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钱穆 （是民国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

作家 钱小穆

“我要劝诸位，读书定要读原书，不要轻信别人讲他书的。”——钱穆

钱穆先生著述丰富，学术界公认其‌最著名的三本书‌为《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先秦诸子系年》。这三部作品奠定了他作为“史学四大家”之一的学术地位，涵盖了通史、学术史及诸子考证等核心领域。‌‌其中《国史大纲》曾被国民政府部定大学用书，是当时各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

毛泽东对钱穆的评价，主要体现在1949年8月14日发表的新华社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称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毛泽东批评的核心观点

‌政治立场定性‌：毛泽东认为这三人虽为学者，但在1949年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选择离开大陆或不支持新政权，实质上站在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一边。

‌对钱穆的特殊评价‌：相较于胡适和傅斯年，毛泽东对钱穆的批评语气略显宽容。有资料指出，毛泽东称钱穆是“‌不自觉的‌”，意指其并非主动投靠帝国主义，而是因固守传统儒家文化观念，未能认清历史潮流，客观上符合了外部势力的期待。‌‌

钱穆的反应

钱穆对此评价‌深感不解且无法释怀‌。他强调自己“单枪匹马，一介书生，足迹不到京、沪、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不明白为何会被归入此类批评对象。

他自认坚守的是“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并非政治对立，但毛泽东的点名使其在大陆长期被贴上“反动文人”标签。‌‌

历史背景补充

该文发表于‌1949年8月‌，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后，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国民党政权溃退之际。毛泽东借此文明确划清意识形态界限，要求知识分子“站队”。

钱穆当时已南下香港，并于同年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致力于保存中国文化。‌‌

综上，毛泽东对钱穆的评价是‌政治化的批判‌，将其视为文化立场上“脱离群众、沉溺故纸堆”的代表人物，虽未如对胡适那般严厉，但仍明确划入对立阵营。

他和胡适齐名，被称为是“北胡南钱”，如同金庸小说中的“北乔峰南慕容”。

他还和陈垣、陈寅恪、吕思勉并称为近代四大史学家，被称为是“中国当代最后的大儒”。

1960年，他应邀到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并被用中文颂道：

“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他就是钱穆，从中学生到国学大师，他行走了一生，最后成就了国学，也成就了自己。

　　“北胡南钱” 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

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

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

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

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

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

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

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

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

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

钱穆赴台原因：1967年，73岁的钱穆因对香港中文大学改制后的理念分歧（主张保持中国文化主体性）而辞职。随后，在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多次邀请及尊重下，钱穆携夫人胡美琦从香港迁居台北。

台湾当局为钱穆在台北外双溪建造了一栋居所，命名为“素书楼”（取自其无锡老家斋号）。钱穆在此居住了23年，期间继续讲学、著述。

[* 钱穆死后] 李敖看不惯钱穆，为蒋介石歌功颂德的态度，认为钱穆很是无耻。

他说：试看钱穆写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

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并且说：“历史上，真正的‘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阶级的怀里的！

1988年台湾开放大陆探亲后，钱穆的女儿钱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赴台探望父亲。此举被当时崛起的民进党势力攻击，指责钱穆“知情不报”甚至涉及政治立场问题。

‌被迫搬离‌：与此同时，有人质疑“素书楼”属于公产，要求钱穆搬出。尽管该房屋是政府赠予且无租金，但面对舆论和政治压力，双目失明且高龄的钱穆被迫搬离素书楼，租住公寓。

钱穆最火的三句话‌出自《论语》的解读，被他奉为一生信守的做人准则，分别是：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强调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在于反复实践中的体悟与喜悦，是终身成长的起点。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体现开放包容的人生态度，珍视志同道合者的相遇与交流，是精神共鸣的快乐。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在不被理解时仍能保持内心平和，不怨天尤人，是修养与格局的最高体现。

