险，惊呼几乎打破锅（"破釜"），抢救溺水者唯恐船只沉没。最后期盼何时能到平地，身心方能泰然。其实，这里的风雨不同寻常的风雨，而是诗人遇到的心里纠结。那么他写的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徐安国幼时过继给贵溪龚姓人家，后来考中进士，赡养养父母，一直到为二老养老送终。后来，听说亲生父母均已年逾古稀，就萌生了要回到故乡古良陪伴双亲。

我还想提及徐安国好友张栻（张南轩）写的《一乐堂记》，因为它从另一层面令人可以体会龚安国此时的纠结。张南轩为何坚定地支持龚安国回归徐姓？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舆论对此有不同意见，也反映了人世的风雨，前路的泥泞。所以"归古良"正是恢复徐姓、重返徐氏宗族的关键时刻。道尽游子归宗后渴望的身份认同与心灵安顿。

徐安国的诗，是内心世界的吐露，道出其内心涌动更可能是社会舆论掀起的波澜。风雨非只在天，更在人间。 徐安国以归途之泥泞，写人世之崎岖；以自然之风雨，写舆论之压力。诗的末句"身心得泰然"，既是对平安到家的期盼，更是对身份认同终获确认的渴望。此诗之价值，正在于以比兴之法，将家族大事的曲折隐于行旅风雨之中。

是啊！徐安国对故乡的牵挂，那是生他养他的故乡啊，那里有他的亲生父母，那里有他曾经留下的难忘的记忆，古良的水，古良的山，古良的树。鸡鸣山下那熟悉的乡音，是刻在心灵深处不变的烙印！那是甘甜乳汁吮吸品味的、刻在脑海与生俱来的乡愁啊！



　　在花厅给我印象深刻的是社庙后面的一片古樟林，茂密而抱团擎起了一片蓝天。自然，社庙也是我在江浙一带农村行走看到的最有特色的一座！

　　我是第一次看到社庙中的“八卦藻井”，也叫“八卦顶”或“太极八卦天花”。它不仅是装饰，更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水学与宇宙观的集中体现，其核心讲究在于“天人合一、镇宅化煞、沟通神明”。在传统观念中，屋顶是建筑与“天”的连接点。八卦藻井象征“天圆地方”中的“天”，是神明降临、人神沟通的通道。

八角形框架：代表八卦的八个方位，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象征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

这个八卦藻井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社庙的“风水核心”与“精神中枢”。它通过象征宇宙秩序的八卦与太极，构建了一个神圣空间，既镇守庙宇、汇聚灵气，也承载着信众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与对神明庇佑的祈求。

　　这座位于上饶广信花厅的太和仁厚社，是江南乡土社会里典型的民间社庙，而多姓氏共同捐资修缮、维护庙宇的现象，是当地深厚乡土文化、宗族纽带、社群治理与民间信仰的集中体现。

社庙是一方土地的守护之所，承担着祈福平安、风调雨顺、村落兴旺的民俗功能。社庙早已超越宗教场所，成为村落的精神符号、乡愁载体；2015年重建，直到2026年清明持续捐资助祭，说明信仰在一代代延续，是乡土生活不可或缺的精神慰藉。

这座社庙是凝聚全域社群的纽带，碑刻、红榜中多姓氏共同参与是最亮眼的价值！

太和仁厚社，就是当地乡村最接地气的民间信仰场所。中国自古就有春社祈福、秋社感恩的传统，其实秋社就是中国农民自己的感恩节，庄稼丰收了，祭拜土地、感念天地滋养，感恩一方水土养育自己，这是老百姓最朴素、最真诚的情怀。

这里徐、周、林、邓、鲍等全乡姓氏一起出钱出力修缮维护，不搞宗族隔阂，全村人拧成一股绳，既守住了乡土的老传统，也凝聚了邻里乡情。再加上村民自己成立理事会、账目公开透明，靠民间自治把民俗打理得井井有条。

是的，这不仅是敬神祈福，更是中国乡村守望相助、感恩天地、传承乡情的真实体现，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乡土智慧。

　　读了家谱，也读懂了厅堂“执羔位下裔孙分居五湖四海”，“杉山发脉分支遍布神州大地”这些楹联的个中含义。

　　图片中的“宰相故里周村”标识牌，是当地为纪念周敦颐后裔而设立的文化地标，但周敦颐本人并非宰相，其官职最高为提点刑狱，属地方司法监察要职，未入中枢。

周敦颐一生未任宰相，最高官职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属从四品，掌一路刑狱监察，相当于现代省级司法监察长官，与宰相（正一品，总揽朝政）在品级与职权上存在本质差异。

“宰相故里”实为后世对周氏家族的尊称或误传。周敦颐虽未拜相，但其理学思想影响深远，被后世尊为“道学宗主”，民间或因敬仰而冠以“宰相”之名，属文化性尊称，非史实官职。

《广信府志》明确记载周氏后裔在宋时已建“天恩堂”，印证其家族在当地的定居史。周敦颐本人虽未居此，但其思想通过后裔传播，使周村成为理学文化在赣东北的重要辐射地。

　　花厅的杨氏宗祠，由于大门锁着，我没有进去。但花厅的文昌阁，处在路口，这也是一处与众不同的楼阁。

　　在花厅文昌阁，我看到了一份特别的“捐款留名碑”。

这座始建于清末的文脉地标，在损毁后由乡民自发筹款重建，名单上从百元到数万元不等的捐款，写满了乡土社会对“崇文重教”的集体执念。

这不是迷信，也不是简单的“留名”，而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文脉接力：它让消失的地方记忆得以延续，也让散落的乡情在共同参与中重新凝聚。

比起宏大的文化口号，这种由普通人自发守护的乡土信仰，反而更有温度。当一座文昌阁重新矗立，刻下的不仅是名字，更是乡民对文化传承的朴素自觉。

　　一方花厅古壤，藏三重文脉，绾尽千古乡愁。

此地是南宋名臣徐元杰少年成长栖居之乡，书香濡染沃土，文气浸润一方；亦是徐安国认祖归宗、弃龚复徐，归筑一乐堂的根脉故里，以一堂安身心，以故土续宗脉，安放半生辗转漂泊。

文昌阁重焕飞檐翘角，承崇文重教之古风，聚乡人之善举，刻名留碑，守望一地文运；周氏宗祠族谱盈卷，字载源流，辈列宗支，一纸家谱，锁住世代祖根，寄寓无尽乡愁，成为花厅文脉赓续里不可或缺的精神底色。

一阁崇文，一堂归宗，一祠续谱。

楼台可重修，岁月可流转，唯有文脉不灭，宗脉不绝，乡愁不散。身在天涯，心系故土，见文昌则念文运，临一乐则思归宗，览周氏族谱则知来路根由。

山河依旧，古建长存，这份根植乡土的血脉情怀、崇文初心，便成为花厅人永远放不下、忘不了的绵长乡愁。

写下感言：

花厅怀古

古良河畔旧桥横，天恩堂前御墨倾。

濂溪正脉杉山发，宋皇孤旌赣水行。

社庙八卦通宸座，文昌重阁聚乡声。

归宗一乐堂犹在，千载乡愁是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