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钓鱼

宦民

父亲钓了一辈子的鱼。

打我记事起，我就知道父亲喜欢钓鱼。周末清晨，他总是轻手轻脚地起床，怕惊动了我们，提着那根竹制的鱼竿出门。傍晚回来时，竹篓里总有几条活蹦乱跳的鲫鱼。母亲接过来，利落地收拾干净，晚餐桌上便多了一碗鲜美的红烧鲫鱼。

五六十年代，父母在一个几万人的大型军工厂工作，一个双职工家庭，让我家的经济条件还算过得去，那时的父亲钓鱼纯粹是爱好，就像别人喜欢下棋、听戏一样，是他工作之余的一点消遣。

后来一切都变了。一九六九年，我们家响应国家号召支援三线建设，从繁华的大城市迁到了偏远的山区。说是山区，其实是穷乡僻壤，四面环山，出门见坡。我家住的是干打垒的土房子，墙面粗糙得硌手，窗户小得透不进多少光。这些苦处还能忍受，最难熬的是吃不上东西。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钱也买不到。每月凭票供应的一点点米面油，勉强够糊口，鱼蛋奶、蔬菜水果这些，在当时的山沟沟里，真真是奢侈品。

我那时才九岁，是兄妹三人中老大，下面弟弟妹妹更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个个面黄肌瘦，胳膊腿细得像麻秆，皮包着骨头。母亲常常看着我们暗自垂泪，父亲虽不说什么，但从他那紧锁的眉头中看得出来，他心里比谁都急。

父亲先是开荒。房后有一片荒地，杂草丛生，石头遍地。他每天下班后就去拾掇，一锄一锄地挖，一块一块地捡石头。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结茧，茧子再磨破。没多久，硬是开出一块小菜园来。又不知从哪里弄来些菜籽，种上了青菜、萝卜、辣椒、茄子、西红柿。从此，我家饭桌上总算有了绿色，虽然日子还是清苦，但比起从前光吃咸菜的日子，已经好了许多。接着他又养了十几只鸡，用竹篱笆围了个鸡圈。鸡蛋慢慢有了，隔三差五能给我们弄几个油煎荷包蛋，算是开了荤。

可是猪肉解决不了。六七十年代，山沟沟里的平常餐桌上几乎见不到一片猪肉。父亲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想到了钓鱼。

从此，钓鱼不再是父亲的消遣了，变成了他为一家人改善伙食的营生。周末只要得空，他就出去，风雨无阻。山区的河不是水塘，是那种弯弯曲曲的溪流，水清流急，虽然有鱼，但不好钓。同去的人常常空手而归，父亲却很少落空。他的鱼竿简陋极了，就是一根竹子做的，用几截铝皮卷成圆筒套在竿上，算是伸缩竿，拉开有一人多高，收起来不过手臂长短。鱼线是普通的尼龙线，鱼钩是自己用大头针弯的，浮漂是用鹅毛管做的，鱼饵就是房前屋后挖的蚯蚓。就凭这些，他总能钓上鱼来。

我至今不明白他钓技的奥妙在哪里。同样的河段，同样的时间，别人坐着一天毫无动静，父亲却能一条接一条地往上提。他专钓那种野鲫鱼，不大，巴掌大小，但肉质细嫩鲜美。每次回来，竹篓里总躺着七八条，银光闪闪的，在篓子里扑腾。母亲接过去，利利索索地刮鳞去鳃，嫩白嫩白的豆腐，和鲫鱼一起下锅，小火慢炖。不一会儿，一锅奶白色的鱼汤端上桌来，热气腾腾的，鲜香四溢。我们兄妹三人捧着碗，吃得头也不抬。那汤的滋味，至今想起来，嘴角还会泛起口水。父亲坐在一旁看着我们吃，自己却很少动筷子。母亲夹鱼给他，他总是说：

“我不爱吃鱼，你们吃。”

小时候我信了这话，长大了才明白，哪是不爱吃，是舍不得吃。

八十年代末，我们全家又迁回了大城市。生活条件好了，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再也不用为吃不上东西发愁了。父亲的鱼竿也鸟枪换炮，竹子换成了碳素，鱼线换成了特制尼龙线，鱼钩换成了带倒刺的进口钩。

晚年的父亲依然喜欢钓鱼，没事的时候，约上三五老友，找个河汊子，一坐就是一天。这时候钓鱼，纯粹是乐趣了。

父亲去世已二十年，如今我也年近古稀。老伴知道我爱吃鲫鱼，隔三差五从菜市场买几条回来。做我爱吃的红烧鲫鱼或者鲫鱼豆腐汤，老伴的手艺不差，可总吃不出记忆里那个味道。那个味道里，有一九六九年深山沟里的炊烟，有父亲沉默的背影，有我们兄妹三人围着饭桌狼吞虎咽的光景。

如今我也懂了，鱼汤的味道，其实就是父亲的味道。他把所有的爱，都炖进了那一锅奶白色的汤里，我们喝下去，长成了骨头和血肉，也逐渐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