这三句话不仅是《论语》开篇的智慧，也被钱穆视为‌做学问与做人的最大纲领‌，贯穿其一生治学与处世。他常说，自己一生只是“尊崇孔子”，并从这三句话中汲取最根本的力量。

‌钱穆“渡江论”是其在 1949 年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通过分析中共发布的渡江文告，预判新政权可能缺乏文化包容性，从而决定南渡香港以保全学术自由与文化传承的著名论断‌，其核心经典句子为"‌君看渡江公告，有无大度包容气象？‌"。这一论断不仅反映了钱穆对当时政治局势的敏锐洞察，也直接促成了他离开大陆、创办新亚书院的人生抉择，使其成为现代四大史学家中唯一得以善终的学者 。‌‌‌

论断背景与核心内容

钱穆提出“渡江论”的时间集中在 1949 年春末夏初，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政权面临覆灭的关键历史节点 。面对亲友劝留，钱穆通过对政治文本的细致解读，形成了自己对未来的判断：‌‌‌

‌核心话语‌：钱穆在离开大陆前，曾问其伯父钱基成（一说亲友）：“君看渡江公告，有无大度包容气象？”对方沉默不语，钱穆由此预感到自己在新政权下难以容身 。

‌分析依据‌：他所指的“渡江公告”主要指 1949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钱穆认为公告文本辞藻冷酷，缺乏对传统文化“道统”的尊重与包容，显示出新政权对知识分子独立性可能存在排斥机制 。

‌思想根源‌：作为坚定的传统文化守护者，钱穆一生致力于“以史救国”，主张维护“礼义仁智信”的传统道德秩序 。他担心激进的革命暴力会摧毁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与道德秩序，导致“礼崩乐坏”。‌‌‌

钱穆“渡江论”：

钱穆的“渡江论”是指‌1949 年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历史学家钱穆基于对‌中共渡江公告文本的细致分析‌，预判新政权可能‌缺乏文化包容性‌，进而选择‌南渡香港‌以保全学术自由与文化传承的著名论断 。这一论断不仅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面前的抉择困境，也直接影响了钱穆后半生的学术轨迹与文化贡献。‌‌‌

背景与核心观点

‌历史背景‌：1949 年，随着渡江战役爆发，国民党政权覆灭在即，国内知识分子面临“走还是留”的重大抉择 。

‌核心疑问‌：钱穆在离开大陆前，面对亲友劝留，曾提出著名疑问：“君看渡江公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

‌文本分析‌：他通过研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认为公告措辞严厉，主要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及“战犯”，缺乏对传统知识分子和旧秩序的真正包容，预感自己在新政权下难有容身之地 。

‌思想根源‌：作为坚定的传统文化守护者，钱穆认为渡江战役不仅是政权更迭，更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断裂”，主张“守住传统文化的根，才能守住中国的魂”。‌‌‌

回归论：

钱穆并没有一个单一、固定的名为“回归论”的独立理论体系，但“回归”是其思想核心中极为关键的一个维度。结合其著作与演讲，钱穆的“回归”思想主要体现为‌从认识自己到回归自己‌，具体涵盖‌文化回归、教育回归、历史回归‌三个层面。

以下是钱穆“回归”思想的核心要点：

1. 文化回归：从模仿西方到确立主体性

钱穆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盲目模仿西方，导致文化主体性的丧失。他主张在吸收西方长处的同时，必须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位。

‌反对全盘西化‌：他指出，东方人教育的最大错误是“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甚至为了学别人而“破灭了自己”。每一国家民族的教育必有一套自己的体系。

‌中西文化差异‌：他认为西方文化看重“成物”（物质、科学、个人自由），中国文化看重“做人”（道德、人文、群体和谐）。回归传统并非固步自封，而是为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文化的根基与认同。

‌天人合一‌：钱穆强调中国传统人生观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即以小生命融入文化和自然的大生命中。这种回归不是回到过去，而是通过理解传统智慧来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官媒‌

2. 教育回归：从功利训练到人格养成

钱穆对近代教育过度功利化、职业化持批判态度，主张教育应回归中国传统中“教人为人”的根本宗旨。

‌教育的第一任务‌：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让国民“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就像教一个人认识他自己一样。如果不认识自己的传统，其他一切无从谈起。

‌超越知识与职业‌：中国传统教育的精神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或训练职业，而是为了全社会的人格完善。儒家教育负起了其他民族宗教的责任，旨在培养“君子”而非“小人”，追求“尽性成德”。

‌师道与人道‌：他强调“重师道即是重人道”。真正的教育者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道德的楷模。复兴传统教育，就是要恢复这种以德性为中心的教育理想。‌‌

3. 历史回归：温情与敬意中的立国之本

在历史观上，钱穆主张回归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以此作为现代中国立国的精神基础。

‌反对虚无主义‌：针对五四以来对传统的激烈批判，钱穆提出要对本国历史抱持“温情与敬意”，认为这是建立民族自信和文化认同的前提。

‌立国思维‌：他提出“立国形势、立国规模、立国精神、立国理想”等概念，认为现代中国的建设不能脱离自身的历史传统。盲目奉外国为楷模是民国以来的病理根源，必须回归到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寻找治理智慧。

‌以史为鉴‌：在《国史大纲》等著作中，他试图通过梳理中国历史的内在脉络，证明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与独特性，从而为抗战时期的民族存续和战后的国家重建提供精神支撑。‌‌

总结

钱穆的“回归论”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自觉与重建‌的思想。他并非主张复古倒退，而是呼吁在现代转型中：

‌认清自我‌：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价值。

‌回归本位‌：在教育、政治、文化中重新确立中国传统的主体地位。

‌面向未来‌：通过激活传统资源，解决现代性问题，实现“从认识自己到回归自己”，最终达到“更好地走向未来”。‌‌

这一思想对于当今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保持文化自信、处理中西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穆有散文吗？

‌钱穆确实有散文作品‌。虽然他主要以历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的身份著称，但其文字风格兼具学术深度与文学美感，部分作品被明确归类为散文或具有散文特质。

钱穆的散文类作品包括：

‌《在荒乱的生活中，求一点上进》‌：这是一本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于2016年出版的散文合集，收录了钱穆多篇随笔，如《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做人的规矩》《人生三境界》等，内容聚焦读书方法、处世哲学与精神修养，属于典型的心灵类散文 。

‌《湖上闲思录》‌：1948年创作的哲学随笔集，围绕“人文与自然”“情与欲”“斗争与仁慈”等三十组命题展开思辨，文风闲散而深邃，融合儒释道思想与西方哲学，被广泛视为现代中国学术散文的代表作 。‌‌百科‌

‌《中国文学论丛》‌：虽为学术文集，但其中多篇如《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谈诗》等，以随笔形式探讨文学本质，语言流畅、见解独到，具有浓厚的散文色彩 。‌‌

‌杨绛回忆散文《车过古战场》‌：虽作者为杨绛，但文中大量记述了与钱穆1933年同赴北京的旅途对话，生动展现了钱穆的博学、俭朴与风骨，侧面印证其日常言谈即具散文般的诗意与哲思 。‌‌

此外，钱穆在《中国文学论丛》中高度推崇《论语》《庄子》《世说新语》《苏轼志林》等为“散文小品”典范，并主张“写封书信也就是文学”，体现出他对散文文体的深刻理解与实践倾向 。‌‌

综上，‌钱穆不仅有散文，其散文还融合了哲理、文化反思与生活体悟，具有较高的文学与思想价值‌。

‌初学者‌可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或《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入手，语言平实，内容聚焦。

‌深入研读‌应优先《国史大纲》与《国史新论》，把握钱穆史学核心。（钱穆著作财产权保护期至‌2040年）